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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王梵志诗校辑》

(2018-07-27 18:53:05)

       王梵志 (隋末至唐初年间前后在世),唐初白话诗僧,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原名梵天,生卒年、字、号生平、家世均不详,隋炀帝杨广至唐高宗李治年间前后在世。诗歌以说理议论为主,多据佛理教义以劝诫世人行善止恶,对世态人情多讽刺和揶揄,对社会问题间或涉及。多数作品思想消极,格调不高。语言浅近,通俗幽默,常寓生活哲理于嘲谐戏谑之间。艺术上比较粗糙,但对认识初唐社会和研究白话诗的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对初唐盛行的典雅骈俪诗风有一定冲击作用。原有集,已佚。有今人整理本《王梵志诗校辑》,收诗348首。
     《桂苑丛谈》和《太平广记》卷八十二《王梵志》都说他生于隋代,为黎阳城东人王德祖从枯树中发现收养的,"七岁能语","作诗讽人,甚有义旨"。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又说他是"通玄学士"。约可考知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初唐。
       据胡适、郑振铎、张锡厚等人考证 ,梵志约生活在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下叶,享年80有余。他生于殷富之家。幼年时,家有奴婢,生活充裕闲适,读过儒家经典和诗书。隋末战乱,家道中衰,仅剩薄田10亩。为家计生活,他农忙种田,农闲外出经商。唐初,繁重赋税和天灾,迫使梵志家产破败,以致穷愁潦倒,被迫做雇工、帮工。他曾做过监铸官,廉洁奉公,以孟尝君自况,但任期未满即被革职。梵志有五男二女,但子女不孝,使他晚年生活无着,成了"身无一物"的"硬穷汉",甚至衣不蔽体,食不饱腹,被迫沿门乞讨。穷困悲惨的生活迫使他半路出家,50多岁又皈依佛门,信仰佛教,以寻求解脱。但他并非严守佛门戒律修行之僧徒,而是四处募化求斋,过着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这一时期是他诗歌创作的高潮,直至80岁左右他还写下不少回忆自己坎坷一生的诗篇。王梵志一生历尽沧桑,饱经忧患,这为他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唐末人范摅写了一部《云溪友议》,记录了十八首王梵志的诗:五言绝句十五首,七言绝句三首,并且有关于王梵志其人的介绍: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语,则吟以王梵志诗。梵志者,西域人,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所谓归真悟道,徇俗乖真也。
       在范摅以后不久,有一个署名"冯翊子子休"的人,写了一部《桂苑丛谈》,其中较详细地记载了王梵志的小传。今全录于此: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抱胎而出,因收养之,及七岁,能语。向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梵喜。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意旨,盖菩萨示化也。
       范摅的《云溪友议》另有一说:"梵志者,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此说也认为梵志为林木所生,只不过将其出生地由黎阳改为西域,其神秘色彩依然很浓。由于林木之说不足信,所以也有人认为王梵志并无其人。幸而时隔千余年之后,于敦煌佛窟竟出土了一件"大唐开元二十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下直下孙王道"奠祭其友杨筠的祭文,这就不仅确证了王梵志确有其人,而且也确证了王梵志籍贯黎阳。由于王梵志孙王道的祭文撰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由此逆推,王梵志生活的年代应该是唐高宗、武则天之世。
      《太平广记》卷八十二也收有此文,注曰:"出《史遗》。"所谓《史遗》,就是《桂苑丛谈》里的一卷,并非另外一部书。这个故事,除去他的神话部分,可知王梵志是生于隋代,因为失去生身父母,收养在王家,故以王为姓。他作了许多感化世人的诗,其中有道家思想,故皎然以为他的诗是道情诗。较多的是佛教思想,故有人传说他是菩萨化身。



