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8日 星期三， 晴有时多云 18/31。

一

近日有关于基层干部优化的话题，这不新鲜，基层组织一直都是热点难点焦点，时常作为中心话题，从来都被诟病，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可是也从来没有消停，因为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良方解决问题，基层治理的难题没有得到根治，翻烧饼似的思路和方式也没有科学依据，只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一时的按下葫芦漂起瓢的做法，缺乏理性思维和科学设计，自然是短命的，现在所谓的减少小组长数量，减少十户长数量，减少协警数量，这样的做减法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为前些年的不断的做加法的否定，就是纠正前期的过激的政策取向的问题，不顾实际情况彻底否定小政府大服务的观点，不断增加吃财政饭的供养人员，力图将政府管理到方方面面，实现事无巨细的无缝对接，闭合式管理，全面管理，这样的做法建立在财政无限能力基础之上，而实际情况是财政供养能力并没有那么乐观，靠着国家的战略力量支撑，动员内地省份无条件支援过日子，这样的基础力量如何支撑不断增加的财政支付需求，不可持续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经济没有发展，财政收入停滞不前，支付几何级增长，入不敷出的缺口越来越大，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连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都玩不下去了，因为东墙没了，西墙也没有了，没的拆了，还玩什么？收缩战线是不得已的做法，几个月不发享谁还能坚持住，工作积极性还能保持是鬼话，自然只有靠工资养家的人就自愿退出了，不能饿死在体制内，等待也有限度，一些人选择离开体制另谋出路，可是更多的人等待，财政到底是养不了这么多人的，政府不是万能的，不是变形金刚，无法包办代替一切，于是开源节流的各种措施也就连续出台，清理非编制人员，减少不必要财政供养人员，压缩开支，等等，在基层就是减少村干部的范围和数量，由村委会解决雇请人员的工资，这实际是矛盾转移到基层，村委会的集体经济本来就薄弱，收入还难以保证基本运转，哪有能力保证这么多人的工资，于是不可回避的方式就是压缩干部数量，减少供养人员，以前为了稳定为了完成政治任务而雇请的大量人员被拆撤，似乎也证实了我们的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不科学，基层治理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政府可以解决一切，认为力量到了问题就解决了，政府的触角接触到的地方什么都可以迎刃而解，现在看来一时一地可以这么暴风骤雨似的解决急难险重，可是常态化的基层治理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面对各种的诉求和目标人群政府需要的是启用民智，民心所向，民智可用，因势利导，因陋就简，让自组织方式解决基层自己的问题，民间方式解决民间问题，动用最小的成本，用人们的力量解决人们的问题，自治的方式为自己负责、为自己所用，由体制外的力量承担责任，这是一种调剂和监督方式，调动各方力量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相互借鉴，而不是有时我们的由政府全包的办法，民间力量不可忽视，更不能忽略，也不必敌视，而应该利用他们的相互对冲减轻政府的支付，充当调停人的角色，裁判员的角色，不是现在我们经常充当的运动员的角色，这会使得政府更有权威，更有公信力，不像现在这样四处出击，包揽一切，包打天下，其他主体反而撤退，主动性退废，不该如此的角色互换，政府不可以顶替行为主体，不能替他们做主，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的原则，本来这是经过长期试验示范证实的原理，有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力，然而我们时常忘记，并在实际工作中放弃这一原则，走严重的弯路，导致严重的损失，经济困难导致我们在这方面比较清醒，也许是没有了支付的经费让我们无力为之，经济繁荣之后我们常常放大了我们的抱负，不切实际的理想膨胀了我们的欲望，放大我们的信用，延伸我们的权限，一直到我们弹尽粮绝，才又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就这样反反复复，产生一批又一批运动员、暴发户，他们寄生在我们这样的运动过程的各种泡沫上，只要我们不彻底根绝这种反复过程，投机者就不断产生，不断汲取我们的营养，利用我们机制体制问题获取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利润，他们最会利用我们的弱点，最会利用体制机制的弊端，最会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他们会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达到自己的目标，毫发无损中获得自己最大利益，他们是各种运动中的最大获益者，他们甚至经常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让人们视其为大救星，是人们生命里的英雄和贵族，他们没有什么抱负，只有自己的利益。今天早晨，一位村干部送来五个自己家媳妇打的馕，以示祝贺古尔班节，并祝福平安，对于这样的好意我们当然是欣然接受的，我问他家里生活怎么样，他说还行，今天是他的值班日，需要从上午到晚上，我想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基层普遍的现状，各种的上级指示、领导要求都在他们身上得以体现，需要他们一件一件去落实，需要他们一个一个去完成，而他们现在普遍能力跟不上，待遇跟不上，如果按照现在的理念和管理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要求，玩不成任务，他们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资源，除了政府的支持他们一无所有，服务对象认为他们是代表政府的，政府又常常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基层人们的，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代表谁，为谁办事，为谁说话，他们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左右为难，有很多时候他们处于尴尬的位置，拿着政府的钱为服务对象工作，那就是政府的雇员，自然要政府服务，而为农民服务又是政府交给他们的任务，这之间不总是那么和谐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