主体意识的梦态迷失

──解读韩少功《归去来》中的自我追寻

        金狮小学 储楚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城乡文明及中西文明冲突极为剧烈，而那些经历过苦痛沧桑而异常敏感的知青作家对这种冲突的感受尤为强烈。在这个时候，这一批年轻的作家正走向成熟，他们需要找到强大的精神支柱，以填补现实的政治理想失落后的空洞，“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即使在现实中找不到，也应该到想象中去寻找。于是，他们利用起自己曾经下乡接近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在韩少功的第一篇寻根小说《归去来》中，作者采用一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描述，以不确定的主体的迷失与重构，执着探寻。

一、 叙事主体的陌生“回忆”

韩少功在谈到创作体会时，也曾说过：“写作时有时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红楼梦》中‘假作真时真亦假’，有‘甄’‘贾’二公。”而他对于这种“陌生化”的文艺理论思维方式与创作手法的运用，在其小说《归去来》中则有着突出的表现。

“很多人说过，我们有时候第一次到某个地方，却觉得那个地方很熟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归去来》一文中，主人公对他所到的乡村感觉似曾相识。他可以准确地推测出村里的景物，同时却又肯定地坚持自己未曾来过这里。而更令他奇怪的是，村民都认识他。“来了？”村民问他。而他答道：“恩，来了。”并未表示出自己的不解。从这里开始，“我”开始慢慢地成为了另一个人。村民们都称呼“我”为“马眼镜”，一个主人公素不相识的人，他们热络地和“我”聊着马眼镜的往事近况，使得“我”更加的糊涂，“那个马什么又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名字是“黄治先”。但是混混沌沌地，他还是走进了村民的家里，接受他们的招待。主人公是怎么来到这个村子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是想到吃住不愁，便觉得当一回“马眼镜”也不坏。面对村民的问题，“我”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明明是信口胡说，却又感觉自己知道些什么。渐渐的竟然发现自己其实拥有那个“马眼镜”的记忆，对他的 “扮演”越来越投入，也越来越怀疑自己。

“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①]这是主人公初到村寨时说的话。直到他去看望“三阿公”，他也仍然相信，他“确实没有来过这里”。然而当他在村民家里洗澡，看着自己的身体时，却感觉到陌生，只能“努力断定”，他没有来过这里。最后，他几乎是逃走了，他觉得整个村子让他窒息。他回到县镇，给朋友打电话，却又对电话里朋友对自己的称呼茫然了，“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吗？”

文中的一切对于“我”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恍惚中重新拥有了逝去的时光，却难以确定这是属于谁的。“我”已不再是我，偏离了主人公应有的立场，以陌生化的眼光来看待当年的知青生活与乡村状况。真正的主体情感并未尽致地表达出来，而是用梦游一般的体验来讲述过往的苦难与慰藉。正是这种陌生意识的建构，使作者得以超越现实生活本然的形态，开掘灵魂深处的哲思。

二、 “自我”语义的搁置与重构

语言是制约人的本质的最大因素，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在《归去来》中，村民们和“我”交谈用的语言，相比“我”用来不断提醒自己“没有来过”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质朴直率，充满地域特色。而后者则采用外在于那个乡村世界的“先进”的用语。二者鲜明地形成对比，体现出主人公对“自我”把握的努力，和逐渐迷失的力不从心。文章中，主体对于那段乡村经历的情感呈现出表面上的单薄，而实际上是作者将“自我”置于冷静的理性角度去面对过去。他搁置了本应情感洋溢的语义场，放弃一般的个人的体验，代之以严峻沧桑的阔大意味。“我是无数偶然之后的一个受精卵子，来到世界干什么，可以干些什么呢？”小说中“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陌生感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混沌的自我怀疑实际伴随着悄无声息的语义重构。主人公刚到村寨的时候是一个轮廓模糊的、模棱两可的形象，只是对那个小村有着莫名的熟悉感，读者无法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也不知他来自哪里又为何来到村寨。但在被村民当做“马眼镜”接待的过程中，渐渐地成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许多体验、经历、故事注入“我”这一个体中，逐渐勾勒出一个善良、正义而富有人情的清晰影像。然而，主体存在的虚无与不确定性，也给这种重构带来了矛盾。村寨中逐渐浸入“我”的那个“马眼镜”，与回到旅社后被朋友称呼的“黄治先”猛烈地碰撞，让主人公彻底迷失。

三、 从主体隐遁到身份探寻

诚如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说：“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但并不是像一个大发牢骚的政治家或是一个正在大哭或大笑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但是，艺术家所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韩少功经历过文革，遭受过盲目激情的痛苦，见证了乡村的落后和那个时代人性的泯灭与丧失。因此在他最初的创作中有过控诉一般的“激愤不平之鸣”，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但他逐渐发现这并非自己满意的艺术形式。喜好思索的他开始不断求索思想情感与艺术表现如何能更好地融合，这也注定了其作品的与众不同。

思维的火花碰撞出他独特的“二律背反”，使其笔下的一切都不是纯粹的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留给读者更多思考和讨论的空间。正如《归去来》所体现出来的不确定的主体与叙述，作者深知普遍意义上的艺术手法，难以充分表露他对苦难、生命、本原的复杂情感与理解，也难以将中国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真正表现出来。于是他将主体隐藏在重叠的“我”之中，用接近意识流的语言塑造神秘的氛围，使读者对“马眼镜”、“黄治先”的身份，乃至对整个故事产生疑惑与恍惚感后，不由自主地发出探寻与思索的冲动，渴望把握作者真正的思想意图。

《归去来》中主人公对“我”的把握，可以说是一个自我身份认同、否定与探寻的过程。从最开始的对“黄治先”这一身份的确定，到逐渐怀疑，直至最后被“马眼镜”覆盖，走向身份迷失。通过分析二者的差别可以看出，“黄治先”是典型的城市文化中的现代人，而随着情节的发展，他在语言、记忆上的现代因素却在逐渐减弱，一步步走向具有美好性格品质、亲密融合于淳朴乡土的“马眼镜”。这样的身份探寻，在思想变革时代的中国一再被上演，经历了创伤的知识分子，在各种社会矛盾与精神危机的强烈冲击下，困惑于此却无法找到答案。很显然，韩少功在文章中对现代文明是抱着复杂的偏于否定的态度的，他在喧嚣都市中所获得的身份定位无法停住其追寻本真自我的脚步。“你们城里人，是没情义的”，当“四妹子”这样指控辜负了姐姐的“马眼镜”时，作者并没有让“我”进行否认。而文中的“黄治先”最终逃离乡村回到城市，又让人隐约可以窥探到作者寻而未果的无奈。韩少功关注古老而奇丽的楚文化，深知传统文化长久地潜伏于现代人的精神表层之下。同时却也清楚地看到，在这遗落于现代文化一隅的乡土文明中，新的“自我”已无法重新建构，“我”的处境注定尴尬而迷茫。

四、 结语

何为“寻根”？韩少功自解为寻民族文化与个体生命之“根”以重建之。《归去来》中对“我”的探寻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寻根”，却又超越于其上。韩少功在文章中以其迷幻而细腻的笔触，带读者游历了从自我的肯定到怀疑再到迷失和追寻的过程。让传统与现代两个“我”的身份碰撞、交融，将人类存在与精神方面的深沉的哲思，用陌生化手法和潜意识化的语言融入小说中。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的梦态迷失，牵引出了深层次的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的思考，将真实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焦虑与疲惫结局昭然揭开。这一切都使得小说拥有了更为厚重的文化价值与人本意蕴，亦不由令人叹惋冥思──“由何处归来？向何处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