诗作
特色
       王梵志的诗歌以说理为主,重视惩恶劝善的社会功能。某些诗篇具有讽刺世态人情的积极意义,如:"造作庄田犹未已,堂上哭声身已死。哭人尽是分钱人,口哭原来心里喜。"诗的风格浅显平易而时带诙趣,往往寓生活哲理于嘲戏谐谑之中,寄嘻笑怒骂于琐事常谈之内,开创了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宣扬封建伦理和佛家教义,内容浅薄,格调不高。

选录
(一)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
              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赏析】王梵志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具有禅理式的机趣。凡袜皆有正反两面,正面即外层,光滑美观,反面即内层,粗糙难看,人们往往把光滑的一面穿在外面,是为美观,而粗糙的一面紧贴肌肤并不舒服,"梵志"把袜子翻过来,把粗糙的一面穿在外面,可能是出于粗心,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大凡看到的人都说他穿错了。然而正错都是人所言,"人皆道是错"未必就是错。象梵志这样的人却认为宁可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能让自己的肌肤受罪,错误的反是众人。
       世上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图慕虚荣,不顾实际效果,可怕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图慕虚荣的行为视为正确的,作为他们行事的原则。
       这首小诗一如王梵志的其他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从中也能看出诗人任其自然的舒放品性。
       黄庭坚说:"王梵志诗云'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太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田家子尔,杀鸡饭其母,而以草具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使就学,遂为四海名士。此翻着袜法也。今人以珍馔奉客,以草具奉其亲,涉世合义则与己,不合义则称亲,万世同流,皆季伟罪人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

(二)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
             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赏析】王梵志诗多无题,这两首诗的内容都是肯定生命的短暂,死亡的必然。既可以解释为否定长生的观念,即对世事加以讥笑,又很具"黑色幽默"特色,即面对死亡不可避免的事实,诗人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
     "城外土馒头", 以土馒头这样的大白话来喻坟墓,虽不免残酷,还是让人忍俊不禁,"土馒头"弃之城外,可见世人身死之后的孤寂,而生时的荣华富贵显见得是没有意义的了。"馅草在城里", 坟墓既然是土馒头,坟中的人便是馒头中的肉馅了,这一比喻,几乎令人哭笑不得了,成为肉馅的显然是死人,却"在城里",可见生死乃必然,倏忽间两个世界,"一人吃一个"
       这样的大白话,竟然也可入诗,只有王梵志这样彻悟的人才敢为了。生命只有一次,死亡也不可多得,不论你爱不爱吃这个"土馒头",都得吃一个,而且只能吃一个。死后在城外的孤寂生活自然不能与城里的繁花似锦相比,可是,纵然"土馒头"内的生活没滋没味,却由不得你选,不如老老实实"莫嫌没滋味"!
       在这首诗中诗人坦然面对生死,语调轻松幽默,但又并非视生死如儿戏般的不负责任的轻松,也并非强作欢颜的故作轻松,而是在正视自然规律彻悟生死后,对世人的讽诫。第二首的幽默感似乎少了些,而冷嘲热讽却激烈了许多,"世无百年人"意思是凡人,皆不可能长生不老,这其实是每个正常人都知道的,但是偏偏有许多人不愿正视这一点,而是在活的时候,广置田产或遍求仙求,作着妄图长生不死的幻想,此即"强作千年调"。据传王羲之的后人陈僧智永善书,名重一时,求书者多至踏穿门槛(" 门限"),于是不得不裹以铁叶,取其经久耐磨。诗中就用"打铁作门限"这一故事,形象表现凡人是怎样追求器用的坚牢,作好长远打算的。在诗人看来这无非是作无用功,故可使"鬼见拍手笑"。说见笑于鬼,是因为鬼是过来"人",应该看得最为透彻,所以才忍俊不禁。鬼笑至于"拍手",是梵志语言生动诙谐的表现。
       宋代范成大曾把这两首诗的诗意铸为一联:"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十分精警,《红楼梦》中妙玉就很喜欢这两句诗,而"铁槛寺"、"馒头庵"的来历也在于此。

