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与中国文化精神

摘要：何为侠客？侠客也称游侠，武侠等。它们的使用时间和频率并不一致。游侠最为普遍，其义较为多元，后者也指贬义。侠客与此同时，但唐代后常用，如李白，元稹均有《侠客行》武侠较前两者出现较晚。但她们中都用到了一个共同的字，那就是“侠”。侠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俜”“使”的意思。而“俜”之义为公平，正义。所以，笼统的说，侠的根本即是行侠仗义。“侠”出现于春秋战国，经历了汉，魏，隋，唐的游侠历史的黄金阶段，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的英雄象征。本文将从侠义精神的文化起源，主要是墨家思想对侠义精神的形成与影响；侠义传统的具体内容，即其所包含的具体精神特质；以及作为下层文化中“狭义精神”与上层文化的“泛儒文化”的区别与联系，这三个方面来浅要的说一下侠与中国文化精神的联系

“狭义”精神的思想源头:

      对于“侠”是否出于或归于墨家。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争议。鲁迅先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而冯友兰先生认为：“墨子及其门徒出身于侠，从《淮南子•泰州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可以窥见。但是，不管侠是否出于墨家，但是两者存在着相关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墨家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侠义”精神，在下层民间伦理中，小生产劳动者吸纳了墨家思想的适用成分，以此为价值选择，并影响其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狭义”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墨家的思想适用于平民大众阶层，而一般小生产者不太可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更多的是自食其力，劳作生产，才可食饱穿暖，他们要为起码的生存奔波，更期望一种“均贫富’美好社会情景以及“济世除暴”的英雄为他们伸张正义。而墨家思想的一些伦理规范恰给平民小生产者提供了符合他们的实用的平等愿望中生发出来的人生价值模式。墨家思想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这与司马迁所说的“赴士之困厄”的侠义精神是相符合的。墨子又言“言必信，其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的言而有信的行为与《史记•游侠列传》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侠义风范相一致。而墨家思想又主张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而所有这些思想在秦汉社会不断出现的“游侠”“任侠”，这些提倡扶危济贫，吃苦耐劳，重信重义这些人物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总之，墨家思想中的“兼相爱，自苦以为义”，重义轻利，仗义而为，为“天下”及“万民”的利益而赴汤蹈火，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思想都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传统的“狭义”精神。

“狭义”精神的具体内涵

武侠精神中继承了墨家的“兼爱”思想，《墨子•经说上》：“任，为身之所恶已成人之所急。”就是说要尽力牺牲自己来解救就他人的急难。而《墨子•经上》说：“义，利也。”是说对他人要有义，义是中国传统武侠精神中的核心价值标准。义即正义，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而不是没有原则的江湖义气，也不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就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愚蠢行为。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平民百姓生活于社会的最底层，在各级政权的专制统治下，受尽了欺辱和压迫，甚至人民的生存权力都无法保障，于是人们更多的寄希望社会能有正义公平的力量，能有豪侠英雄不断涌现，从而逐渐形成一种以武侠精神的崇拜，久而久之，这种自发性的侠义行为升华成一种中国民间社会独特的文化精神，一种混杂着朴素的精神的侠义观。这种侠义观的最重要的行为方式在陈山先生看来便是见义勇为，其次，还有为人刚强义烈，要有骨气，再者，就是恩怨分明，施恩必报。所谓“从来恩怨要分明，将怨仇恩最不平”。此外，武侠精神中还包含着很深刻的报恩意识，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宋以后，由于新儒家伦理观念对武士阶层的影响，儒家的伦理观与武侠的传统观伦理观相结合，使武侠精神有所提升，形成一种“为民除害”“为国争光”“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的大侠精神，是中华民族中最完美的人格象征，几千年来被中国人所推崇与崇拜。以至于在五四时期，老舍先生提出“侠义振民”的思想，主张以侠义精神来改造和重建国民性格，要求借以复兴和改造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文化来树立国民的正气，骨气，勇气和自我身份的肯定，而郭沫若试图从中国传统中的侠义精神为支撑来找寻中国民族精神的支柱。宣称“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的啊千古不变的金言，用对历史上不畏强暴，勇于牺牲，主持正义的人格精神高度弘扬以此来号召时代政治革命斗争的需要，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中国传统侠义精神中还包含的一种谦虚的精神在其中，因为“既以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人是行侠仗义之后又不留姓名的人。（元稹《侠客行》）像《水浒》里的英雄，从开始的落草到最后的被招安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武侠精神逐渐消失的过程，因为真正的武侠精神，真正的侠士是追求功名，更不会为官所累，他们不想官方的留名，而是真正的归属江湖，仗义行侠，劫富济贫又不留痕迹。

中国文化精神中侠义精神与泛儒文化的联系与区别

在陈山先生的《中国武侠史》一书中，认为文化精神即是指一个民族由其自身文化所决定的精神气质。认为从先秦“士”阶层的文武分途，战国民间游侠在上层社会养士风气中的早熟，两汉豪侠中统治阶层的介入和对豪侠的摧残以致到最后侠的日益世俗化。这其实是揭示了中国上层社会的精英文化与民间社会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而侠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属于后者的，并且这两种文化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与矛盾的。中国上层文化究其文化本质来看是属于一种泛儒文化，而其所塑造的是一种双重的人格特征，这一点在中国隐士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于魏阙之下”它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讲求内圣外王，将老成持重，深藏不漏等等有自然融合在一起的中庸之道。而这种上层社会的文化精神对于民间社会的影响是浅层次的，中国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在具体内涵方面与中国上层社会的文化精神有很大不同，它是地域，民族，宗教等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其精神本质是一种墨侠精神，在平民百姓的日常言行，（人际关系等都可以表现出来。而就其两者的具体区别在《中国武侠史》中引用了壮游的话，我觉得很形象，即”侠者儒之反，儒者有死容而侠者多生气，儒者尚空言，而侠者重实际，儒者寄福工作）而在整体上，与始终处于焦虑状态下的上双重人格的文化精神特质相比，民间社会的侠义精神是一种自发地，敢作敢当，表面如一的带有自发性的文化精神。

总结：

根据对侠的定义，以及侠义精神的思想溯源的探讨，以及联系到中国文化精神中与平民阶层的侠义精神不同的上层社会的泛儒文化精神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体悟和反思到：当今中国文化同样存在着精英文化与平民大众文化的分别，面对当今中国文化的变革，可否按照以上层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行为方式去改造下层社会的大众平民文化，把他们改造到上层文化的层次上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陈山先生《中国武侠史》中提到五四改革的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用上层精英文化思想，用“文人的热衷去分析大众的信仰”的改革，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立足于平民大众文化，挖掘中国民间文化精神深层的积极因素，以此为立足点，按照大众文化自身的规律去变革，并且与上层文化精神很融洽的结合，才能传造出有活力的现代新文化。而这在立足平民大众文化就不可避免地融入其核心的文化精神即侠义精神的很多优秀道德传统。这更加显现出武侠虽然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已消失，但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和文化精神却将永远留存。

 参考资料：

1）《中国武侠史》；陈山；上海三联书店

2）《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平原；新世纪出版社2002年版

3）墨家思想对中国“侠义”精神的影响；薛柏成；东北师大学报

4）中国武侠精神浅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体育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