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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音多是从文章开始。

    1996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正风行一时，东方出版中心重磅又推出了一部大散文《湮灭的辉煌》。凡是爱读余秋雨的读者，多为自然而然地去读夏坚勇。那时，二十岁不到的我也不例外。依稀还记得当年经济极度拮据的我毫不犹豫地买夏老师的《湮灭的辉煌》的畅快与尽致,特别是与《文化苦旅》对比阅读后，仿佛是由厚重、压抑和居高临下一下子进入亲切，自然的柳暗花明。余秋雨的博学思辨那时让我叹为观止，夏坚勇的质朴随意更是可以让人感触到的文化的底蕴。那时二十岁的我就开始琢磨，怎样的修炼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于是，从《史记》到《万历十五年》，从强背《山海经》到徒步从漯河走到西安。我就下定决心，做文人，就应当做靠一个自己顶天立地的巨作让人望其项背的大文人，而不是整天写小情小调，靠在圈子里四处逢迎拍马的无聊小文人。

    从读到夏老师的《湮灭的辉煌》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夏坚勇的创作，研究他的写作风格。期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作品，让文坛为之一震的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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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南京《雨花》杂志就推出了夏坚勇的散文专栏。当时，由于载体的原因或者其他方面，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文人的踅伏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看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后，夏坚勇沉下心来，从1993年夏天到1995年年底这一段时间里，着手他的大散文创作。

    在写《洛阳记》之前他去了一趟洛阳，去洛阳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去找一找感觉；去泗州呢，本来是不打算去泗州的，是路过那个地方，他在地图上一看，这里附近有个“明祖陵”，一个遗址，想那就下去看看吧。本来是要到淮阴去的，写一写项羽啊，韩信啊，项王故里这些地方，写写楚汉争霸。后来经过盱眙，乘了个破车子路过那个地方，他就下去看那个明祖陵，下去了之后才知道离景点还很远，他步行走了有十多里。看了之后就写了这个东西（《泗州钩沉》）。在那个地方，到了吃饭时间。夏坚勇想找个地方吃顿饭，可是没找到饭店。问那个地方的几个园林的管理人员，他们说没有饭店，就和我们工人在一起吃！

    “全书以残存的湮灭不清的断垣残简为出发点。追诉历史现象，描述文化形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以感性地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人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的关系。……作者以敏锐的文化感悟所写下的这组系列文化散文，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使行将湮灭的文明碎片重现辉煌，同时也有助于当下正进行的人文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有助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建。”《湮没的辉煌》甫出版即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并与余秋雨先生开历史文化散文风气之先的《文化苦旅》同被学术界誉为“双璧”。   像写江阴的《寂寞的小石湾》；南京、无锡与明王朝的《湮没的宫城》、《东林悲风》；宿迁的《泗州钩沉》；以及中原河洛地区的《石头记》《洛阳记》等等，都曾经作为高考语文模拟试题的文章分析出现过。与此同时，全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大散文热”，东方出版中心持续推出二十余部“大散文”，俨然成了一种文学类别。余秋雨也因为一部《文化苦旅》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明星”，而夏坚勇，仍处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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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与夏坚勇，一个是“大散文”的开创者，一个是大成者。自然人们少不了与此对比。于是，夏坚勇的校友如此采访他：“您作为一个文化大散文的写作者，肯定知道余秋雨的作品和他的研究范畴。我想问您，您觉得自己的文化大散文和他的文化大散文相比，各有什么特色？”“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即使是写同一个题材也是不可能相同的。就象树上100片树叶，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作家本身的命运、经历，他的性格、气质，都能够决定作品。我写文化大散文应该是受了余秋雨的影响，而且我对他的文章也很喜欢。但我的文章与他有很多地方不同，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余秋雨呢，基本是在上海长大，在高校任教的学者型的人，是一个名流、教授。他是搞文化史研究的，他的理论功底，理性的剖析能力，我肯定是比不上的。因此有些评论说他的文章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在里面。而我的（作品）是比较平等的写法。我是在农村里，一个偏僻的乡村长大的，受过很多生活的磨难。当然余秋雨也遭受过磨难，只不过我的磨难跟他的不同。”