(三)

我有一方便,价值百匹练。
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
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
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
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
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木。
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
梵志翻着袜, 人皆道是错。
乍可刺你眼, 不可隐我脚。
吾有一言,绝虑忘缘。巧说不得,只用心传。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涧长秋。
山云当幕,夜月为钩。卧藤萝下,块石枕头。
不朝天子,岂羡王侯。生死无虑,更复何忧。


http://s8/mw690/003ynolNzy7mmCqLHRd77&690

【阅读】《王梵志诗校辑》序  
                  任半塘

       

    《王梵志诗校辑》依据敦煌遗书二十七种不同的写本,以及散见于唐宋诗话 、笔记小说内王梵志佚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编成王梵志诗的全集,对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来说,总算是离开了古董身份 ,公诸于世了。像这样系统地从敦煌遗书整编出诗人的全集,在敦煌学研究范围内还是不多见的。          一九OO年,敦煌藏经洞发现近千年前各阶层人士手写的、总数达万件以上的汉文卷册,它们且多正、背两面兼写,举世命名为‘敦煌遗书’,这是我国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其中除大量宗教经典及与宗教有关的各种文字外,余则属于民间和非民间的作品,经、史、子、集四类古逸文书的份量之多,浩如烟海,一望无边! 这种烟海般文献多数是单篇残卷,彼此凌乱地混杂在一起, 但是这些珍品的发现并没有引起当时清朝政府的重视,以致造成大量的流散遗失,情况空前,且有研究价值很高的敦煌遗书反被劫藏到英 、法、俄、日等国,更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惊人损失。
       敦煌遗书既已流散世界各地,某些管理或调查人员编号著录时,往往轻率从事,只记录每卷写本正背两面所见较显著的内容,对于很多较短的零星文件, 则语焉不详,甚至熟视无睹,置之不理。至于篇与篇间、面与面间、本与本间,有何断续异同的隐显关系存在,本应该仔细发现理出头绪,逐渐把它们归还原状、成书、成器才是,而著录者有意无意,多失检点,粗枝大叶,工作做得远远不够,有时明知故犯,还讳莫如深,使人无从调查过目, 更难以改正之后,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凡有志敦煌学研究的人,要想就世界所存全部敦煌遗书内有关卷册的正背两面去穷追远访,彻底普查 , 著录成书,求其条条有据、面面周全,达到最高水平,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了。
       长期以来,敦煌学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敦煌遗书内佛道经典以及经、史、子、集等残卷佚篇,至于其中通俗的民间作品,虽也有过一些整理,但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它们正是当时社会历史,人情风貌和宗教思想的真实反映,因此,继续进行这类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敦煌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过程,首先以罗振玉为中心,编印许多“遗书”、“佚书”、“丛残”,整理或编译一 些简目,撰写许多考证、题跋一类文字,起到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作用。其次,由于国内学人不断赴英、法等国选抄遗书、翻拍照片, 敦煌遗书的研究十分活跃。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分别编印敦煌曲子和变文的初步总集,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还有人研究了韵书,有人整理辑录《敦煌资料》第一辑(惜未见有第二辑问世)……这一时期, 生机勃勃, 总算干了不少工作。但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长达二十年之久, 就冷下来了,同国际上的“敦煌学热”相比,极为不称。也就是说已经走到非扭转这种局面,另开新径的时候不可了。
       就王梵志诗的整理来看早在一九二五年,刘复《敦煌掇琐》辑录三个本子(内只一本题为王梵志诗)。其后,郑振铎也校录过《王梵志诗一卷》和佚诗十六首。而在国际敦煌学界王梵志诗确曾吸引很多研究者的兴趣,产生不少研究成果,可是,还未能辑录成集,法国汉学家保罗戴密微先后研究过多种王梵志的写本,力冀成书,终未如愿。如今张锡厚整编的《王梵志诗校辑》在人所共知的敦煌遗书范围内钩沉辑佚,从二十七种有关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其异同,辑录成书,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从整理古籍、昌明祖国文化遗产方面去考核,就该算是认真严肃的了。
    
