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给我一种独特的误会：每次看他的电影，都觉得是毋庸置疑的精品(《武侠》除外);然而紧接着票房和口碑会给我连续好几个耳光。看完《中国合伙人》，我不争气地再次陷入这种冲动里。用文艺青年的术语来说，需要一个老灵魂才能喜欢陈可辛，他的电影已经超脱了勾兑剧情和笑料的阶段，观众并不是用现金来买陈可辛的电影桥段，而是需要交出一段个人史，然后从《中国合伙人》里交换出一段集体回忆。

　　港片北上以来，陈可辛的票房乏善可陈，却创造了独一无二的“陈可辛定式”：凡陈可辛拍出来的，都不是他想拍的。《投名状》讲的是太平天国，拍出来的是兄弟义气;《十月围城》讲的是辛亥革命，拍出来的是兄弟义气，《武侠》讲的是武术文化，拍出来的还是江湖恩怨。《中国合伙人》讲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公众启蒙运动，但观众看着像是新东方的广告片。陈可辛的经历证明了一个有人文情怀的香港导演是如何怀着明珠暗投的心情在大陆混饭吃的。

　　作为香港导演，陈可辛却莫名地怀有一种大陆导演应该具备的历史责任感;换言之，他抢了张艺谋、陈凯歌等国宝导演的活计。他喜欢在历史的断裂带上拍电影，比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燕京大学”——《中国合伙人》三位男主角相遇的地点。三位校园死党分别走上英语培训领域，这看似一个商业题材电影，然而陈可辛却一针见血地总结为“土鳖”、“海龟”、“愤青”三股年轻人势力如何在现实中被消解的过程;换言之，八九十年代中国青年不再关心重大命题，而是用狂热的英语热情来逃离中国、逃离现状，留下的青年则被房子、户口等生计问题扼杀;陈可辛用《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回答了“青年都到哪去了”的命题。

　　有了陈可辛，解释什么是好电影才真的方便。它应该有浪漫得不可救药的细节：成东青在路灯上贴上贴纸，灯影里打出了一个接一个“I Love You”。它应该有震撼的高潮，在断电的废弃厂房里，一群托福考生用手电照亮了老师的黑板;它应该有青春死去的样子，有那种在遍地繁华的喜剧结局处默然反思的留白，有一种在别人的青春里撒野的勇气，这些好处，都包含在电影片尾一首《光阴的故事》里，余音缭绕。我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持怀疑，因为当下的观众趣味尚处在青春期，陈可辛这么冷静而理性的作品，很难博得一片叫好;谁的青春都难免辜负几个人，陈可辛，请多担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