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转载】钟嵘评魏文帝诗刍议
(2015-04-15 11: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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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个人对文学风格的喜好有别，故文学评论者更当以客观为主，加诸主观因素评议则有失偏颇，若论清隽婉转，丕公子岂属中品？以下文字资料转载自百度曹丕贴吧，http://tieba.baidu.com/f?kz=749895143
原文著述可见道客巴巴 论文
钟嵘评魏文帝诗刍议。http://www.docin.com/p-104998861.html
摘要
摘要
本论文〈钟嵘评魏文帝诗刍议〉，是针对钟嵘将魏文帝诗列于中品，有失公允，提出刍议。本论文主要的参考书籍以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洪顺隆《魏文帝曹丕年谱暨作品系年》、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及黄叔琳《文心雕龙注》为中心。
论文内容包括：壹，前言：将《诗品》对魏文帝诗的评语完整列出，并提出质疑。贰，刍议一：溯源流，提出同「源出于李陵」的班姬、王粲，钟嵘将之列于上品，惟曹丕列居中品的事实。叁，刍议二：探体则，针对钟嵘谓魏文帝诗「颇有仲宣之体则」做一详究。肆，刍议三：论篇数，钟嵘谓魏文帝诗「所计百许篇」，是指魏文帝诗共有百许篇，或五言诗共有百许篇？以此提出二点质疑。伍，刍议四：议标准，归结钟嵘评诗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检验魏文帝的诗，证明《诗品》将曹丕列为中品，实有失允当。陆，结论，提出不赞成过份贬抑曹丕的二原因：一、应该肯定曹丕对各体诗歌的贡献，特别对五言诗发展历程中的贡献。二、不该以单一风格评议建安文学。最后以钟嵘自己的话，反驳钟嵘，说明曹丕不该列中品，「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邪？」
关键词：钟嵘、《诗品》、魏文帝、《文心雕龙》、三曹父子
一、前言
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是南朝两大文学评论专著。钟嵘《诗品》主要评论汉魏以迄齐梁的五言诗人，显其优劣，定其品第，论述很有系统，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钟嵘在《诗品》中，将魏文帝的诗置于中品，其评魏文帝诗曰：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诠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
对于这段评议，本论文拟从「溯源流」、「探体则」、「论篇数」、「议标准」四方面提出刍议，探讨钟嵘将魏文帝的诗置于中品是否允当？并对钟嵘评价魏文帝诗为中品之背后义涵，提出一己之见。
刘勰《文心雕龙》与钟嵘《诗品》是南朝两大文学评论专著。钟嵘《诗品》主要评论汉魏以迄齐梁的五言诗人，显其优劣，定其品第，论述很有系统，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钟嵘在《诗品》中，将魏文帝的诗置于中品，其评魏文帝诗曰：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诠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
对于这段评议，本论文拟从「溯源流」、「探体则」、「论篇数」、「议标准」四方面提出刍议，探讨钟嵘将魏文帝的诗置于中品是否允当？并对钟嵘评价魏文帝诗为中品之背后义涵，提出一己之见。
三、刍议（二）：探体则
钟嵘认为魏文帝诗：「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体则乃指「诗体准则」魏文帝诗颇有仲宣之体则，那么仲宣之诗体准则为何？就值得探讨。钟嵘对王粲的评议为：
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所谓「发愀怆之词」者乃指王粲之〈七哀诗〉。陈延杰云：「粲之〈七哀诗〉，写兵乱之象，凄怆欲绝，所以沉约称灞岸之篇，而叹为茂制也。」仲宣〈七哀诗〉三首乃以西京肇乱，既不就仕而又避地荆楚，因道涂所见而作。当此之时，文人名士或奔趋以附势，或恋阙以徘徊，亦犹狐狸各驰赴穴，而飞鸟尚翔故林也。又况波响猿吟，风凄露冷，其气象萧索如此，因念久客羁栖，何有终极，则忧思至此，愈不可禁，故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序》推崇其为五言之警策者也。此外，钟嵘以为王粲「文秀而质羸」。《文心雕龙‧隐秀》篇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 「文秀」即文辞秀拔，「质羸」即体质羸弱。刘勰称赞王粲：「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 颖出而才果即「文秀」。又明许学夷云：「仲宣诗声韵常缓。如『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抚衿倚舟樯，眷眷思邺城。』等句，声韵为缓。」 声韵为缓正是「质羸」之证。钟嵘《诗品‧序》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亦即诗歌应以明朗刚健的风格，质朴有力的语言为骨干，再以华美的辞藻加以润色，达到二者很好地结合，形成文质彬彬的文风。显然，钟嵘认为王粲「润之以丹采」有余，而「干之以风力」不足。
据《诗品》，其源出于王粲者有六人：晋黄门郎潘岳、晋黄门郎张协、魏文帝、晋司空张华、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钟嵘对其评语分别是：
其源出于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尝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晋黄门郎潘岳】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彩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晋黄门郎张协】
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晋司空张华】
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诗】