       

        王梵志和他的五言诗,唐宋以来一直受到僧俗人士的欢迎,明代以后才渐渐失传。清康熙年间编篡的《全唐诗》虽曾广收寒山、拾得等人的诗作,却唯独不顾宋人笔记赞誉过王梵志诗的事实,只字不录王梵志的五言诗、好像若无其诗、若无其人一般。及至当代有人进行《全唐诗》补遗时, 依然置王梵志诗于不顾,一首也不收入《补<全唐诗>》(1), 令人十分费解,不过, 郑振铎《跋王梵志诗》曾云:
     《全唐诗》里不曾收梵志之作,虽然宋人诗话里有时提及之,他的诗传世却极寥寥。 敦煌卷子里有好几卷是他的诗。可见他的影响是远及边陲……现只好将敦煌本的第一卷全印出来。并以第三卷 的残诗及其他各书所载的梵志诗附于后。俟获得第三卷的全本时,当再补刊。
       时隔四十多年以后,当看到《王梵志诗校辑》时,就不 能不为王梵志诗的全集重现于世而庆幸,既可实现郑先生的遗愿,也为《全唐诗》做了一件重要的补遗工作。
       不过,校点敦煌遗书是一件耐心细致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若有疏漏就会造成学术研究上的创伤。如一九五七年英国出版的翟理斯编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卷子目录——《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 只对原卷明确题为王梵志诗的写本作出肯定的解说,而某些失去题记的王梵志诗的断篇残卷,翟目非但不能判断这类写本作者即王梵志,有时反作出错误、含混的解说。再如《伯希和劫经录》(2),虽然列出王梵志诗的卷号, 但仍有不精审之处,其中伯、三四一八、伯、三七二四只分别著录为“五言白话诗残卷”, 继续沿着《敦煌掇琐》之说,未作深入的探求。很明显,如果仅仅依据目录查阅王梵志诗的敦煌写本,而不作全面普查就容易继续贻误下去,得不到必要的订正,也不会积累更多的材料。仍以伯、三四一八为例,这个写本首尾俱残,且无题记, 只保存下来四十七首五言通俗诗,乍看上去与五言四句的王梵志诗不大相同,略加对比,就会发现它和伯、三二一一、斯O七七八所载各诗有某些风格相近,语言雷同之处,王梵志诗的校辑者经过一定的对比研究和有据的论考,并写有专文(3)确认伯、三四一八也是王梵志诗的一个残卷,还将这个写本残诗全部录入卷五, 连同卷六辑得散见于敦煌写本以外的佚诗,这个六卷本将是目前研究王梵志诗的最丰富的辑本。
       再者,敦煌写本多系民间手抄而成,书写水平不一,疏漏笔误乃至信手简写,屡见不鲜,因此校点时必须仔细辨认,切不可粗心大意,贻误读者,无形中又发生不应有的讹误,增添新的障碍,这是要加以注意的。我看过的敦煌本王梵志诗中,有不少字迹稚拙的残卷,常常出现无法辨别的字,和因脱漏而晦涩难解的诗句,不免作难,因为原卷在国外校者只能借助缩微片和翻拍照片加以辨认,其艰窘情景可想而知。但是,只要坚持谨严认真、锲而不舍的求实态度,利用书证,举一反三,还是可以冲过一些文字难关,使绝大多数模糊不清、疏漏错讹之字、词、句得到校正,因而,《王梵志诗校辑 》收入的诗作编者自信保持了原诗面貌 至于某些确实难以辨清的字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以及新材料的发现,将会逐步订正,达到更加完善。

