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2018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2-1)
(2019-12-30 12:00:23)分类: 指误纠错 |
试评2018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
2015年第8期《集邮》报道了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本文简称《目录》)即将出版发行的信息,其中说明“随着邮票资料的丰富,现有的目录出版形式将在本版目录出版后发生重大变革”。时隔2年多,2018年11月出版了2018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以下简称“新版《目录》”)。新版《目录》的“编写说明”称:“2015版出版以后,受到广大集邮爱好者的关注,许多读者纷纷通过集邮报刊提出自己对2015版《目录》的建议和看法,并且善意地指出了2015版《目录》在编写中出现的失误。2018版《目录》对已发现的2015版《目录》存在的问题,都做了相应的核实和修改。”笔者将新版《目录》与2015版《目录》对照,试做评论。
一、2018版修改的内容
2002-1“版式二为三等奖”,更正为“版式二为三等奖奖品”。
2003-1“版式三为三等奖”,更正为“版式三为三等奖奖品”。
2002-3删除了错误的“整张规格:30×40”。
2003-10“2全”,更正为“3全”。
2003-14英文票名后标的“(T)”,更正为“(J)”。
2003-16M“小全规格”,更正为“小全张规格”。
2003-21“150×240”,更正为“240×150”。
2013-8M“1.20元”,更正为“6元”。
更正了几种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图案倒置的问题。
此外,2018版补充:2004-1版式三发行量550万枚,2005-1版式三发行量450万枚,2006-1版式三发行量410万枚,2007-1版式三发行量520万枚,2008-1版式三发行量670万枚,2009-1版式三发行量600万枚,2010-1版式三发行量620万枚,2011-1版式三发行量600万枚。
二、2018版出现的新问题
一套邮票的设计者、雕刻者、摄影者等为2人及2人以上的,均未标出图号。
2016-3“[E]刘益民”,应为“[E](3-3)刘益民”。
2016-5“47mm×35mm(一、三图) 62mm×35mm(二图)”,应为“(3-1)(3-3)47mm×35mm (3-2)62mm×35mm”。图号表示不规范的还有2016-26、2016-31、2016-32、2017-27等。
2016-10“[D]刘金贵
2016-17“3枚连印”,应为“横3枚连印”。未标明连印方式的还有2016-19、2016-20、2017-8、2017-9、2017-30。
2016-20为竖2枚连印,2枚邮票不应横向排列。
2016-28、2017-30英文票名后漏标“(J)”。
2017-6“[D]冯远
2017-17英文票名后漏标“(T)”;“(二图)”,应为“(6-2)”。
2017-31“[D]史渊
不应将“普32 美丽中国(一)”“普32 美丽中国(二)”并列编排,因普32是一套邮票分次发行,故应统一为“普32 美丽中国”编排。
三、需要探讨的问题
“凡例”说明“邮票规格”分“图幅”“票幅”,但小型(全)张中的邮票规格分别用“邮票图案规格”“邮票规格”表示,也应用“图幅”或“票幅”表示。
版别应使用同一类用语。“凡例”中的“印刷版别。分别用胶版、雕刻版、影写版、凸版、影雕套印、胶雕套印等来表示。”以上用语混淆了印刷用版与印刷方法两类不同的用语,如表示印刷用版的“影写版”与表示印刷工艺的“影雕套印”显然不是同一类用语。
关于过桥票。笔者曾经请教过几位集邮家,他们的观点同吴凤岗主编的《实用集邮词典》中的相关解释:“[过桥票]指中间连有副票或较宽空白的一对邮票。有时在两枚邮票中间夹有的空白部分上,印有与邮票相关的文字或图案,但无面值,不能作为邮票使用。”那么,1997-16、2000-3等邮票标注的“过桥票规格”,应改用“附票规格”。
附票不应统计在“整张枚数”之中。2007-22的“整张枚数”标注为“10(5×2)每行另有1枚附票”,其10枚则不包括附票。而T.51的“整张枚数”标注为“50(5×10)4枚邮票+附票连印”,其50枚包括附票。