对于晋黄门郎潘岳的诗，陈延杰云：「安仁文藻清绮，所作〈河阳〉、〈怀二县作〉及〈悼亡〉等篇，虽原于仲宣，而采缛则过之。」许文雨曰：「刘熙载《艺概‧诗概》曰：『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 』则王、潘为同派尤明。」钟嵘评潘岳的诗为上品，且称许「安仁倦暑」为五言之警策者。对于晋黄门郎张协的诗，陈延杰云：「景阳〈咏史〉及〈杂诗〉流韵清绮，风味隽永，固是滥觞仲宣焉。」《文心雕龙‧才略》篇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 景阳之「少病累」，与仲宣之「少瑕累」相似，此亦仲伟谓其「源出王粲」之因也。钟嵘评张协的诗为上品，且称许「景阳苦雨」为五言之警策者。关于晋司空张华，陈延杰云：「茂先流靡自妍，颇似仲宣，而沉着不及焉。」《文心雕龙‧明诗》篇曰：「茂先凝其清」 ，〈才略〉篇：「张华短章，弈弈清畅。」 钟嵘评张华的诗为中品，称许「茂先寒夕」为五言之警策者。关于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诗，陈延杰云：「越石困于逆乱，摅畅幽愤，故其诗哀怨，颇似仲宣〈从军〉、〈七哀〉诗；子谅幽凄，则又学粲之〈咏史〉与〈杂诗〉也。」《文心雕龙‧才略》篇曰：「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 钟嵘评刘琨、卢谌的诗为中品，且称许「越石感乱」为五言之警策者。
探体则，仲宣之诗体准则包括：1、发愀怆之词，2、文秀而质羸。即诗人以秀拔的文辞，在诗歌中抒发罹厄运、遭丧乱之幽苦情思。以此标准来衡量魏文帝的诗，的确「颇有仲宣之体则」。仲宣诗善「发愀怆之词」，魏文诗如〈清河作〉、〈见挽船士兄弟辞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皆愀怆感人之作。陈延杰谓：「魏文诗宏赡又似粲」（页215）刘勰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子桓虑详而力缓」 正与王粲「文秀而质羸」体则相似。然而钟嵘对于「其源出于王粲」之六人，却给予不同之待遇：晋黄门郎潘岳、晋黄门郎张协名列上品，且嘉许其有五言之警策佳句。魏文帝、晋司空张华、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列居中品，然而晋司空张华、晋太尉刘琨尚有五言之警策佳句，可以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卢谌因微不逮刘琨，故居中品。至于魏文帝呢？钟嵘将他列在中品，也不称许他有任何的警策佳句，钟嵘对于魏文帝诗的评价，何其不公，可谓苛求矣。
钟嵘认为魏文帝诗：「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体则乃指「诗体准则」魏文帝诗颇有仲宣之体则，那么仲宣之诗体准则为何？就值得探讨。钟嵘对王粲的评议为：
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所谓「发愀怆之词」者乃指王粲之〈七哀诗〉。陈延杰云：「粲之〈七哀诗〉，写兵乱之象，凄怆欲绝，所以沉约称灞岸之篇，而叹为茂制也。」仲宣〈七哀诗〉三首乃以西京肇乱，既不就仕而又避地荆楚，因道涂所见而作。当此之时，文人名士或奔趋以附势，或恋阙以徘徊，亦犹狐狸各驰赴穴，而飞鸟尚翔故林也。又况波响猿吟，风凄露冷，其气象萧索如此，因念久客羁栖，何有终极，则忧思至此，愈不可禁，故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序》推崇其为五言之警策者也。此外，钟嵘以为王粲「文秀而质羸」。《文心雕龙‧隐秀》篇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 「文秀」即文辞秀拔，「质羸」即体质羸弱。刘勰称赞王粲：「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 颖出而才果即「文秀」。又明许学夷云：「仲宣诗声韵常缓。如『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抚衿倚舟樯，眷眷思邺城。』等句，声韵为缓。」 声韵为缓正是「质羸」之证。钟嵘《诗品‧序》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亦即诗歌应以明朗刚健的风格，质朴有力的语言为骨干，再以华美的辞藻加以润色，达到二者很好地结合，形成文质彬彬的文风。显然，钟嵘认为王粲「润之以丹采」有余，而「干之以风力」不足。
据《诗品》，其源出于王粲者有六人：晋黄门郎潘岳、晋黄门郎张协、魏文帝、晋司空张华、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钟嵘对其评语分别是：
其源出于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于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尝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晋黄门郎潘岳】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彩葱菁，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晋黄门郎张协】
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置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矣。【晋司空张华】
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诗】
对于晋黄门郎潘岳的诗，陈延杰云：「安仁文藻清绮，所作〈河阳〉、〈怀二县作〉及〈悼亡〉等篇，虽原于仲宣，而采缛则过之。」许文雨曰：「刘熙载《艺概‧诗概》曰：『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 』则王、潘为同派尤明。」钟嵘评潘岳的诗为上品，且称许「安仁倦暑」为五言之警策者。对于晋黄门郎张协的诗，陈延杰云：「景阳〈咏史〉及〈杂诗〉流韵清绮，风味隽永，固是滥觞仲宣焉。」《文心雕龙‧才略》篇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 景阳之「少病累」，与仲宣之「少瑕累」相似，此亦仲伟谓其「源出王粲」之因也。钟嵘评张协的诗为上品，且称许「景阳苦雨」为五言之警策者。关于晋司空张华，陈延杰云：「茂先流靡自妍，颇似仲宣，而沉着不及焉。」《文心雕龙‧明诗》篇曰：「茂先凝其清」 ，〈才略〉篇：「张华短章，弈弈清畅。」 钟嵘评张华的诗为中品，称许「茂先寒夕」为五言之警策者。关于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诗，陈延杰云：「越石困于逆乱，摅畅幽愤，故其诗哀怨，颇似仲宣〈从军〉、〈七哀〉诗；子谅幽凄，则又学粲之〈咏史〉与〈杂诗〉也。」《文心雕龙‧才略》篇曰：「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 钟嵘评刘琨、卢谌的诗为中品，且称许「越石感乱」为五言之警策者。
探体则，仲宣之诗体准则包括：1、发愀怆之词，2、文秀而质羸。即诗人以秀拔的文辞，在诗歌中抒发罹厄运、遭丧乱之幽苦情思。以此标准来衡量魏文帝的诗，的确「颇有仲宣之体则」。仲宣诗善「发愀怆之词」，魏文诗如〈清河作〉、〈见挽船士兄弟辞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皆愀怆感人之作。陈延杰谓：「魏文诗宏赡又似粲」（页215）刘勰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子桓虑详而力缓」 正与王粲「文秀而质羸」体则相似。然而钟嵘对于「其源出于王粲」之六人，却给予不同之待遇：晋黄门郎潘岳、晋黄门郎张协名列上品，且嘉许其有五言之警策佳句。魏文帝、晋司空张华、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列居中品，然而晋司空张华、晋太尉刘琨尚有五言之警策佳句，可以当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卢谌因微不逮刘琨，故居中品。至于魏文帝呢？钟嵘将他列在中品，也不称许他有任何的警策佳句，钟嵘对于魏文帝诗的评价，何其不公，可谓苛求矣。