    “我们读您的文章觉得您的语气很平民化，但又有戏剧般的诗意在里面，很有生活的质感。是不是您平时就留心积累有关这方面的素材呢？”“这个与作家个人的经历有关，我自己是在民间底层生活过的。我68年高中毕业，回乡当了5年农民，从68年到73年。有些东西它不用人为地去收集，就印在你的脑海里、感情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乡下生活的时候，休息时与农民们插科打诨，开玩笑，乘凉，共同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写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涌现出来。当完农民后我进入苏州大学中文系读了四年书，回苏北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到南京大学作家班进修了几年。来这边（江阴）也有十多年了。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写散文会注重哪些地方，但我自己写文章会追求一种“味道”在里面。如果我自己把握住了一种“味道”，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它表达出来。”

    二千年前，中国文化评论的鼻祖曹丕公就给文人下结论，“自古文人皆相轻”。特别是像余秋雨与夏坚勇这种老一老二，实力无甚相差，各有千秋，名气却大相径庭，相差甚远的情况。老二总感悟到受到老一的压制，愤懑与诋诲自然而然。可是，从夏坚勇的访谈中我们看不到这些。看到的是什么？文化人的大度？

事实也是果不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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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湮没的辉煌》引起轰动后，江苏文联曾经和夏坚勇商议，让其调进南京省作协。这对许多作家都是梦寐以求的事。而夏坚勇淡然笑之，心胸大，什么地方都能写出大作品，仍固执地坚守基层的江阴文化局。时隔6年之后，2002年国庆前夕，夏坚勇又捧出了一部25万字的大散文《大运河传》。 水，自然的水，涌动的水；河，历史之河，民族之河，———较之《湮没的辉煌》，这一次，夏坚勇把他的激情、才思通过大运河而体系化了。大运河在他笔下是一个拟人化的抒情对象。全书“时间篇”与“空间篇”的结构便把二千四百多年来华夏民族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秘事与大野风云、政治家的铁腕与民众的苦难，透过大运河的波涛汹涌凸现。四千里长河上下，从人文风情到地理物候，从光风霁月到水木清华，大运河周边的色彩、气息、生活情调在作家笔下都有精细入微的描写。以思想的力量去穿透、批评传统文化，宏阔与精微美妙结合，提倡科学、民主、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大运河》在时下众多的休闲时尚散文中，以大气象、大格局、大精神鹤立鸡群之所在。这是东方出版中心唯一一部向十六大献礼的重点书目。著名散文家袁鹰称此书气势恢宏，理、情、文皆为上乘。吴泰昌称比《湮没的辉煌》更从容、圆熟，是一部厚重之作。著名评论家丁帆认为此书是悲情浪漫主义风格。 [1]

   大作家的气魄是如何写出大作，而不是奸巧耍滑地如何取得大名声。2002年在潜心研读了大量的史料，并对大运河进行了数月的徒步考察之后，夏坚勇埋头创作长卷散文《旷世风华——大运河传》。该书“宏阔与精微恰到好处的结合，时间与空间富于艺术张力的交织，共同演绎了一个伟大生命多姿多彩的故事”。在这部书中，夏坚勇再次显示出他卓越的艺术才华，对历史的精确评判，对社会的深刻剖析，对文明湮没的深情叹惋，以及对大运河沿岸数千年物华风俗的描摹再现，由着他的那支生花妙笔展现得淋漓尽致。著名伉俪批评家汪政、晓华评论“《大运河传》不是一部如今常见的见理见情却不见物的空泛之作，而是能够让读者触摸出大运河的肌理，嗅得到大运河的氤氲水气，听得到大运河上的桨声，对大运河的两岸景物及风土人情有细致摹画的结实之作。作品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将史传记载、实物考察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完整地勾勒出了大运河两千多年来从开掘到更道，先军事后漕运的由盛而衰的历史。”

