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在北京市西南郊的房山区境内，距中心约70公里。云居寺以石经而称著于世。

 云居寺始建年代已无可考，一般都以石经开刻年代开始记述。房山石经的创始者为隋代的静琬大师。静琬大师与天台宗的实际创始者智顗大师是同门师兄弟，同为北齐时的慧思禅师的高徒。

 静琬大师有感于当时的末法说，为了法轮常转、以备法灭之用，所以发起刊刻石经的誓愿。静琬大师从发起刻经的那一刻起，终其一生的30多年间，从未间断过刻经事业。不过，静琬大师刊刻的石经都不在云居寺，而是在寺对面的石经山也叫白带山间。静琬大师将山中的大石头凿成石室，并在凿出的石块上刻经，刻后又藏在石室中。静琬大师一生所刻石经藏满了7座石室。自静琬大师发愿刻经起，至明清的近千年中，刻经事业延绵不绝。

 现在石经山上有9座石室，共珍藏着4196块早起石经。其中雷音洞为开放式石室。四面石壁上镶嵌着静琬大师时代所刻石经。石室内有4根石柱，柱上刻有1056尊佛像，号称千佛柱。

 辽金以后所刻石经埋藏在云居寺西南角的地穴中，上建佛塔镇之，故又称压经塔。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云居寺进行疯狂轰炸，云居寺毁于一旦，夷为废墟。好在静琬大师诸先贤有先见之明，将石经藏于石室、地穴，故而未能受损。

 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报请国务院批准，对房山石经进行挖掘、拓印，作为纪念释迦牟尼佛逝世2500年献礼。1957年，根据史籍记载，在被炸毁的南塔基前找到了埋藏石经的地穴。地穴南北长109米，东西宽10米，1万多块石经埋藏于此。文物局拨专款修建了简易房，并制作了铁架子，用以安放被挖出的1万多块石经。黄炳章等老一代房山石经工作者开始对山上、山下14278块石经进行拓印，之后出版了《房山石经影印本》、《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等。

 1999年9月9日9时，对在地穴挖出的石经进行了回埋。这次回埋其实并不完全埋藏起来，而是建有通道、玻璃窗等，从外面能看到里面的石经。

 笔者曾多次拜访过云居寺。最早一次是1983年初，那时的云居寺还是一片荒凉之地，地面上仅剩几座孤零零的佛塔和安放石经的简易房。山门也仅剩下石头门券，好不凄凉啊。

 这些年，陆陆续续修建了山门殿、毗卢殿等。为了旅游方便，还在石经山上架设索道，这不但破坏了这一带的风景，也更不利于文物保护。

 虽然说前些年邀请净慧法师主持云居寺，而云居寺实际管理者是房山区文化委下的云居寺管委会。一旦由这些单位管理，一切就向钱看，一切就为了经济，文物保护与宗教信仰都沦为次要。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舍利，进山门门票不说，光看一次舍利还要再花10元。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把龙藏经板也搬到了这里。

 龙藏经板是中国现存唯一一部木刻经板。这龙藏经板的出生也算是高贵的，清初刊刻完成后，原藏于故宫武英殿，解放后又藏于东城区的柏林寺。由于柏林寺被文化部所占，只好又将经板搬到东城区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可是当时智化寺领导不识货，觉得数千块经板占去好几座殿堂，刚好此时国家文物局要重印龙藏，于是又把这些经板搬到大兴的一个库房内。经过多次辗转迁徙，这些经板损坏严重，而且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盗窃。现在都说龙藏经板还有77000块。这里敢说一句，绝对没有这么多。因为有一部分损坏的留在了智化寺，在云居寺展出的一些经板也是破烂不堪，看了好不心疼，所以为此笔者还曾写过一篇《龙藏经板，我为你哭泣》的短文。

 本人认为，云居寺建不建是次要的，关键是保护好石经以及龙藏经板和明代北臧，那些才是无价之宝。被炸毁的云居寺原样保留，才是日军侵华的罪证，就像不建议重建圆明园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