四、刍议（三）：论篇数
钟嵘在《诗品》中，谓魏文帝诗「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钟嵘所谓「所计百许篇」，是指他所见的魏文帝诗共有百许篇，或魏文帝的五言诗共有百许篇？据现存《魏文帝曹丕年谱暨作品系年》 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二书，统计出的魏文帝五言诗有二十四首，四言诗九首，七言诗二首，杂言诗九首，六言三首，残诗九首，共五十六首，足见魏文帝的诗亡佚甚多。虽然魏文帝的诗亡佚甚多，但笔者仍要提出质疑：1、钟嵘所言魏文帝诗「百许篇」，若包括四言、六言、七言、杂言、残诗，则不符合《诗品》专评五言诗的标准。若此，各种诗体「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正证明钟嵘肯定魏文帝的五言诗，因为魏文帝的五言诗现存的仅有24首，与他所言「〈西北有浮云〉十余首」相近。钟嵘认为魏文帝其它各体的诗「率皆鄙质如偶语」不足观，但〈西北有浮云〉十余首五言诗，则殊美赡可玩。他既肯定魏文帝的五言诗，却又将之置之中品，实前后矛盾。2、假若钟嵘所谓的「所计百许篇」，完全指五言诗，为何这样的统计数字，不见于其它评论家？假若魏文帝的五言诗真的有百许篇，其中只有〈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为何后人对〈西北有浮云〉外的五言诗，评价仍是很高？
根据《三曹资料汇编》 一书，发现魏文帝的五言诗不是只有〈西北有浮云〉两首〈杂诗〉受肯定，其它五言诗亦受肯定。例如明胡应麟曰「魏称曹、刘，然文帝，曹、刘匹」 ，又曰：
子桓「去去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等句，诗流率短其才，然此实汉人语也。他如〈黎阳〉、〈于醮〉、〈孟津〉〈广陵〉、〈玄武〉诸作，句格纵横，节奏缜密，殊有人主气象。高古不如魏武，宏赡不及陈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过仲宣、公干甚远，惜昭明皆置不录。
胡应麟认为魏文帝「过仲宣、公干甚远」，持相同看法的尚有明王世贞 、许学夷 、清吴景旭 等。钟嵘将仲宣、公干的作品均列于上品，后人评价魏文帝的作品，认为在他们之上，足见魏文帝诗列中品是不当的。清王夫之甚至认为魏文帝的〈猛虎行〉比子建的作品好，其曰：
端际密窅，微情正尔勤人，于艺苑讵不称圣！钟嵘莽许陈思以入室，取子桓此许篇制与相颉颃，则彼之为行尸视肉，宁顾问哉！
钟嵘认为陈思「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将之视为诗作之典范；清王夫之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魏文帝的〈猛虎行〉优于子建。此外，王夫之评〈芙蓉池作〉谓：「灵光之气，每于景事中不期飞集，如『罗缨从风飞』、『丹霞夹明月』、直令后人镌心腐毫，不能髣髴。子建『朱华昌绿池』，如雕金堆碧作佛舍庄严尔，天上五云宫殿，自无彼位。平，只此平之一字，遂空千。」 直道曹丕的〈芙蓉池作〉与曹植的〈公燕诗〉是伯仲之作。清吴乔曰：「魏文帝〈代刘勋妻〉二诗及〈折杨柳行〉，思无邪而词温厚，《三百篇》之遗声也。」 清陈祚明以为〈于谯作〉：「此所谓建安体，华腴之中，妙能矫健。」 此外，还有多人嘉许魏文帝的五言诗作，由《三曹资料汇编》可见出，后人仍是相当肯定魏文帝的五言诗。
钟嵘在《诗品》中，谓魏文帝诗「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钟嵘所谓「所计百许篇」，是指他所见的魏文帝诗共有百许篇，或魏文帝的五言诗共有百许篇？据现存《魏文帝曹丕年谱暨作品系年》 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二书，统计出的魏文帝五言诗有二十四首，四言诗九首，七言诗二首，杂言诗九首，六言三首，残诗九首，共五十六首，足见魏文帝的诗亡佚甚多。虽然魏文帝的诗亡佚甚多，但笔者仍要提出质疑：1、钟嵘所言魏文帝诗「百许篇」，若包括四言、六言、七言、杂言、残诗，则不符合《诗品》专评五言诗的标准。若此，各种诗体「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正证明钟嵘肯定魏文帝的五言诗，因为魏文帝的五言诗现存的仅有24首，与他所言「〈西北有浮云〉十余首」相近。钟嵘认为魏文帝其它各体的诗「率皆鄙质如偶语」不足观，但〈西北有浮云〉十余首五言诗，则殊美赡可玩。他既肯定魏文帝的五言诗，却又将之置之中品，实前后矛盾。2、假若钟嵘所谓的「所计百许篇」，完全指五言诗，为何这样的统计数字，不见于其它评论家？假若魏文帝的五言诗真的有百许篇，其中只有〈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为何后人对〈西北有浮云〉外的五言诗，评价仍是很高？
根据《三曹资料汇编》 一书，发现魏文帝的五言诗不是只有〈西北有浮云〉两首〈杂诗〉受肯定，其它五言诗亦受肯定。例如明胡应麟曰「魏称曹、刘，然文帝，曹、刘匹」 ，又曰：
子桓「去去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等句，诗流率短其才，然此实汉人语也。他如〈黎阳〉、〈于醮〉、〈孟津〉〈广陵〉、〈玄武〉诸作，句格纵横，节奏缜密，殊有人主气象。高古不如魏武，宏赡不及陈思，而斟酌二者，政得其中，过仲宣、公干甚远，惜昭明皆置不录。
胡应麟认为魏文帝「过仲宣、公干甚远」，持相同看法的尚有明王世贞 、许学夷 、清吴景旭 等。钟嵘将仲宣、公干的作品均列于上品，后人评价魏文帝的作品，认为在他们之上，足见魏文帝诗列中品是不当的。清王夫之甚至认为魏文帝的〈猛虎行〉比子建的作品好，其曰：
端际密窅，微情正尔勤人，于艺苑讵不称圣！钟嵘莽许陈思以入室，取子桓此许篇制与相颉颃，则彼之为行尸视肉，宁顾问哉！
钟嵘认为陈思「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将之视为诗作之典范；清王夫之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魏文帝的〈猛虎行〉优于子建。此外，王夫之评〈芙蓉池作〉谓：「灵光之气，每于景事中不期飞集，如『罗缨从风飞』、『丹霞夹明月』、直令后人镌心腐毫，不能髣髴。子建『朱华昌绿池』，如雕金堆碧作佛舍庄严尔，天上五云宫殿，自无彼位。平，只此平之一字，遂空千。」 直道曹丕的〈芙蓉池作〉与曹植的〈公燕诗〉是伯仲之作。清吴乔曰：「魏文帝〈代刘勋妻〉二诗及〈折杨柳行〉，思无邪而词温厚，《三百篇》之遗声也。」 清陈祚明以为〈于谯作〉：「此所谓建安体，华腴之中，妙能矫健。」 此外，还有多人嘉许魏文帝的五言诗作，由《三曹资料汇编》可见出，后人仍是相当肯定魏文帝的五言诗。
4、诗歌的风格论
钟嵘提出诗歌的风格论有三：（1）、风力与丹采相结合（2）、重视清雅而忌险俗（3）、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以下分别述之：
（1）风力与丹采相结合