       三 

       唐宋以来,虽然有过一些王梵志诗的评论,而为数不多,且很简略,大都认为他是一个怪僻的释徒,性格反常,爱作通俗的语体诗,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若认真评价王梵志诗实大奇特,全用无言,而翻腾转折,深刺浅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间气息之浓,言外韵味之厚,使读者不由不跟着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短处是有些地方佛教思想影响过深,而又往往片面宣扬儒家道德观念,给人留下些不好的印象。从已经整编的王梵志诗来看,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早’、‘多’、‘俗’、‘辣’四个字。
       先说‘早’。王梵志诗产生的时代,尽管有不同的说法,从有关记载还是可以确定王梵志是一位活跃于民间的通俗诗人,他的诗产生在初唐时期。大历年间,王梵志诗的手抄写本已流传到西部边陲,敦煌遗书内还残存‘大历六年的一百一十首本’。可惜的是这个写本原卷已被劫藏列宁格勒博物馆,从苏编《敦煌手稿总目》附图上,可清晰地看到原卷题记:‘大历六年五月口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沙门法忍写之记’(4)。依此推知,王梵志不可能是‘大历贞元年间的人’,他的诗也不会作于中唐。如果再就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伯·四九七八)所载:‘维大唐开元二十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谨清酌白醪之奠,敬祭没逗留风狂子、朱沙染痴儿弘农杨筠之灵……’这里留下了铁证,它表明开元二十七年,王梵志早巳经下世,他的孙儿已能为杨筠作祭文,那么说王梵志的时代至迟也要早于开元。这是和《桂苑丛谈》、《太平广记》卷八二记载的材料相合的。王梵志诗产生在初唐时期也是可能的。
       次说‘多'。从数量上看, 《王梵志诗校辑》整理的三百多首诗, 同唐代大诗人相比,固然尚不足论,然就《全唐诗》内一般诗人而言,三百余首还是可观的。问题是目前整理的王梵志诗是否就是诗人一生创作的全部作品?由于有关诗人生平的历史记载甚少;《 宋史·艺文志》列入的《王梵志诗集一卷》, 早已失传;而敦煌遗书发现的唐人写本,也多是断简残篇,次第不一,难以窥其诗集原貌。幸有斯七七八保存一篇《王梵志诗集原序》(又见斯·五七九六), 这篇原序不是作者本人所作,可能是纂集者所为。序云:‘目录虽则数条, 制诗三百余首',大约是指诗集收入诗的总数。而校辑本所录三二五首(不包括附诗十二首),虽然表面上接近原诗集的约数,实则远非诗人一生创作的全部, 因为目前整理的原卷手抄写本多不完整,尚有残缺部份,即如‘卷上',仅存十九首诗,显然残去大部份诗作,有待继续补正 。
       再说‘俗’。王梵志诗的‘俗’,不仅表现在语言通俗,口语俚词,皆可入诗;形式自由,信口信手,随意拈弄。还在于它能‘不守经典’(原序)大大开拓诗歌题材的社会领域,选取一些挣扎在下层社会的人物形象,捕捉常见的人情世态,运用简炼的诗句,一一加以描述,既明白如话,又蕴含一定哲理;既容易激起人们的情趣,又发人深省。因此,每当人们看到‘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时,自会感到他的诗别有一番意境,浑朴隽永,juan质直动人,自会受到僧俗道众的欢迎,敦煌地区对梵志诗流传那么多种手抄写本,也就不足为怪了。
       后说‘辣’。王梵志诗的‘辣’,主要由诗人‘直言时事,不浪虚谈’(原序),重视诗歌惩恶劝善的社会功用来决定的。他有不少诗敢于揭露某些不合理社会现象,和人们灵魂中粗俗卑恶的一面,无论是揶揄嘲讽,谐谑xue调侃,还是无情鞭挞,劝世导俗,逐渐形成一种泼辣犀利的诗风,起到针砭顽俗、革弊救偏的作用,散发出强烈的‘辣’味。
       总之,王梵志诗的发现,连同寒山、拾得等人的诗作,已能说明通俗诗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既有深厚的民间土壤,也有其发展过程,在唐代诗歌里理当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因我审校过王梵志诗,锡厚同志要我作序,便简略写出以上几点感想,聊以塞责。

