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侠义精神，无非将普遍性人类精神从小写变成大写，其崇高固可仰望，也可攀爬。
    有年轻朋友问：武侠片如何传承侠义精神？这是一个好问题。
    问题的提出，或是基于最近武侠片中侠义形象及侠义精神的稍显淡化，例如《剑雨》和《武侠》，其主人公与其说是侠士，不如说是隐者。尤其是《武侠》一片，其中侠义人物及侠义精神有些贫瘠荒凉，以至于让人质疑该片是否名副其实。有意思的是，该片导演陈可辛说：生活中并没有侠。言下之意，似并不相信侠的存在。一个人如何能表现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呢？
    说生活中没有侠，或许基于以下几条理由，一是侠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早已消失，侠士非但不再存在，且不再有存在空间；二是认为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个人奋斗乃至自私自利变得天经地义，侠义精神似已成古典奢侈品，在现实中难觅影踪；三是现代社会的目标当是公民社会，容不得个人的武侠行为，经典侠义行为该让位于合法的社会救援及慈善组织。
    只不过，对这一问题，可以有更广阔灵活的思路。首先，侠士作为社会阶层不再存在，并不等于侠义精神也不存在，更不等于侠士精神不再有社会心理需求。其次，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侠义的经典表述，即“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若非胶柱鼓瑟，这侠义精神的定义，就需作与时俱进的思索、理解，和具有现代性的表述。所谓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无非为乐于助人、急公好义；所谓不既信、不倍言，无非诚实守信、有诺必践；所谓侠义精神，无非人道精神的知行合一及勇敢担当。如此，在当代社会中，赋予现代性的侠义精神不仅有存在的空间，更有广泛的社会与心理需求。最后，关键的一点，是武侠电影作为一种“成人的童话”，并非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社会镜像，而是需诉诸想象和幻想的艺术游戏，其中的侠士形象，类似于其它类型电影中的英雄，概念内涵与外延都可以作较大限度的延展或通分。无论什么时代，救人于厄、振人不赡、急公好义、勇于担当的侠者英雄当会受到热烈欢迎；人道博爱、助人为乐的侠义精神，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义行为当人所共仰。实际上，一个社会中越是公道匮乏、自私者众，对人道博爱且乐于助人、急公好义并勇于担当的侠义精神的心理需求量，只会更大且更多。
    当代武侠电影如何传承侠义精神？就真正值得深思了。
    若熟悉武侠电影史，即不难发现，武侠片如何传承侠义精神的问题，实在由来已久。上世纪20年代末大火特火的《火烧红莲寺》中，号称有侠邪之分，却并不以武侠精神传承见长，而是以神魔幻想及仙术奇观吸引观众；60年代香港武侠功夫片高潮中的流行电影，也大多以张彻提倡的“阳刚美学”和“暴力美学”为标本，即以精彩的武打设计为求，而并不以传承侠义精神为念，侠义人物及精神则难以落到实处；功夫喜剧倒是恰如其名，有功夫、有喜剧，但有些作品不免将侠义精神置之度外；发展到娱乐闹剧，干脆狂欢到死、侠义镕销。面对好莱坞电影中动辄出现拯救社会、拯救人类、拯救星球的美国英雄，沉湎于复仇夺宝打斗狂欢的中国好汉难免自惭形秽。我们的娱乐，有太多泥浆。
    侠义人物及侠义精神并非完全绝迹于银幕江湖，只不过又有别种问题。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荒山得金》，40年代末50年代香港粤语片黄飞鸿系列，70年代胡金铨在台湾拍摄的《侠女》，80年代大陆武侠电影《武当》和《武林志》，构成了武侠片的正宗传承。其中存在的要命问题，是侠义人物成了僵化概念，武侠故事由概念演绎，侠义精神成说教口水。此类影片中，侠义人物死板正经、主题千篇一律、故事沉闷乏味，让人难以消化、昏昏欲睡直至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可谓名教文化的遗传病，武侠电影如此，其它类型的英雄模范电影也如此。具体病症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武侠电影当成了道德说教材料，口水四溢；有意无意间将侠义英雄等同于道德圣贤，不仅要他们大公无私，且要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娱乐泥浆与神圣口水孰优，于是成了问题。而在泥浆与口水两端摆荡，则正是我们文化及其文化心理的痼疾要害。
    在武侠电影史上，当然也有侠义阐扬的较好事例。张彻的《独臂刀》，胡金铨的《龙门客栈》，李小龙的《精武门》，楚原的《楚留香》，张鑫炎的《少林寺》，徐克电影《黄飞鸿》系列，俱有侠义精神的传承发扬之功。其成功之道，在于将武侠人物及侠义精神纳入人文道德的构想坐标中。即侠义人物首先是个具体人物，有身份印记和性格特征；其侠义精神是建立在个人心理品质的基础上。
    由此可见，武侠片侠义精神的传承，端在人文精神的拓展。人类个体的精神境界向如层峦叠嶂，其中高下之分，并非天壤不接，而在马斯洛的多层次需求的理论框架中。侠义英雄并非没有凡人的低级需求或欲望弱点，只不过在特殊的情境下能够作有效且可信的自我精神提升。所谓侠士，不过是自我矛盾冲突中的胜者，而后扩大自我精神边界，并成为幻想童话中寓教于乐的人类英雄。而所谓侠义精神，无非将普遍性人类精神从小写变成大写，其崇高固可仰望，也可攀爬。
本文摘自《秋碧学的雅趣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