钟嵘认为写诗应当风力与丹采相结合，风力即风骨，风骨可说是对作品的一种美学的要求。《文心雕龙·风骨》 认为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没有情志，和不能化感人的作品，就没有风。故刘勰云：「招怅述情，必始乎风」，「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又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至于对于骨的要求，刘勰云：「练于骨者，析辞必精」又谓：「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风」、「骨」二者的关系，刘勰以为有了风，便「结响凝而不滞」，声律调畅，不可转移，免于滞涩之病。有了骨，便「捶字坚而难移」，练字坚确，不可更易，可免模棱之患。有了「风骨」，文章就「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达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的地步。钟嵘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与刘勰的主张相同。钟嵘于历代诗人中最推重曹植，他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其中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属于质的一方面；词采华茂则属于文。「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即「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如此就能达到「体披文质」，文质彬彬的风貌。
（2）重清雅而忌险俗
钟嵘很重视诗歌风格的清雅。首先先言「清」字，其评《古诗》：「清音独远」，评班姬诗：「词旨清捷」，评刘琨诗：「自有清拔之气」，评范云诗：「清便宛转」，评谢庄诗：「气候清雅，不逮于王、袁」，评鲍令晖诗：「往往崭绝清巧」，评江佑诗：「猗猗清润」，评虞羲诗：「奇句清拔」，皆钟嵘重「清」之证。次言「雅」字，其评阮籍云：「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评应璩云：「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评白马王曹彪和徐干云：「亦能闲雅。」评张欣泰、范缜云：「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钟嵘对典雅的赞美。典雅的反面是鄙俗和讦直，钟嵘是反对的。他评嵇康：「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评鲍照云：「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都致不满之辞。
（3）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
钟嵘评诗，很重视自然之美，他对宋齐时代颜延之、谢庄等一派文人作诗大量数典用事之风深表不满，指出应用文章应当用典，诗歌则无需乎此。《诗品‧序》云：「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然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里依据诗歌「吟咏情性」的特征，指出它们应当直写见闻经历，无需假借于用典。他还抨击当时诗歌在任昉、王融等人影响下，大量用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其提倡自然之美的意思也是很明显。钟嵘还批评南齐时代王融、沉约等提倡的声病说，认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出来的作品，「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然而，特别要提的是：钟嵘所谓自然之美，是南朝骈体文学盛行时代的观念。从拥护骈体文学的人看来，诗文对偶工整，辞藻华美，适当用典，都是合于自然的。刘勰认为，运用对偶是「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辩丽本于情性。运用典故是「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可以窥见此中消息。我们看到，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作，不但运用不少典故，而且讲求对偶和辞藻，在南朝骈体文学的发展中起了倡导作用；钟嵘认为这种骈体文学之语言美也是自然的，所以对他们作品的评价很高。
钟嵘提出诗歌的风格论有三：（1）、风力与丹采相结合（2）、重视清雅而忌险俗（3）、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以下分别述之：
（1）风力与丹采相结合
钟嵘认为写诗应当风力与丹采相结合，风力即风骨，风骨可说是对作品的一种美学的要求。《文心雕龙·风骨》 认为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没有情志，和不能化感人的作品，就没有风。故刘勰云：「招怅述情，必始乎风」，「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又说：「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至于对于骨的要求，刘勰云：「练于骨者，析辞必精」又谓：「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风」、「骨」二者的关系，刘勰以为有了风，便「结响凝而不滞」，声律调畅，不可转移，免于滞涩之病。有了骨，便「捶字坚而难移」，练字坚确，不可更易，可免模棱之患。有了「风骨」，文章就「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达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的地步。钟嵘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与刘勰的主张相同。钟嵘于历代诗人中最推重曹植，他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披文质。」其中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属于质的一方面；词采华茂则属于文。「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即「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如此就能达到「体披文质」，文质彬彬的风貌。
（2）重清雅而忌险俗