    文化是一种底蕴。最初创作小说，剧本的夏坚勇由小说和剧本创作的方阵进入散文领域，暂时的文体转型夏坚勇非但没感到无所适从，反而凭借着两部集子确立了他在当代散文界的重要地位。他不屑于做明星作家，而宁愿沉潜于寂寞。在这种寂寞的环境中写作，使他得以摆脱许多名缰利锁的羁绊与束缚，而以自己的艺术知觉去亲炙缪斯的芳泽，从而无限接近文学的本质。他是那种表面不动声色、给你以相当的安全感，可是一不小心挥起拳来却可以将无数喧哗做秀之辈抡倒的那种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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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事靠想是想不出来了。10年前，我作为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捧着夏坚勇的《湮灭的辉煌》叹赞不已、膜拜不止时，做梦也不会想到，10后他会为我的新书《故乡在纸上》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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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潦寒的书读完了，是一口气读完的。也许因为我是个在饥饿年代长大的乡下人吧，他的作品让我想起刚出锅的烙饼，新鲜、热香，咬一口有筋道，有余韵。这样的联想虽然粗俗，却也无伤大雅，汪曾祺先生就曾为他的文集这样介绍过：春初新蕊，秋末晚菘，滋味近似。说到底，美食与美文之间总是灵犀相通的。
    一本书，40篇文章，将近20万字，就写一个叫栗门张的村庄。写了村庄的历史和当下，日常生活和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和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和村夫村妇，英雄豪杰和地痞流氓，还有轶闻、疑案、仇杀、偷情。真可谓光怪陆离，洋洋大观。从表面上看，笔调似乎很散漫，信马由缰，写到哪里是哪里。可仔细品味，无论是作品的精神指向还是语言形式都体现了民间写作的朴素真诚和原汁原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潦寒的笔下流溢出强烈的悲悯情怀和追问精神，这种精神指向又并不是穿鞋戴帽，而是渗透在那“化不开的乡愁和近距离的伤感”之中，即使是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语句，如果稍稍琢磨与体味，一股醇厚而真诚的情感就会在我们的胸中升腾。在《一个人的消息》中，一开始就有这样两段文字：
“妇女们天黑以后才掌灯做饭，在熏得漆黑的厨房里扑嗒扑嗒地拉着有数十年历史的老风箱。”
    对厨房和老风箱的修饰用语，看似寻常，但是我相信，没有长期．农村生活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的。这是真正的民间生活形态。
接着说到大伯的儿子走失，这样写：
    “我大伯的儿子也就是从效成家出来时，手里捧着碗往家返的途中走丢的。我大伯的儿子走丢了，碗也丢了。”
文中的黑点是我加的，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很精彩。
    可作者还没有完，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又出现了这样一段：
    “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老爷们晚上九点手里捧着碗从一百米外往家返的途中走丢了，如同被蒸发掉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同时包括他手中的碗。”
黑点当然还是我加的，老实说，这样的文字只要读上一两段，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品位就大体有数了。
    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的观念，散文被认为是一种很精致的文体，特别是这些年来，所谓的晚报文体大行其时，那种浅近而抒情的散文几可铺天盖地，而笔底风光，要么充斥着贺卡式的甜腻和无病呻吟的伤感；要么就是油嘴滑舌，喋喋不休地卖弄小聪明。看惯了那样的文字，再来看潦寒的这本书，起先你可能有点小小的迷惑：这样的文字，一点花头也没有，是散文吗？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你得承认，这是一本好看的书。等读完了全书，你发一阵呆，终于认定：这是一本有份量的书。

