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区教育研修学院 原一凡

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艺术教育家，李叔同先生为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不但是文艺上的全才，金石书画、诗词歌赋无不精通，而且是最早留学海外学习西洋绘画的中国人、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中国普及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二十世纪中国十大书画家之一，南山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执教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1912—1918年)，但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中西兼容的学识，以及满腔的教育热忱，一大批杰出的艺术人才脱颖而出，堪称桃李满天下。李叔同先生精深的艺术教育理念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对我国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课程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

   李叔同先生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出家后法名弘一法师。他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青年李叔同生活在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时。当时的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远渡重洋向西方寻求真理。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以实现其“艺术教育救国”的拳拳报国之心。身居日本的李叔同，深切体会到音乐教育促进国民素质的作用，在留日的第二年独自创办了我国第一份《音乐小杂志》。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杂志只出版了一期，但李叔同对艺术教育的功能及作用，却十分清楚，正如《音乐小杂志·序》中写道：“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矣!”正是这一精辟的见解，成为他从事艺术教育的重要动力和思想基础。同时，也阐明了艺术对于个人道德、人格境界的提升及社会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功效，突出了艺术的纯洁精神和审美价值。

   1912年，李叔同受教育家经亨颐的邀请，执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学校的音乐、美术教师。在艺术教育实践中，体现了他“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李叔同多次引用唐代裴行俭的名言“士之志远，先器识，后文艺”。他所说的“器识”，泛指一个人的品格、道德修养，蕴涵着古代心胸开阔、目光远大的“器识”观。他认为，裴行俭的名言揭示了“文艺”的真谛。要想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加强人格修养，也就是说，欲求艺术精湛，要在“器识”上下功夫。在李叔同看来，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高尚的品格、伟大的人格，技术即使熟练精通也不足为道。他常告诫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高足丰子恺回忆说，李叔同的案头常常放有一册明代刘宗周所著《人谱》，书中列举许多古代圣贤的言行，封面上有李叔同亲手写的“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边有红圈，以警醒自己。有一次，丰子恺和几个同学到他房间约谈，李叔同翻开《人谱》给他们读：“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李叔同念时很激动，两腮发红，微带点口吃，一字一句字正腔圆地解释了“器识”所包含的内容。他强调说，“显贵”、“享爵禄”人皆欲求，但只有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人格，在做好文艺家之前，首先做个高尚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获致。否则,文采再好，技能再高强，也不会有大的建树。丰子恺等弟子无不感到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课，这是真正的艺术启蒙。这一课使他们真正了解到了艺术的真谛。丰子恺深有感触地说：“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的这番话，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

  在李叔同看来，“器识”是艺术人才之本。“器识”对“文艺”技能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后者又有一定的反作用。李叔同曾以美术为例阐述了这一关系。他在1905年所作的《图画修得法》中阐述了“图画之效力”，指出：“若夫发挥审美之情操，图画有最大之伟力，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性必高洁，凡卑污陋劣之欲望，靡不扫除而淘汰之，其利用于宗教教育道德上为尤著，此图画之效力关系于德育者也”。这就是说，“器识”的修炼不仅要慎始敬终，在“文艺”技能学习的全过程中也可以借助诸如图画诸效力来端其“器识”。

  “先器识而后文艺”，是李叔同一贯坚持的艺术教育主张。早在他19岁以童生资格入天津县学应考时，就曾作过两篇课卷文章,其中一篇《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便提出了士以“器识为先，文艺为后”的观点。可见，这一理念很早就植根于思想之中，并一直贯穿、指导着他的文艺实践。如在1906年的《音乐小杂志》上，为给国人介绍西方音乐知识，设“乐史”专栏，在介绍《乐圣彼独芬传》一文中，除对贝多芬生平、个性、成就略有介绍外，李叔同还对贝多芬“天性诚笃，思想精邃，每有著作，辄审订数四，兢兢以遗误是僳；旧著之书，时加厘纂，脱有错误，必力诋之，其不掩己短如此”的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赞美贝多芬音乐才华之余，还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家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种向国人引进两欧音乐文化、介绍音乐家又同时注意到“人品”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恐怕李叔同是开风气之先者。

二

  李叔同少年时便才华横溢，“二十文章惊海内”，因而踌躇满志，希冀报效国家。受蔡元培等教育家的影响，他立志“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出更多的艺术人才，通过他们去端正更多的青少年儿童的“器识”，去发展他们的智育和体育。因此，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后，李叔同便以“少年名士气息，忏除将近，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他不但自己严谨、认真，同时，在对学生进行教学和知识传授时，更是一丝不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他认为，艺术贵在创新，创新之要在于宏扬个性，而学生的个性是千差万别的，故教学不可抱一固定不化的模式，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天赋施教。

  浙江第一师范是培养师范生的学校，要求师范生全面发展，在各个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教学过程中，他处处以学生为本，利用自己的博学，尽可能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同时，对有特别才能或天赋的学生，因材施教，给予重点培养。他的教学不拘一格，顺势施教，因材施教，学生受益颇丰，使本来强调“全面发展”的浙江第一师范，这个非艺术专业学校却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正如学生所言：“他从来不向同学们多说什么话，可是在他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艺术熏陶下，全校四五百个学生，凡是怀有艺术天才的，他们的天才无不被充分发挥出来。”

