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创刊150周年专刊|马军:阅读《申报》影印本和使用数据库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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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至1949年5月27日终刊,是我国出版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它历时78年,全面记录了晚清、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其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为同时期其他报纸难以企及,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为了保存和便于学界开发、利用这座资料宝库,经过长期准备和不懈努力,上海书店于1987年正式出版全套400册的《申报》影印本。随后又经相关单位和个人共同努力,历时二十年,于2008年将全套30册的《申报索引》(1919—1949)编成付印,与新版《申报》影印本同步出版,成为近现代文献出版的一大盛事。
今年正值《申报》创办150周年,为纪念这份我国新闻史上出版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报纸,我社现推出“《申报》创刊150周年专刊”,经作者授权,将陆续刊发部分专家、学者在4月30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申报》创刊150周年纪念座谈上的发言(个别文字作者有修改和补充),以飨读者。
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创刊了,这是上海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上海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甚至还是上海新闻史、中国新闻史上乃至世界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今天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举办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1949年前的上海是远东最大的都市,也是远东最大的媒体汇聚地,而其中又数《申报》是最知名、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申报》是一座既宽又深的“学术公海”,它相对准确地对中国近现代史中77年的历程进行了记载;它又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任何一位文人、学者都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相关史料。与此同时,它也有着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因为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的因素,今天仍然可能在起作用,我们要解决好当前问题,常可以从《申报》中找到往例。从清末到现在,虽然技术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人的基本状态,即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吃喝拉撒,并没有本质的改变,所以阅读《申报》可以帮助我们知古鉴今,亦有可能预测未来的走向。
乘此机会我主要是想谈一谈自己以往阅读《申报》纸本和使用数据库的体会,以此供学界朋友参考。
1992年我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曾听近代史研究室的周元高老师说,他曾花费了两年多时间,通翻了全部的《申报》影印本。这套影印本是上海书店在上世纪80年代推出的,全套共400本。在这之后,我为了应对某些课题的缘故,也曾有选择地翻阅《申报》,但总有一种大海捞针、不得要领的感觉。因为在30年代,一个月的《申报》就是一本,一年就是12本,体量很大,要系统找出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事物的完整线索,常常非常困难。当时还没有《申报》的数据库,相关的索引书也编得不够完整、便利,收资工作仿若蜻蜓点水。大概是从2005年起,为了撰写“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中的近代上海舞厅业史,我痛下决心,开始一页一页地翻阅《申报》,前后历时一年多,大概翻了400本中的300本,其间对发现的相关篇目做了索引,对重要的文章和图片也用数码相机进行了拍照。由于之后出现了数据库,我便停止了这种使用方式。
由于是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的翻阅,在此过程中,我有一种经历历史进程的感觉,而这种史感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是非常必要的,仿若一个要扮演医生的演员一定要到医院去体验生活,一个演军人的演员也一定要到军营里去待一阵子。后来我曾把通翻《申报》比作一个习武之人在练马步,这是一种基本功,不练这个,只靠用数据库的关键词来搜寻资料,仿若不练马步而只练招式,终究是有些不牢靠的。
在整个通翻过程中,我不仅关注舞厅业的资料,也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其他议题。例如,大家可能知道,我在2006年出版过一本名为《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书,收录了那一时期100多首大学的校歌。所以,我在翻《申报》的过程中,也格外注意其内载有的歌谱,结果前后共找到了97首。也许将来我会编一本《<申报>中的旋律》,这无疑具有音乐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的重要价值。所以,在通翻过程中,除了带有一两个主要目标外,最好还有若干个次要目标,一有发现就记录标题、就拍照,这样会事半功倍,找到海量线索。虽然其间花费的时日可能多了一些,但收获也会很大,常令我有一种大海撷珠的享受。而且,那时属于次要目标的议题,将来也可能会变成主要研究,只要记录在案,届时还可以继续深挖。
