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陈独秀之间没有私交，两人只有一段在《新青年》杂志共事的短短渊源，然而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两人惺惺相惜的感情。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月刊，发起新文化运动。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同时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学长，胡适、刘半农聘为教授。陈、胡、刘三人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当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最力的钱玄同教授十分赞同《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钱玄同十分佩服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故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在钱玄同的多次催促下，周树人写下了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的笔名发表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

    陈独秀对《狂人日记》有什么评价，目前未发现任何资料，但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佩服可从其1920年致周作人的几封信中看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致周启明信》（三月十一日、八月二十二日、9月28日），载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P118、153、176）在陈独秀的多次催促下，鲁迅在《新青年》上陆陆续续发表了包括小说、随想录、政论文、新诗和译文在内的共五十多篇作品。

    1920年9月《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后，陈独秀全身心投入创建中国共产党，和鲁迅的交往中断了，但两人以后还是有在文章中提到对方。

    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很感激地提到陈独秀：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著《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月第1版，P82）

    1934年8月，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非常传神地刻画了陈独秀坦荡的性格：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著《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P55）

    鲁迅逝世后，陈独秀写了一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的文章，对鲁迅作出他的评价，刊载在1937年11月21日出版的《宇宙风》第52期上。因篇幅较短，全文引述于下：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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