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牵引着我的生命，也许因为我对文学怀着痴情，我一生都在走向文学的殿堂。尽管现在文学已不再有昨日的辉煌，但在我心中依旧神圣。回望走过的文学之路，有很多依恋，很多怀念。其中，最能勾起我回忆的是我上大学时照的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4寸的黑白照片，照片上题写着一行字：五峰文艺编辑部成员留影，1980年7月11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花了刚刚在《唐山日报》（原唐山地区的报纸，地市合并后并入《唐山劳动日报》）得到的5元稿费照的合影。照片中，我左侧是张力和关仁山。

20多年过去了，照片依旧是那样清晰，而照片的底版却早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底，随着岁月的沉积，越发显得厚重和明晰。那个年代是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代，不像现在这样世俗和功利。如今，生活早已把我打磨得失去了青春的色泽和青年的朝气，但毕竟还存留了几分书生的固执和文人的率真，更何况文学还让我葆有当年的几分豪气，几分激情，并没有被世俗社会所完全同化，这也就更促使我怀恋那时激情燃烧的写作，并回望那段追逐文学的青春岁月。

唐山大地震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被县里派往邻县山区的石矿，同去的有从农村选调上来的800名工人。这些工人的家庭大多伤亡惨重，他们在家里难以生活下去，才被村里派出来工作。大家同病相怜，所以开山挖沙时，常听得一片嚎啕声。有一次，一个工人夜间做梦说梦话，大叫一声“地震了”，大部分工人立刻从工棚里冲出来，沿着小路往家乡的方向跑，跑丢了衣服，跑掉了鞋。我们一边喊“没有地震”，一边捡回这些人丢弃的衣物，费了好大劲，才追回了这些工人。

我在矿里负责日常行政工作，主要负责做这些工人的思想工作。其实，我也非常苦闷，因为县里把我定为培养对象，我失去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若没有这场劫难，我恐怕已经在县机关就职了。在寂静的大山里，夜里只见天空中隐隐约约的星光和工棚里时明时暗的烟火，看不见前程的光明。我只能在摇曳的灯光下读一些文学书籍，给自己愁苦的心灵一点慰藉。

1977年冬天，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欣喜异常，但又有许多忧愁，一是因为我自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摸过课本，二是因为矿里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看书，我没有学过地理和历史，恐怕难以通过文科考试。匆忙中，我找到了高中的历史和地理教材，白天没有时间，晚上还要组织工人学习，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或外出开会办事的路上，才能看一会儿书。

一个多月后，一个下雪的日子，我偷偷借公休的时间，回到家乡的高中参加了高考。我进入了初选，但填报的志愿太高，我记得我填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结果没有被录取。1978年夏季，我在县城偷偷地参加了高考，填报志愿过高却写了“服从分配”，致使我去了一个十分不愿意去的学校——河北师范大学昌黎分校。班里绝大部分同学的高考成绩在本科线以上，很多同学的成绩甚至超过了重点线，或因为年龄偏大，或填报志愿过高而来到了这里。我因为不愿意当老师而没有填报师范院校，但偏偏被调剂到了这里。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不想去，后来经多人相劝，我才入了学。

我是党员，一入学便当了班长。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睡通铺，吃伙饭（食堂将一个班的饭放在一起），但我却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书可看了。我每天泡在图书馆，倘佯在文学的天地，并进行文学创作，我的文学之梦便在这里诞生了。

昌黎是个山清水秀、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的地方。北有曹操“东临碣石”的碣石山，南有黄金海岸，春天鲜花盛开，夏天凉爽宜人，秋天果实飘香，冬天暖日青天，全然没有都市的嘈杂，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我们的老师有许多是重点大学毕业或从事多年高校教学的教师，学校虽然与一些本科院校尤其重点大学不能相比，但须知顶层有顶层的风光，底层有底层的妙处。后来我曾去河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求学，领略了大学的氛围，但这里的恬静、清净是那些学校没有的。

我们生活在果园里，鸟语花香，树荫遮地，绿色葱郁。走出校门，便是青山绿水，花草遍地，是旅游的好去处。我们常去碣石山游玩，领略诗中“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外。云飞人自在，依旧青山在”的绝美境界。学校被包围在一片果园中，它的外围是河北果树研究所的大片果树林，而学校自身也是果树满园。我有一张在校园果树下读书的照片，景色非常美，那是张力用他的照相机给我照的，他的照相技术在当时是非常好的，临毕业时他给我们班的同学拍了很多照片。

为唤起大家的写作热情，我在班里组建了“啜英”文学社。79级同学到来后，我们便在全校范围组建了新的文学社，因为学校就在碣石山的南麓，故称“碣石文学社”，又因碣石有五峰，故刊物名为《五峰文艺》。当时没有油印的条件，我们就将编排好的稿件贴在木板上，定期出版。我任社长，张力任副社长。后来，我们又吸收了中专班的关仁山。仁山是我的小老乡，我父母与他父母关系甚好，我在镇上工作时常得他父亲教诲，心存感激之情，自然对仁山多方照顾。我记得仁山中考时仅比录取线高1分，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因为有百分之一的淘汰率，我找了学校的相关领导，说仁山在写作方面很有天赋，希望他们在录取时给予关照，这样才使他顺利入学。因他在师范学的主项是书画，我就让他帮助我们设计版面，抄写稿件。当时我的稿件有许多是仁山帮助抄写的，用仁山的话说，他是从我写的小说中知道怎样写小说的，这自然是笑谈，但起码是我的小说激起了仁山的创作欲望，确切地说，是文学社帮助他走上文坛的。后来仁山字画颇有造诣，也与这段求学经历分不开。文学社创办刊物的举动在学校引起了很大反响，全校同学都来观看，也引起了社会关注。曾在《唐山日报》当过文艺编辑的东燕先生很看重我们，经常邀请我们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并将我的稿件向《唐山日报》推荐。我的小说《“炮筒子”队长》被刊登在1979年11月3日的《唐山日报》副刊《春雨》的显要位置，占了半个版面。用“欣喜若狂”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或许有点过分，但我确实很激动。

后来，我的《侯大叔轶事》等小说被陆续刊登在《唐山日报》等报刊上。毕业时，因为热爱文学，我没有再走仕途，唐山日报社要我去报社工作，我自然很愿意去。但唐山地区文联副主席马嘶先生和《唐山日报》副刊《春雨》的编辑张汝林先生认为我还是在大学教书为好，因为当时学校已经决定让我留校任教。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一直在学校教书，没有离开。后来文学社的同学们大多没有从教。张力从基层干起，现已是省级领导，依然对文学充满热情，将强烈的人文精神灌注在工作中。关仁山现在是著名作家、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齐雪岭是《中国工人日报》驻天津首席记者。尽管我们的工作不一样，但都是从文学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执着向前，而碣石文学社则是我们创作的起点。所以，我们忘不了文学社，忘不了在一起的日子。

往事如烟,一晃近30年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忘记了许多，唯有文学社的事情记忆犹新。尤其是这张老照片，铭刻在心底，是永远也忘不了。因为这张照片是我们搞文学的存照，是文学青年的身份证，更是我们文学梦想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