钟嵘很重视诗歌风格的清雅。首先先言「清」字，其评《古诗》：「清音独远」，评班姬诗：「词旨清捷」，评刘琨诗：「自有清拔之气」，评范云诗：「清便宛转」，评谢庄诗：「气候清雅，不逮于王、袁」，评鲍令晖诗：「往往崭绝清巧」，评江佑诗：「猗猗清润」，评虞羲诗：「奇句清拔」，皆钟嵘重「清」之证。次言「雅」字，其评阮籍云：「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评应璩云：「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评白马王曹彪和徐干云：「亦能闲雅。」评张欣泰、范缜云：「希古胜文，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从这些评语，可以看出钟嵘对典雅的赞美。典雅的反面是鄙俗和讦直，钟嵘是反对的。他评嵇康：「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评鲍照云：「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都致不满之辞。
（3）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
钟嵘评诗，很重视自然之美，他对宋齐时代颜延之、谢庄等一派文人作诗大量数典用事之风深表不满，指出应用文章应当用典，诗歌则无需乎此。《诗品‧序》云：「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然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里依据诗歌「吟咏情性」的特征，指出它们应当直写见闻经历，无需假借于用典。他还抨击当时诗歌在任昉、王融等人影响下，大量用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其提倡自然之美的意思也是很明显。钟嵘还批评南齐时代王融、沉约等提倡的声病说，认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出来的作品，「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然而，特别要提的是：钟嵘所谓自然之美，是南朝骈体文学盛行时代的观念。从拥护骈体文学的人看来，诗文对偶工整，辞藻华美，适当用典，都是合于自然的。刘勰认为，运用对偶是「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辩丽本于情性。运用典故是「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可以窥见此中消息。我们看到，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作，不但运用不少典故，而且讲求对偶和辞藻，在南朝骈体文学的发展中起了倡导作用；钟嵘认为这种骈体文学之语言美也是自然的，所以对他们作品的评价很高。
议标准，钟嵘认为「诗歌的基本特征」是吟咏情性，诗歌的「功用」是「可以群，可以怨。」，诗歌的「艺术技巧」是恰当运用赋、比、兴。诗歌的「风格」是：风力与丹采相结合，重视清雅而忌险俗；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以此标准，我们可以一项一项的来检验魏文帝的诗。首先就诗歌的「基本特征」是吟咏情性言：清沉德潜在《古诗源》卷五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高度评价曹丕在汉魏诗歌由古朴、重叙事的汉音，转变为清新绮丽、重抒情的魏响过程中的独特贡献。曹操以创作四言乐府为主，他的诗多偏悲壮粗豪一类，且有不少诗受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影响，语无致饰，文不炫彩，朴素自然，故钟嵘谓其「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丕诗则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他以抒情性代替写实性，从社现实的临摹进入诗人心灵世界的表现，这更合于艺术审美的要求，鲁迅高度评价曹丕曰：「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曹丕诗以深邃的哲思、哀婉忧伤的情调所反映的生命意识使建安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深刻，就诗歌的「基本特征」言，他是符合钟嵘吟咏情性的要求。其次就诗歌的「功用」言，钟嵘很强调诗「可以群，可以怨」。钟嵘评魏文帝诗：「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即肯定魏文帝诗充满伤感、幽怨的情调。细观魏文帝之诗作，其〈短歌行〉思曹操：「靡瞻靡持，泣涕连连」，清陈祚明说：「思亲之作，哀情徘徊。」〈善哉行〉之二写思情：「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流露出一种无法排遣的伤感。即使在宴会和游乐时也不能获得暂时的愉悦，〈铜雀园诗〉写宴会中：「乐极哀情来，廖亮摧心肝。」〈丹霞蔽日行〉触景生情：「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抓住伤感的情绪来写是他的特色，如〈黎阳作诗〉写军旅：「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彼桑梓兮伤情。」〈陌上桑〉写行旅：「寝蒿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综观曹丕的诗作，不论思贤悼亡，或出征述行，或宴饮游乐，或拟闺妇之怨，或道游子离别等，都流露出无奈的悲伤。明钟惺云：「〈有美一人〉首：『缓节安歌，灵通幽感，其口角低回，心情温顇，有含辞未吐、气若芳兰之意。』」
清王夫之赞叹他的〈猛虎行〉「端际密窅，微情正尔勤人」 又叹他的〈燕歌行〉：「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
曹丕的诗作，是符合钟嵘所强调的「可以群，可以怨」的功用。
其次，就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钟嵘要求诗歌要恰当运用赋、比、兴，在这方面，曹丕的著作亦是符合钟嵘之要求。曹丕诗歌通过对赋、比、兴的恰当运用，有些诗篇已达到了「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如〈杂诗二首(西北有浮云)：「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以浮云比喻飘泊不定的人生际遇，比喻恰切，叙写生动，这种比而赋的手法，达到了的极好的艺术效果。又如〈短歌行〉采用了赋而比的手法，以「呦呦游鹿，衔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栖。」来比喻诗人孤独的心境，用鸣鹿、飞鸟比喻甚切。以兴写诗的例子，如〈善哉行〉 (上山采薇)这首悲行役之诗，巧妙地运用了兴的手法，在叙写了行役之苦后，诗的中间写道：「高山有崖，林木有枝」，这种在诗的中间起兴的形式，很是别致，用来引起征夫抒发忧愁之情，表明忧之深。这两句兴句的运用甚得好评，清陈祚明誉之为「高古」。 〈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开篇以时物起兴，以引起思妇抒发缠绵悱恻的情感。清王尧衢对此评价说：「感时物以起兴，言霜飞木落，鸟亦知归，独我君子客游不返，令我思之肠断。」 〈善哉行〉 (有美一人)在铺叙女子的美貌和音乐才能之后，用鸟儿呼唤伴侣来比喻对美人的追求，清陈祚明称其：「比兴言之则宛转详尽」 。又如〈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以别妻叙述丈夫离家之后生活失去依托为全诗抒情中心。除开端「与君结新婚，宿昔富别离」二句交代事件外，全诗都用比兴手法，感物伤怀，悲叹身世。清陈祚明谓：「子桓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是其优点。转则变宕不恒，藏则含蕴无尽。」 此证魏文帝善用比兴，使诗情扑朔迷离，风雅蕴藉之证。