不言而喻的情况似不需标注。如T.44《齐白石作品选》标注“[A]齐白石”,类似情况标注的还有1994-14、1998-15、2002-2等。但2007-6、2009-6等未标注。
T.70标注“[A]周令钊
版式二设计者与邮票的设计者不同时的标注。此种情况应类同小全张设计者的标注,如纪47邮票设计者是孙传哲,纪47M(小全张)的设计者标注“[D]刘硕仁”。而2003-5邮票设计者是张鸿斌,版式二标注“[D]刘继鸿(边饰)”,应删去“(边饰)”两字。此种情况还有2003-11、2003-20、2003-26,2005-12(标注“版张边饰设计者”),2017-26(标注“版式二边饰设计者”)等。小本票也有类似的问题,如SB(40)“[D]刘贵忠(邮票)宋鉴(小本票)”,小本票的设计者应为“[D]宋鉴”。
四、2015版失误内容仍未修改
“凡例”之“邮票规格”中说明:“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邮票,1960年之前发行的邮票,其邮票规格是邮票图案尺寸,使用‘图幅’来表示;1960年以后发行的邮票,其邮票规格是邮票实际尺寸,使用‘票幅’来表示。”但最后一套使用“图幅”的是1960年6月1日发行的特38,最早一套使用“票幅”的是1960年6月15日发行的特40,可见以“1960年”为界的说法不对。另应删除“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邮票”。
“凡例”之“发行量”:“1949年至1980年发行的邮票,除少数几套外,均为计划印量。”依据《中国邮票史》等资料,该区间发行的邮票,可确认标为实际印量的邮票远超过“少数几套”。
纪8“[A]王式廓”。1950月2月17日《人民日报》刊出此画作,署名为“王式廓·劳丁·顾群集体创作”。
纪45全套3枚邮票,图号为“(160)-(162)”,均为胶雕版,但标注“[E](161)高振宇
纪47M、纪50M遗漏“邮票图案规格”。
纪50第2枚的图幅27mm×37mm。据《中国邮票史》(第7卷)记述,关汉卿像的原模由邮票发行局雕刻,为27×37.5毫米,因原模已炼火,故决定不再修改。其第2图的图幅应为“27mm×37.5mm”。
纪53“[E]”中出现两个“(178)”图号,缺“(179)”图号。
纪64全套6枚,仅第1枚为影雕版,标注“[E]孔绍惠”,遗漏了图号。类似需要补充图号的还有
纪88第3枚的图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瑞金)》,应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瑞金)》。
纪100全套5枚,但标注“[D]孙传哲 吴建坤(333)周令钊”。类似的失误还有特8、特13、特15、1996-26等。
特44“[A]”中的“(225)(226)(227)”。应为“(225)-(227)”。类似的问题还有特57、文5、文7、T.4、T.55、T.64、1997-9、1997-16、1998-29、2005-25、普13等。
特53的版别标为“凸版”,应为“胶凸版”。
特63(367)的图名“司母戊鼎”,国家博物馆已修改为“后母戊鼎”,故应随之修改。
J.11的[A]中出现印刷失误,其中“(3-2)”和“(3-3)”括号的前半部分“(”分别于前面的“鹤”字、“铭”字重叠。
J.93的“[A](6-1)陈培荣(设计)”,应明确标为“(会徽设计)”或“会徽”,类似的问题还有J.185等。
J.107“整版邮票的左边有一枚附票”,应为“全张邮票的左边有一列附票”,或“全张邮票每行的左边有一枚附票”。
T.74“题字:赵朴初”,应为“[A]赵朴初(题字)”。
T.90的“[A]詹同
T.114(4-3)图名标为“秃鹫”,而邮票图案是“兀鹫”。1991版目录标注该枚邮票的票名为:“兀鹫(原通告,邮票为‘秃鹫’)”。
1997-10GM漏标售价100元的一种。
2001-4“过桥票规格”,应为“附票规格”。
特5-2003的“两枚连印”,应为“竖2枚连印”。没有标注连印方式的还有2004-3、2005-16、2009-16、2014-27等。
2003-1的设计者是王虎鸣,该邮票版式二和版式三均标注“[D]王虎鸣(边饰)”。其他邮票版式二、版式三设计者,如与邮票设计者相同时均不予标注。
2003-17、2005-2均为纪念邮票,英文票名后误标“(T)”。
2003-21“20(4×5)”,应为“16(4×4)”。
2004-24M(小全张)标注“[D]郝旭东(邮票)”,不需标邮票设计者,应补充小全张设计者。
2005-11“10(4×3有2枚边饰)”,应为“10(4×3左右下角各有1枚附票)”。
2005-24“10(6×2 2枚过桥)”,应为“10(5×2)”。
