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建议，将女性产假延长至3年，由社保提供3年的生育津贴或由财政出资保障，以改善幼儿家庭紧张的生活状况。
这位代表指出，晚上频繁起夜，白天按时上班，宝贝只能扔给老人或保姆照看……这是大部分职业女性产后面临的现状，基于此，他提出了这样的提案。
其实，类似的建议很早就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哈斯也提·艾力就曾建议，将产假延长至1年，还应为男士设立“陪产假”。
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也曾提出“鼓励部分女性回归家庭，政府要补贴承担家务劳动的家庭”。
再如去年，鉴于留守儿童的大量出现问题，湖南省妇联主席肖百灵提出应该出台《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条例》，并且要明确规定：“如果条件允许，父母必须将未成年子女带到自己的工作地居住和入学，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成长；如果条件不允许，尽最大可能降低母亲‘出行率’；原则上禁止3岁以下幼儿的母亲长期（半年以上）外出。”
但是每一次这样的建议提出，社会的反应都非常奇怪，尤其是女性的反应更是奇怪：照说是明白的为女性好，可坚决反对的常常是女性自己本身！
为什么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带头反对“3年产假”呢？
原因是从“职业”来考虑。
3年产假，如果我们母亲真的休了，她还要不要工作呢？这样看来，“3年产假”看似是对女性权益的保护，实则成了对女性权益的最大损害……
“职业”成了女性权益保护的核心点！
但这是错误的！
母亲和孩子以及家庭的成长才应该是女性权益保护的核心点！
近代西方女权运动的最大成就就是对母权的尊重与保护，认为女性生育、抚育、教育孩子本身就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本身就是一个应该拿工资的事情。因此当母亲生下孩子后，就被视为已经有了工作，国家就会给予相应的补贴和帮助。
所以，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从这个高度来保护家庭、女性和孩子的权益的，他们的整个社会与法律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来保护这些。所以不鼓励母亲丢下孩子去到职场中打拼。
    但是中国不一样，它把母亲的这一切付出都视为当然，并且额外地给母亲们压上了一付“职业”的担子。
    现行中国应该早日让新妈妈们享受“3年产假”。
    中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应该是“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现在反过来了，甚至为了达到“控制人口数量”这个目的，连“提高人口素质”这个最重要的本质与核心都可以牺牲的地步：我们只要人口减少的好处，却不想为此付出一点代价。所以，我们的孩子今天才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要休“3年产假”而不是4年5年呢？
15年前，本人在拙著《发现母亲》中曾提出要让每一个母亲服3年“母役”的建议。为什么要服“3年母役”呢？
因为在人生的头三年特别重要，是在组装大脑。人是分两次诞生的，在母胎里是第一次，是长脑神经细胞的数量，出生后的三年里是第二次，是长脑神经细胞的重量。在母胎里，孩子与母亲用脐带相连，出生后，是通过母亲的怀抱用乳带相连。没有在母胎里生长十个月的胎儿为早产，但如果在出生后的3年内母子分离，也会导致类似的教育和情感的早产。
    所以，这3年其实是有它特殊意义的，是与一个人的成长，是与大脑的发育紧密相关的。其他的哺乳动物都不要这么长时间，但人类需要。如果把受教育的时间加上，人类受教育的时间更是长达20年左右。
    无论今天是不是实行3年母役，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这样做的。这事实上是一个学理性的问题，就像现代社会要对每一个孩子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一样。
    母爱不应该是不值价的，母爱应该是至价的！给新妈妈们3年产假，并由国家给这些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哺育孩子的母亲们一点补助，正是我们社会与政府对母亲劳动的认可与承认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