最后论诗歌「风格」，钟嵘提出三点：风力与丹采相结合，重视清雅而忌险俗；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其中，风力与丹采相结合；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二项，曹丕不获钟嵘赏识。先就风力与丹采相结合言，钟嵘重视风力，这是曹丕不如曹植的地方。曹丕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虽有少数诗作，特别是写南征、东征的几首诗，有乃父「横槊赋诗」的雄风，但绝大多数则「笔姿轻俊」、「婉娈细秀」
，「气不充」、「力不及」 ，傅正义在〈三曹诗歌艺术比较论〉中分析：
曹丕诗柔则柔也，曹植诗柔中有刚；曹丕诗「如西子捧心」，曹植诗更象「巾帼丈夫」；曹丕诗多眼底流意，眉目传情，曹植诗胸中块磊，肝肠气骨；曹丕诗虽也时有健笔，但不过是以柔为刚，曹植诗虽不乏柔情，但多为摧刚为柔。
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合，兼而有之，符合钟嵘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要求，因而获得「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赞誉。反观曹丕，因作品偏于柔美，不获钟嵘的青睐。
再就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言，钟嵘受南朝骈体文学的影响，认为诗文对偶工整，辞藻华美，适当用典，都是合于自然的。刘勰谓：「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长短，亦无懵焉。」 明代王世贞云：「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又云：「子建才敏于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质。」 刘勰以「清越」、「诗丽」品评曹丕和曹植作品，王世贞以「华」、「质」概括曹丕和曹植作品，曹植之于曹丕，一华一质，可从他们的〈杂诗〉窥见。曹植的诗「词采华茂」，然因「骨气奇高」而不致于浮艳柔靡；其「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失之平浅粗豪。另外，曹植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精于锤炼，注重对仗，不少诗句声色和美，暗合音律，而且「五色相宣，八音朗畅」 「平仄妥帖」 ，这些语言艺术成就，为钟嵘所推崇。
其次，就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钟嵘要求诗歌要恰当运用赋、比、兴，在这方面，曹丕的著作亦是符合钟嵘之要求。曹丕诗歌通过对赋、比、兴的恰当运用，有些诗篇已达到了「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艺术效果。如〈杂诗二首(西北有浮云)：「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以浮云比喻飘泊不定的人生际遇，比喻恰切，叙写生动，这种比而赋的手法，达到了的极好的艺术效果。又如〈短歌行〉采用了赋而比的手法，以「呦呦游鹿，衔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栖。」来比喻诗人孤独的心境，用鸣鹿、飞鸟比喻甚切。以兴写诗的例子，如〈善哉行〉 (上山采薇)这首悲行役之诗，巧妙地运用了兴的手法，在叙写了行役之苦后，诗的中间写道：「高山有崖，林木有枝」，这种在诗的中间起兴的形式，很是别致，用来引起征夫抒发忧愁之情，表明忧之深。这两句兴句的运用甚得好评，清陈祚明誉之为「高古」。 〈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开篇以时物起兴，以引起思妇抒发缠绵悱恻的情感。清王尧衢对此评价说：「感时物以起兴，言霜飞木落，鸟亦知归，独我君子客游不返，令我思之肠断。」 〈善哉行〉 (有美一人)在铺叙女子的美貌和音乐才能之后，用鸟儿呼唤伴侣来比喻对美人的追求，清陈祚明称其：「比兴言之则宛转详尽」 。又如〈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以别妻叙述丈夫离家之后生活失去依托为全诗抒情中心。除开端「与君结新婚，宿昔富别离」二句交代事件外，全诗都用比兴手法，感物伤怀，悲叹身世。清陈祚明谓：「子桓笔姿轻俊，能转能藏，是其优点。转则变宕不恒，藏则含蕴无尽。」 此证魏文帝善用比兴，使诗情扑朔迷离，风雅蕴藉之证。
最后论诗歌「风格」，钟嵘提出三点：风力与丹采相结合，重视清雅而忌险俗；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其中，风力与丹采相结合；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二项，曹丕不获钟嵘赏识。先就风力与丹采相结合言，钟嵘重视风力，这是曹丕不如曹植的地方。曹丕风格婉约阴柔，悱恻缠绵，虽有少数诗作，特别是写南征、东征的几首诗，有乃父「横槊赋诗」的雄风，但绝大多数则「笔姿轻俊」、「婉娈细秀」
曹丕诗柔则柔也，曹植诗柔中有刚；曹丕诗「如西子捧心」，曹植诗更象「巾帼丈夫」；曹丕诗多眼底流意，眉目传情，曹植诗胸中块磊，肝肠气骨；曹丕诗虽也时有健笔，但不过是以柔为刚，曹植诗虽不乏柔情，但多为摧刚为柔。
曹操诗主刚，有阳刚之气；曹丕诗主柔，有阴柔之美；曹植则刚柔相济，阴阳调合，兼而有之，符合钟嵘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要求，因而获得「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的赞誉。反观曹丕，因作品偏于柔美，不获钟嵘的青睐。
再就重视自然之美，反对诗歌大量用事言，钟嵘受南朝骈体文学的影响，认为诗文对偶工整，辞藻华美，适当用典，都是合于自然的。刘勰谓：「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长短，亦无懵焉。」 明代王世贞云：「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又云：「子建才敏于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质。」 刘勰以「清越」、「诗丽」品评曹丕和曹植作品，王世贞以「华」、「质」概括曹丕和曹植作品，曹植之于曹丕，一华一质，可从他们的〈杂诗〉窥见。曹植的诗「词采华茂」，然因「骨气奇高」而不致于浮艳柔靡；其「骨气奇高」，又因「词采华茂」而不失之平浅粗豪。另外，曹植还工于起调，善为警句，精于锤炼，注重对仗，不少诗句声色和美，暗合音律，而且「五色相宣，八音朗畅」 「平仄妥帖」 ，这些语言艺术成就，为钟嵘所推崇。