现在,我还有约100本早期的《申报》没有通翻,希望以后能有契机以竟全功。
《申报》所载的一首歌,
见之1937年4月18日,第16版
大概从十多年前起,出现了《申报》的数据库。数据库确实十分方便、高效,能够通过关键词帮助研究者在短时间内找到时间覆盖完整的巨量材料。而且它还具有全文检索的功能,也便于核对以往书籍中的引文。最近我在修订本所前辈集体撰写的《上海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996年版)。由于时代的原因,当年的引文错漏较多,我从该数据库中受益匪浅。
现在的青年学者,特别是博、硕士论文的撰写者们大多依赖《申报》的关键词检索。但我本人认为,在该检索中是否具有发散式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好比同一架飞机,不同的人来驾驶,翻出的筋斗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这里举几个自己的使用心得:
其一,清末民初有一个叫蔡尔康的人,在《申报》馆开创的早期,他也是重要的编辑成员。后来他因担任《万国公报》的主笔而暴得大名,甚至是最早将Karl Marx译成“马克思”的人。但他生命最后20年的情况,学术界却了解很少,以往的新闻史资料都说他死于上世纪的20年代,但具体哪一年却讲不清楚,只能打个问号。有一次,我偶发奇想,他不是有二三十个笔名吗?例如紫绂、铸铁庵主、楼馨仙史、海滨野史、海上蔡子,等等。我就一一输入《申报》检索系统,果然找到了他后20年的活动轨迹。由此,我以后准备乘闲写一篇论文《蔡尔康晚年事迹考》。而这在以前那个翻阅纸本的时代,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资料散布四处,字迹又小,即便去仔细排摸,也常有遗漏,或许只能望洋兴叹。
https://mmbiz.qpic.cn/mmbiz_png/hajMgnGX1spCRf9icicOHggtzDXD0G5sW1iaf5SxRJUibJ629yNncxj4XYKKRP092uEqF8WGdGRT1uxq4FhlfX6etQ/640?wx_fmt=png&wxfrom=5&wx_lazy=1&wx_co=1蔡尔康(1851—1921)
其二,我以前曾写过一篇名为《<申报>所见的靖国神社》的论文(刊《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这是旨在将上海史与中日关系史研究相连接的做法,因为两个学科的接合部往往是空白点或者薄弱点,容易取得突破。由于关注的时段跨度较长,我主要凭借的是关键词的收资办法。我第一个输入的关键词是“靖国”,因为“靖国”的外延比较大,如果光输“靖国神社”,可能会遗漏许多重要内容;输入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招魂”,因为靖国神社在早期被称作“东京招魂社”;第三个是“游就馆”。事实上,直到今天该神社的主体展览馆仍然叫“游就馆”。“游就”这两个字出自《荀子》的“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
其三,也许大家知道,我两年曾出版过一本小书:《铁门内外:对上海两租界一项公共防卫措施的研究(1925—1946)》(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8月版)。这是研究租界时代城市封锁问题的。最近,我开始收集那一时期铁丝网问题的资料。显然,尽可能地想象与之有关的更多关键词,对于资料的获取非常重要,除了铁丝网外,我想还应该有钢丝、铜丝、铁栏杆、铁网、木桩、沙包、沙袋、砂包、工事、电网、戒严、封锁、宵禁、装甲车,等等。
总之,我认为应该将查阅纸本和检索数据库结合起来使用,做到“拙”与“巧”的融合,以达到最大的功效。不练马步,只练招式,有点花架子的意思;相反只练马步,不练招式,则必定效率低下,战力难以跃升。而要成为武林高手,则势必两者兼具。如果说,一个伊斯兰教徒一生中应该去麦加朝圣一次,那么在我看来,一个上海史研究者一生中也应该通翻一遍《申报》影印本。
在利用《申报》的过程中,我觉得还应该努力将研究者的专业性与其个人的兴趣和现实关怀结合起来。一个历史研究者实际上是不可能脱离其个人的生活,而冷冷地关注以往的历史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申报》和我们利用者当前的生活境遇也是紧密相连的。
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常把论文和专著视为重中之重,对资料集的编纂则颇不以为意。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在从事研究的同时,如果能从《申报》中取材,编就与自己相关的专题资料集,或许会比撰写、出版一本专著,更能在学术史上留下长远的、有益于学界共同进步的东西。明年的9月1日是日本关东大地震100周年,此事件对日本、对中国、对上海乃至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正拟结合纸质本和数据库编纂一本《<申报>有关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资料汇编》,以飨学界。我同时也希望朋友们在撰写论著之余,亦各自编出一本独特主题的《申报》资料集,使自己的学术生涯更加丰富多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史研究领域,《申报》是主干资料,若能巧加利用、善加利用,那么当我们去查阅《大公报》、《民国日报》、《新闻报》、《益世报》,以及《字林西报》、《北华捷报》、《中法新汇报》、《上海日日新闻》等中外文报刊时,也一定能够得心应手,因为诀窍是一致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有关《申报》的研究和利用它所作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满坑满谷,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是否将来学术界有建立“《申报》学”的可能呢?在国际东方学里有“敦煌学”这门显学,那么在“上海学”里或许也可以有一个重要的分支——“《申报》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