  李叔同的课堂一开始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开学的第一课，他便做好一切开课的准备。他把该课程讲授和训练的内容及进度表详细公布出来，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熟悉程度与他一起制订进度计划，因而每位学生都有不同的进度计划。教学内容公布后，学生心中有数，可以利用课外的时间补课，将自己的弱项做强。如果想在某方面得到特别发展，也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进度表多投入时间和精力，加大训练强度，他便根据其不同的程度施以不同的教育。

  他在艺术教育的各个环节上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学生的基础不同，予以不同的指导；程度不同，给以不同的评价。总体上看，“他弹琴是十分严格的，无论附点、切分音、休止符、强弱等等都非常注意，非常准确”。对有特别天赋与资质的学生，李叔同采取特别措施促使其更快发展。刘质平是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得意门生。教学中，他发现了刘质平的音乐潜力，不仅每周单独指导他两次，还介绍他到当时在杭州的美籍鲍乃德夫人那里学钢琴。刘质平在李叔同的资助下留学日本，最终成为著名艺术教育家。

  李叔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弟子丰子恺备受教益，改写了人生历史。丰子恺读二年级时，李叔同教授他们的图画课，当时开的课是木炭写生。丰子恺的写生技术进步极快，这引起了李叔同的注意，并对他的天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丰子恺回忆说：“有一晚，我为了别的事体去见李先生，告退之后，先生特别呼我转来，郑重地对我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先生当时兼授南京高等师范及我们的浙江第一师范两校的图画，他又是我们所最敬佩的先生的一人。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急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正是李叔同的慧眼识才，使丰子恺走上了艺术发展的道路，成为我国著名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丰子恺说：“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时，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迷信算命先生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

  李叔同执教七年，学生只要表现出一定的艺术才能及兴趣，无不被他慧眼发现，被挖掘出来培养，因势利导，精雕细刻。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李鸿梁等一批近现代杰出的艺术家，都是经李叔同之手精心培育出来的。

三

  李叔同是一位不同凡俗的艺术教育家。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叔同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时，在翻译《国际私法》时，就曾说：“吾国吾民应有国际思想，加强与世界之交流，与时俱进，学习新知识、新思想，以兴吾大中华。”以他当时的年纪，能有这种表述、这种胸襟、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确实显示了他不凡的气概，也蕴涵了他敢于开拓、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作风。从他一生的形迹来看，他的这种锐意创新精神，无不在他的各种实践中，特别是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浙江第一师范的美术科以往是聘请日本人教授，以临摹为主。李叔同任教后，力改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主张以写生来代替。他把写生分成室内写生和室外写生。室内写生又分画石膏像和模特儿(包括人体模特儿)，首开我国最早使用人体模特进行写生教学的先例；室外写生则由他领着学生们到西湖或其他风景区画风景。同时，为了开阔学生的艺术视野，他还开设了艺术设计、水彩、图案、木刻等课。

  在音乐课上，以往多用简谱，李叔同率先采用五线谱教学。他讲授的音乐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器乐课有钢琴、风琴，声乐课有视唱、齐唱、合唱，所选歌曲有英文歌曲和中文歌曲。同时，他理论与实践并重，在技能课外加强理论知识的传授，作曲、和声、乐典等，都在他的讲授范围之内，使学生不仅掌握音乐的基本技能技巧，而且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完全有别于传统的音乐教学法。李叔同还在课外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教育活动。1913年5月，他主持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校刊《白阳》杂志。刊名“白阳”有朝阳光明之含意，表明了他办此杂志的心意。杂志的设计、内容、版面等全由李叔同一人承担，内容包括文学、诗词、学堂乐歌创作、音乐、美术知识讲座等。他在《白阳》发表的《石膏模型用法》论文，系统介绍了新的绘画教学方法，其包括石膏模型写生的优点、模型的收藏方法、写生教室的选定等等教学细节，让学生们在实践和理论上掌握素描石膏写生的方法，为学生写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杂志还刊登了李叔同自己创作的《春游》三部合唱曲，这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合唱歌曲。李叔同在这首歌曲中用淳朴自然的音乐配合清丽淡雅的歌词，旋律、和声与曲体都写得十分工整，简直无懈可击。因此，长期以来成为学校合唱歌曲的典范，一直广泛传唱，历久不衰。1992年11月16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艺术委员会一致通过，入选《春游》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的第一首合唱曲。

  为更好地教授学生，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掌握更多的艺术知识，李叔同在实践中积极进行开拓性的工作，不断探求艺术教育的新领域、新途径、新方法，并不断有创新性的成果出现。如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了解掌握西洋美术史，李叔同自编《两洋美术史》讲义，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的《西方美术史》著作，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在木刻版画方面，李叔同也是中国最早的木刻版画的倡导者和教育实践者。同时，李叔同还在校内成立洋画研究会，介绍西洋美术史，分析名作，为会员示范，作水彩、木炭、油画等。书法是师范生的重要技能之一，为此，李叔同还特地成立了金石书画研究组织——乐石社，并担任第一任社长。即便是后来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艺术教师，奔走于沪宁之间，李叔同仍在南师组织“宁社”，研究美术书法，并借古寺展览金石书画名作，向青年们普及有关知识等等。李叔同对艺术教育领域的新拓展、新途径与新方法，于兹可见一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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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涉．漫忆李叔同[G]．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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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  星．天心月网·弘一大师[M]．山东画报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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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红路、周文杰．与时俱进的弘一大师[J]．社会科学家，2003 (1)．

7.余  涉．李叔同诗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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