2006-17“地动仪模型复原者:王振铎”,应为“[A]王振铎(地动仪模型复原者)”。
2006-31“[Ph]郭占英(新华通讯社记者)”,应删去括号及内容。
2007-9“[D]王虎鸣 王建国(邮政绿卡)”,应为“[A] 王建国(邮政绿卡) [D]王虎鸣”。
2007-11M的“[D]侯德(邮票)王虎鸣(小全张边饰)”,应为“[D]王虎鸣”。
2007-27“[D]陈景异(邮票)
周宝妹(标识)”,应为“[A]
2009-4“[D]尚予(邮票)关雪仑(会徽和各种分项目象征图标)邓颖(吉祥物)王静(版张边饰)”,应为“[A]
2009-7的“[D]王虎鸣(邮票)
卓文彬(邮展展徽)”,应为“[A]
2009-21的“[D]尚盈(邮票)甘晖(兰州大学校徽)林严冬(兰州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标识)”,应为“[A]甘晖(校徽)林严冬(建校一百周年标识)[D]尚盈”。
2012-22第1枚的图名《戴冠纵目面具》不确切,应为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给它的正式名称《铜兽面具》。
2013-8M图名“搗练图(局部)”,应为“搗练图”。
2015-20M“小型张雕塑原作者:潘鹤梁明诚”,应为“[A]潘鹤 梁明诚(雕塑)”。
2015-27标注“[D]冯远
普无号“[D](5)(7)(8)(10)李大玮(4)(6)张克让(1)-(3)(9)(11)杨白子”。按惯例顺序应为“[D]
普15全套2枚邮票均在图名后标注发行日期,首日发行的那枚不应标注。此种情况还有普16、普21、普23、普25至普27等。
普24发行日期标为“1988.8.10”,全套4枚均标注发行日期,但都不是首发日期。查看以前版本的目录,1991版至2009版中普24第2枚是首日发行,但从2011版开始将此枚邮票的发行日期改为“1988.10.15”。若普24第2枚邮票的发行日期确实是“1988.10.15”,那么这套邮票或其中的某枚邮票的发行日期就是错的。
H1至H4、H6是有齿孔邮票,《目录》中无齿孔。H5至H7票幅40mm×30mm,《目录》中的图为正方形。
错编齿孔度数:1995-25、1996-31、1997-20、1998-28这4套邮票齿度应为12度,误标为12.5度。
漏编同图异齿。漏编10度齿:J.182(3-1)。漏编11度齿:2000-2M。漏编11.5度齿:J.164、J.180、J.185、T.135、T.161、T.166、1992-20、2000-15。漏编11×11.5度齿:1993-2、1993-11(4-1)(4-2)。漏编11.5×11度齿:J.147、T.112、T.126、T.146。漏编12度齿:2002-20、SB-19。
五、对2018版《目录》的疑问
1992-18标注的“[Ph]柳成行”。元帅像与长征时的照片都是一人拍摄的吗?还是漏标图号?
2001-20标注的“[Ph]江聪”。这套邮票是中国和埃及联合发行的邮票,埃及的那枚也是江聪拍摄的吗?还是漏标图号?
2003-6邮票是由中外两国设计者设计的。版式二是否为我国设计者单独设计的?如果是则应标注版式二的设计者。
2004-24M的“[Ph]赵承安(边饰)”。其中“(边饰)”是否为“(附票)”之误?
2005-26《人民军队早期将领(二)》标注:“[ph]佚名 [A]廉南宁 [D]阎炳武”。查2005年7月19日《中国集邮报》第4版,刊有该套邮票责任编辑赵蕾的“邮票编辑手记”《人民军队早期将领(二)》,其中版权情况是这样说明的:“五位领导人的资料照片是由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此外,第二方案设计者阎炳武在邮票内添加一些背景,这些背景均为设计者本人绘画作品,不涉及第三方版权。”其中的第二方案是最终方案,那么“[A]廉南宁”是哪一部分的原作品作者?
有的影(胶)雕套印邮票没有标注雕刻者,如J.9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2-2)为“影雕套印”,2004-26《清明上河图》为“胶雕套印”等,但均未标注“[E]”。此种情况是漏标了雕刻者?还是采用非手工雕刻原版?如非手工雕刻的,似应标注制作者,或在《目录》的“凡例”中予以说明。
SB(25)的“[D]王虎鸣(邮票、小本票)刘向平(邮票、插图)”。此处的“[D]”只应标出该小本票的设计者,那么刘向平是否直接参与小本票的设计?若参与设计,应标为“[D]王虎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