六、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魏文帝的诗作在「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的「功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都符合钟嵘的要求。惟有在诗歌的「风格」上缺少风力，在修辞方面没有曹植华美。仅因如此，《诗品》将曹丕列为中品，可见钟嵘论以「风格」决定品第，风格中最重「骨气」，其次是「词华」，再其次才是悲凉愀怆，情思委婉之作。钟嵘谓「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这段评论真是一唱三叹，推崇备至。又谓：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为入室之宾；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获升堂之位。景阳「文体华净，少病累」，「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得坐于廊庑之间。笔者认为钟嵘对曹植的推崇实过矣，对曹丕的贬抑又何其不公！笔者所以不赞成过份贬抑曹丕的原因有二：（一）、应该肯定曹丕对各体诗歌的贡献，（二）、不该以单一风格评论建安文学。以下分别言之：
（一）首先先言曹丕对各体诗歌的贡献。曹丕的诗歌形式多样，对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等，无不进行尝试，而且成效卓著。他的四言诗共有九首，其中〈善哉行〉（上山采薇）是名作，全诗「章法条递，风情婀娜」 措语既工，成为传世之作。当时比较少见的六言诗，在曹丕的笔下也出现了三首。曹丕在诗歌形式上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作了两首七言歌行体诗。他的〈燕歌行〉二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明胡应麟曰：「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 清王尧衢称赞：「此诗情词悱恻，为叠韵歌行之祖。」 此外，他的〈大墙上蒿行〉是一首杂言体诗，长达七十五句，三百六十字，这比乐府古题的篇幅长得多，并且句法参差，情畅词雅，对后来的长篇歌行体产生了很大影响。清王夫之曾赞誉此诗：「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由此可见，曹丕对诗歌形式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钟嵘《诗品》专评五言诗，或许会忽视曹丕对其他诗体的贡献，但专看曹丕的五言诗，共有24首，是曹丕大量运用的诗体，几乎占他全部诗作的一半，他的五言诗成就也很突出，被誉为「深远独绝，诗之上格」 。明王世贞云：「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干，便觉自远。」 从东汉文人五言诗的「质木无文」，发展到曹植的「辞采华茂」，曹丕无疑是极重要的桥梁，钟嵘自己也赞美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然而在品诗时，却将曹丕列在中品，实在不公。
（二）不该以单一风格评论建安文学。《诗品·序》评建安文学有段话：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钟嵘将「三曹」与「建安七子」分列在上、中、下三等，他独标举「建安风力」－「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入上品者只有曹植、刘桢、王粲，至于诗风秀逸的曹丕居中品，诗风雄浑朴拙的曹操列下品，其余的人都沦入「攀龙附凤」辈中。与钟嵘相较，刘勰评建安文学就较全面。《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庾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段非专言诗歌，但总括建安文学，诗歌自在其中。其叙述列举当时诸名家，言其各有特点而又有共同之处，即「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可见刘勰心目中，建安文学的特点是由当时作者共同创造、呈现的，并非一人或几人的专利。
《文心雕龙·明诗》则专论诗歌：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这一段更清楚表明，刘勰认为建安诗人的共同特点，不仅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也表现为创作取材、内容上的兼收并蓄、活泼多样；在艺术上则是不落纤巧、明晰畅达。这两段评述都说明刘勰推祟建安诗歌不限于对某一种风格或某几人创作的欣赏，而是整个气象上的肯定，其视野十分开阔，持论至为弘通。
建安诗歌不只产生了沉雄刚健的佳作，也表现在曹操为代表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大声疾呼，也表现在王粲为代表的感时伤乱的悲痛沉吟，同时还表现在曹丕为代表的歌咏男女爱情的轻吟低唱。不同风格的诗歌，既本诸作者不同的秉性气质，又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时代精神，综观各个方面，才能得出建安文学的全貌。钟嵘以单一风格评论建安文学，独高举曹植，而贬抑曹丕，实在有失公允。明王世贞云：「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迈、凯、昉、约，滥居中品。至于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区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 笔者亦要以钟嵘自己的话，反驳钟嵘：曹丕不该列中品，「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邪？」
由以上的分析，魏文帝的诗作在「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的「功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都符合钟嵘的要求。惟有在诗歌的「风格」上缺少风力，在修辞方面没有曹植华美。仅因如此，《诗品》将曹丕列为中品，可见钟嵘论以「风格」决定品第，风格中最重「骨气」，其次是「词华」，再其次才是悲凉愀怆，情思委婉之作。钟嵘谓「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这段评论真是一唱三叹，推崇备至。又谓：
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为入室之宾；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获升堂之位。景阳「文体华净，少病累」，「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得坐于廊庑之间。笔者认为钟嵘对曹植的推崇实过矣，对曹丕的贬抑又何其不公！笔者所以不赞成过份贬抑曹丕的原因有二：（一）、应该肯定曹丕对各体诗歌的贡献，（二）、不该以单一风格评论建安文学。以下分别言之：