       一九八二年二月,扬州师院。

注释:
(1)《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六三年第三辑。
(2)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版
(3)《敦煌写本王梵志考考辨》见该书附编。
(4)孟西科夫等编《敦煌手稿总目》第二册第672页。


流传
       王梵志一生创作多少诗至今不详。唐大历六年(771年)有110首诗手抄本传世。《全唐诗》不载其诗。《宋史·艺文志》著录王梵志诗一卷。明清以来,梵志诗渐渐失传。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竟将梵志诗屏之门外。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遗书"中才又发现梵志诗。民国十四年(1925年),刘复《敦煌拾琐》录王梵志诗一册。其后,郑振铎校录《王梵志诗》一卷及佚诗16首。国际敦煌学界有不少人研究梵志诗,但未辑录成集。1983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张锡厚校辑的《王梵志诗校辑》。该集依据"敦煌遗书"28种不同写本及散见于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的王梵志遗诗,经过点校、考释,整理汇编而成,收梵志诗336首(不含附诗12首),虽然它远不是诗人作品的全部,但尚可代表诗人的创作倾向和思想风貌。
     他的通俗诗,唐宋时很流行。皎然的《诗式》、范摅的《云溪友议》、何光远的《鉴戒录》、惠洪的《林间录》、《冷斋夜话》、阮阅的《诗话总龟》、晓莹的《云卧纪谭》、庄绰的《鸡肋篇》、费衮的《梁溪谩志》、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陈岩肖的《庚溪诗话》、陶宗仪的《说郛》、杨慎的《禅林钩玄》等都转录有王梵志诗。日本平安朝时代编纂的《日本见在书目录》,著录"王梵志诗二卷",可以推测大约在八、九世纪间竟已流传到日本 。

评价

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有《书"梵志翻着袜"诗》一文,其中说:"(梵志翻着袜诗)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

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五云:"知梵志翻着袜法,则可以作文;知九方皋相马法,则可以观文章。"

胡适在1940年代选注"每天一首诗",汇集自己特别钟爱的古代绝句,将王梵志《翻着袜》一诗放在卷首。

影响

王梵志诗在当时颇有影响,人谓其"不守经典,皆陈俗语,非但智士回意,实易愚夫改容,远近传闻,劝惩令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原序》)。

佛寺禅门往往用它来"教戒诸学道者"或"开悟愚士昧学之流"。

唐代诗人中,寒山、拾得、丰干一路的诗作,直接秉承王梵志衣,而王维、顾况、白居易、皎然等,也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

王维诗《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注云"梵志体"。

皎然盛誉梵志诗"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诗式》)。

中唐诗人顾况作过多首梵志体五言诗。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梵志诗意旨共通。

因此有人认为,唐代白话诗由初唐王梵志,经顾况,到元(稹)、白(居易)得到了发展,逐渐形成通俗诗派。

晚唐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进一步发挥了通俗诗的批判作用。佛寺禅门诗人更直接受梵志诗的影响。

著名诗僧寒山、拾得、丰干等写下许多梵志体诗歌。尤其寒山,更是步梵志后尘,许多诗从内容到形式皆承梵志衣钵。

宋代仍有许多人模仿梵志体写诗。《说郛》卷七有一诗,不仅模仿梵志手法,甚至直袭梵志原句。

江西诗派陈师道、曹祖等也曾搬运梵志诗句。黄庭坚恭维王梵志:"是大修行人也"。范成大巧妙地借用王梵志"千年调"、"铁门限"和"土馒头"诗句,写下"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名句。此句后来被《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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