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原出自白居易《四十五》“安处是吾乡”，但真正使它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人却是苏轼。
        苏轼曾填过一首《定风波》，词云：“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词牌与正文中间有这样一段插语说明“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苏轼填此《定风波》不是作为平常的应酬，而是发自内心的触动。他认为很有必要为柔奴的善对称颂一番。宋人孙宗鉴在《东皋杂录》中说到：“坡问：‘广南风土应不好？’柔奴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喜其语，作《定风波》词以记之。”苏轼真的只是喜其语而填此词吗？是然却也不尽然。
       苏轼爱才，这毋庸置疑是事实。除了前后“苏门四学士”深得苏轼喜爱外，芸芸众生，苏轼喜爱的也不少，朝云是一个，琴操也是一个，还有一群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翠袖红颜。仅出于这点，苏轼的确已有足够的理由为能说会道的歌儿柔奴填上一曲。但真的就只是这样吗？苏轼填这首《定风波》只是为了称赞柔奴的能说会道吗？肯定不是。如果仅仅是一番谄媚的溢美之词，大抵苏轼也只会随意地回之以礼罢了。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的份量着实太重了。它会沉沉地砸在任一个何稍有良知的读书人心上。更何况在这里，这个被砸的人是苏轼，这份沉重在无形中无疑会变得更加的沉。
        中国出了不少的读书人，正直的、奸邪的、在京的、远谪的、洒脱的、羁绊的、随和的、凝重的……但自古东坡可谓文人，从来文人岂是东坡！苏轼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出现是苏门之幸，更是一国之幸，民族之大幸。这样的一个人，在听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的时候，只是暗自称好么？世情的冷暖，人情的淡薄，苏轼早已见惯。在这一片死寂的世界里，这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出自一歌儿之口，仿佛是破春之惊雷，决堤之洪水，来得突然，响得沉重。在苏轼的心里，对歌儿善于应对的喜欢是固然的，但尽是这么想的我们也必然是肤浅的。更深层次地讲，苏轼感动之情远过于欢喜之心。
        历代做官的文人，最害怕的就是遭遇放逐。而被遭放逐的他们，最忌讳的贬所就是岭南。在经济高度繁荣的北宋，岭南依然是一片蛮荒之地。昔日韩愈被贬潮州，牢骚满腹，生怕连贬所都撑不到，不禁叹下“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岭南，对于一个颇具修养的人来说都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对于一个窜官的小歌儿。可就是这个歌儿，才表现出来真正的豁达。本可留居京师，无忧衣食，却宁愿随贬岭南，常患柴米，此情可谓不轻。这一切教苏轼如何不喜欢！如何不感动！虽然“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区区八字，看似轻巧，可谁曾想过此语过背后的艰辛血泪？谁曾想过一位歌儿的气度竟胜过了千千万万的士大夫？想必连苏轼都会大吃一惊吧，想必连苏轼都心生妒忌了吧！他羡慕王定国，羡慕他身处不幸的同时却有着这样的运气。
        填一首《定风波》并不难。对于学究天人的苏轼而言，词于其才气不过是沧海之水，取其一瓢。直到如今，喜欢苏轼的人仍不知多少，但就是这么一首短小的《定风波》，“此心安处是吾乡”敢问普天之下又有几人曾真正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