    好看和份量源于生活本身的魅力，那种不加雕饰的生命情态以及古老乡村的粗糙感和疼痛感被表现得笔酣墨满，形神俱见。读过《父亲这一辈子》，我们就忘不了那个出自寒门又心灵手巧的“父亲”，他学习绘画，是将一张黑漆大方桌当纸，买一瓶墨水掺些锅黑兑些水，这般因陋就简打下绘画基础的；他学做裁缝，是从村里老裁缝处用三包烟换回一本旧裁剪书，自己琢磨几天便学会全部手艺的；装耧大约是个技术含量相当高的活计，三叔跟着老木匠做了两年仍不得要领，父亲却只是独自捣鼓一阵又去老木匠那儿观摩一阵，很快就做出了自己的一张新耧。这种乡土民间生活标本式的实录，在潦寒的乡邻系列中也有文心独运的抒写，例如《二犟》里凡事论死理的农村青年二犟，《绝唱》里分不清戏里戏外的女演员小文，《想象四爷》里胳膊上跑马拳头上站人的热血男儿四爷，还有《羊的门》中把羊当亲人，把羊当命根子的孤老汉绑紧……作者不止勾画出了主人公们的一笑一颦，一抬头一回眸，他甚至还让我们听到了主人公内心深处幽渺而悠长的叹息。这就是潦寒的手艺。尼采说：“艺术家是一个呈现者。”潦寒就这样把他的乡亲们一个一个地“呈现”出来，从而完成了他关于故乡的整体呈现，也完成了他对精神故乡的深刻凭吊。这样，他的故乡就不仅是在纸上，而是以其鲜活的情态走进了我们心湖的深处。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但又是很考验作家素质力的文体，作家的情感、思想、学养、语言，以及想象力皆裸露无遗。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是虚构——散文是不允许虚构的——而是一种艺术灵性的张扬。像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关于园子与四季的对应描写，谁能说那不是想象力呢？在潦寒的这本书中，这种灵性的翅膀亦随处可见。例如，《羊的门》里绑紧老汉丢羊后，作者用饱蘸了忧伤的笔写道：“……我从小长这么大，还没有看到这么绝望的神情，绑紧喃喃地说这话时，仰着脸，那泪珠顺着那刀刻般的皱纹一点点地向外浸渗，能让人清晰地看到那泪珠中的盐分。”我们见过太多的关于眼泪的描写，但面对着潦寒笔下看到“盐分”的眼泪，仍然会为之心动。如何以艺术的眼光和独到的创作技巧向人类的生存以及精神状态予以冲击，是评判作家艺术才情的主要标准之一。在这一点上，潦寒用他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关于潦寒的这本书我已经说了不少，其实我和潦寒素不相识，对他的人生道路和心灵历程一无所知，因此，当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王维良先生要我为这本书“序”几句时，我踌躇了许久。好在法国大散文家蒙田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国王陛下已经认识了我的作品，那他就认识了我的为人了。”说这话的背景是国王提议要认识他，蒙田却不肯给面子。在我看来，这恐怕不光是一种文人的傲气，也是一句关于文学原理的大实话，因为真正的散文必然属于灵魂的裸显与生命的直呈，所以读其文大体上也就可以想见其人了。既然如此，我也就斗胆应承下来。而且，读完了这本《故乡在纸上》，我也确实认识了那个“靠读书和写作从农村一步步走到省城”的潦寒，以及他那“体验生命痛感和出走欲望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栗门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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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在纸上》交给春风文艺社出版时，序还没有定下来了。最初为了造势炒作，别人都建议我找余秋雨、贾平凹作序。借他们的名声，抬高一下。找了几个朋友联系，都没有结果，只好放弃。有朋友说，让刘亮程写，又有人建议说我的散文和刘亮程的水平也是相差不大，怕他也份量不够，压不住阵角。后让中国著名学者、碑文专家李铁城，河南文学院院长郑彦英写，不是写得太硬，就是概论不到位。折腾了半年，春风文艺社的王维良先生说，这样吧，我和夏坚勇的老师交情较好，由他出面给你说。我估计他不会拨他老师这个面子，我找一找夏坚勇老师试一试。那时，我一直在担心，夏坚勇那种淡于名利的传统文人思想，会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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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良将夏坚勇老师给我写的序用传真发来之后，我一口气读完，激动得拿着传真纸给好几个朋友看。都说对我的作品评价得太到位了，而文风是那么的质朴，对我的作品简直起到了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后来，渐渐地和夏坚勇老师沟通多了起来。几次和夏老师通话，他要求我找机会带着孩子到江阴去玩。由于工作原因一直没有去成，更没有机会当面感谢他为我作序之事。前天和他再一次通话，得知他的家人生病住院，一直在上海。“文化点击”开栏到此，我忍不住学着夏老师的作派，未和他见面，就写下了上面的文字，算是对夏老师的感谢与安慰吧！同时祝他的家人早早康复。

    夏坚勇,男,1950年生于江苏海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家,戏剧作家。先后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江阴市文学艺术创作室主任。出版过《巴黎女士》、《湮灭的辉煌》、《旷世风华——大运河传》等多部作品。曾获得庄重文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散文集《湮灭的辉煌》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