（一）首先先言曹丕对各体诗歌的贡献。曹丕的诗歌形式多样，对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诗等，无不进行尝试，而且成效卓著。他的四言诗共有九首，其中〈善哉行〉（上山采薇）是名作，全诗「章法条递，风情婀娜」 措语既工，成为传世之作。当时比较少见的六言诗，在曹丕的笔下也出现了三首。曹丕在诗歌形式上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创作了两首七言歌行体诗。他的〈燕歌行〉二首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七言诗，明胡应麟曰：「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 清王尧衢称赞：「此诗情词悱恻，为叠韵歌行之祖。」 此外，他的〈大墙上蒿行〉是一首杂言体诗，长达七十五句，三百六十字，这比乐府古题的篇幅长得多，并且句法参差，情畅词雅，对后来的长篇歌行体产生了很大影响。清王夫之曾赞誉此诗：「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由此可见，曹丕对诗歌形式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钟嵘《诗品》专评五言诗，或许会忽视曹丕对其他诗体的贡献，但专看曹丕的五言诗，共有24首，是曹丕大量运用的诗体，几乎占他全部诗作的一半，他的五言诗成就也很突出，被誉为「深远独绝，诗之上格」 。明王世贞云：「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干，便觉自远。」 从东汉文人五言诗的「质木无文」，发展到曹植的「辞采华茂」，曹丕无疑是极重要的桥梁，钟嵘自己也赞美曹丕：「〈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然而在品诗时，却将曹丕列在中品，实在不公。
（二）不该以单一风格评论建安文学。《诗品·序》评建安文学有段话：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附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钟嵘将「三曹」与「建安七子」分列在上、中、下三等，他独标举「建安风力」－「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入上品者只有曹植、刘桢、王粲，至于诗风秀逸的曹丕居中品，诗风雄浑朴拙的曹操列下品，其余的人都沦入「攀龙附凤」辈中。与钟嵘相较，刘勰评建安文学就较全面。《文心雕龙‧时序》云：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庾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段非专言诗歌，但总括建安文学，诗歌自在其中。其叙述列举当时诸名家，言其各有特点而又有共同之处，即「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可见刘勰心目中，建安文学的特点是由当时作者共同创造、呈现的，并非一人或几人的专利。
《文心雕龙·明诗》则专论诗歌：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这一段更清楚表明，刘勰认为建安诗人的共同特点，不仅有「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也表现为创作取材、内容上的兼收并蓄、活泼多样；在艺术上则是不落纤巧、明晰畅达。这两段评述都说明刘勰推祟建安诗歌不限于对某一种风格或某几人创作的欣赏，而是整个气象上的肯定，其视野十分开阔，持论至为弘通。
建安诗歌不只产生了沉雄刚健的佳作，也表现在曹操为代表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大声疾呼，也表现在王粲为代表的感时伤乱的悲痛沉吟，同时还表现在曹丕为代表的歌咏男女爱情的轻吟低唱。不同风格的诗歌，既本诸作者不同的秉性气质，又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建安时期的时代精神，综观各个方面，才能得出建安文学的全貌。钟嵘以单一风格评论建安文学，独高举曹植，而贬抑曹丕，实在有失公允。明王世贞云：「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尽然。迈、凯、昉、约，滥居中品。至于魏文不列乎上，曹公区第乎下，尤为不公，少损连城之价。」 笔者亦要以钟嵘自己的话，反驳钟嵘：曹丕不该列中品，「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邪？」
参考书目
一、传统文献：
《文选》台北：艺文印书馆，民68年
《古文观止新编》台北：启业书局，民69年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洪氏书局，民70年
刘熙载《艺概》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74年
黄叔琳：《文心雕龙注》台北：台湾开明书店，民82年
二、近人论着：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81年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洪顺隆：《魏文帝曹丕年谱暨作品系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78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台北：学海出版社，民8 0
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主编：《诗毛氏传疏（一）》台北：学生书局，民70年
傅正义〈三曹诗歌艺术比较论〉《求索》2002年6月
鲁迅《鲁迅作品精华》第三卷【杂文编年选集】
一、传统文献：
《文选》台北：艺文印书馆，民68年
《古文观止新编》台北：启业书局，民69年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洪氏书局，民70年
刘熙载《艺概》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74年
黄叔琳：《文心雕龙注》台北：台湾开明书店，民82年
二、近人论着：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81年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洪顺隆：《魏文帝曹丕年谱暨作品系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78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台北：学海出版社，民8 0
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主编：《诗毛氏传疏（一）》台北：学生书局，民70年
傅正义〈三曹诗歌艺术比较论〉《求索》2002年6月
鲁迅《鲁迅作品精华》第三卷【杂文编年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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