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补贴家中伙食水平，十号楼几乎家家都养鸡。好在住楼房有阳台可以利用。各家喂养鸡的数目不一样，有养两三只的也有七八只的，再多阳台上就装不下了。每天早上我们都是在公鸡打鸣儿中醒来。天刚蒙蒙亮，一只公鸡开始打第一遍鸣，其他各家的公鸡也跟着叫成一片。挺吵人的。外交部的干部有些是夜里工作的。凌晨被鸡打鸣吵醒是件挺讨厌的事。后来大家慢慢习惯了。
要说养鸡在十号楼要数土建中的爷爷土老爷子了。建中他爸土金璋是外交部的干部。土老爷子是陕西人，出身农家。他家住1单元112号。十号楼的1单元是凹进去一块，正好在他家前形成了一块夹角空地。土老爷子用树棍一拦成了个小院。一楼是底层，住户有天然的优势养鸡。土家养鸡最多，而且下蛋也多。我记得，我家阿姨有时为了做一个鸡蛋羹或鸡蛋炒饭，就给 我五毛钱，去土家找土老爷子买一个鸡蛋。这种跑腿儿的事儿通常由我干。
土家子女也是五个，既是邻居有时育英同学，很熟。最小的老五叫土娃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土娃子的正名大姓。
文革前两年，建中他爸被调到陕西延安任负责外事的专员。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大串联中我二哥三哥和邻居徐明之子徐开山，徐米尔等都结伴去过延安。我哥和开山他们一行数人到延安后，正好赶上土金璋叔叔陪同来华访问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书记艾佛.希尔参观访问。于是叫着我哥和开山他们一起参观。到了毛主席住过的枣园，有一棵毛主席亲手种的梨树结果成熟。土叔叔就让外办的人摘了一些分给大家。由于是毛主席亲手栽种，后人们精心培育，所以梨的个头长的特大。我哥说三号军装的口袋装不下。我三哥没舍得吃，一直带回北京跟家里人分着吃了。
土叔叔还带着这些老邻居的孩子参观了红军敬老院。我哥他们还向老红军敬献了红卫兵袖章。有一个老红军送给我哥一副红军时保留下来的红领章，虽然又小又破，但极具历史价值。全国保留下来的红军佩戴过的领章没有几副。这副红军领章是可以进博物馆的珍品。我哥悉心保留至今。
土建中每次来北京就住我家。
土叔叔后来任延安地委书记，一把手。1968年以后，老三届北京知青到延安地区插队的得有两万多人。我四哥原是北京外语附中老初一的学生。外语附属宣武区，在甘泉县插队。后招工进城，在延安食品厂当工人熬糖。我四哥还去找过土叔叔。他对在延安插队当知青的外交部子弟子女挺照顾的。后来土叔叔上调到西安市当市长。他在陕西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
接着说养鸡。据土家楼上二层的莫娃宁回忆，她小时候淘气，时常在阳台上用小石子打楼下的鸡，惹得土老爷子上门告状。娃宁姐受到父母的批评。娃宁的父亲莫燕忠下五七干校时当过江西干校的领导。七八十年代出任过住缅甸，菲律宾的大使。1984年调任国务院侨办的副主任。正部级离休。莫叔叔是广东人，1919年出生的。是目前外交部为数不多的超过百岁仍然健在的老干部。莫夫人黎帼榕也依然健在，莫叔叔和黎阿姨是外交部年岁最大的夫妇，无人可比。在这里祝莫叔叔和黎阿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这话原来是给毛主席他老人家用的。现在用在他们身上不为过。
土老爷子因为养鸡还与楼上151的王小廉发生过矛盾。王小廉是部队转业来的，在外交部当锅炉工属工勤人员。他在1单元外靠土家的小院挖了一个菜窖，冬天存放白菜萝卜什么的。两家由此出生矛盾，不过矛盾没有恶化。
王小廉出身农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住进十号楼带来了许多农村的习惯和作风。他火爆脾气，经常大声喝斥我们小孩子。我们都怕他。王在自家阳台上养了一只大绵羊。时不时牵下来遛一遛。我们小孩常常跟着看羊，有时还走近摸一把，拿几根草喂它。我们一群小孩儿有时往王小廉的菜窖里撒尿，还往里面扔东西。弄得菜窖臊哄哄的，气得王小廉经常在院子里骂大街。各家大人嘱咐自家孩子玩儿的时候别掉到菜窖里去。在阳台上养羊，在单元门口挖菜窖的确是挺奇的。外交部宿舍还没听说有第二家。
家家都养鸡，有公就有母。小孩子喜欢把自家的公鸡拿出来斗。记得斗鸡王是二杜家的黑公鸡。凤头，腿上有毛。只要有人用脚逗逗这公鸡，它就啄你。特凶。他家还有一只芦花公鸡也挺厉害的。
我家还养了七八只兔子。我二哥在212房养病，有阳台和两间空房。于是就养了一些兔子。我们周末或暑假在家时，都得外出为兔子去割草或去附近的菜站捡一些菜叶回来。冬天就宰了吃肉。
养鸡喂兔都是为了度过困难时期的艰难，给自己和家人多增加一些营养成分。
我三哥从小就养蚕。早春幼蚕出壳，特小，喂水泡过的茶叶。外交部老部院内有几棵大桑树，我家哥几个从树枝冒芽就开始采，一直到蚕吐丝做茧。我家哥几个爬树上房的本事就是这样练就的。最多时养了有一二百条成蚕。有的吐平丝，有的做茧。蚕蛹大多被我爸吃了。我们哥几个因为自己养蚕，都不吃蚕蛹。吐平丝的蚕需要放在一平板上。吐的丝可以揭下来。有地方收购平丝，可以卖钱。后来我哥上了中学，去了十五中寄宿住校，就不再养蚕了。没人采桑叶不成。
兵乓球台
十号楼的孩子们那时没有什么娱乐。趴在地上玩儿弹球，煽三角，玩烟画儿这一类的儿童游戏是主要的内容。这一类的游戏已经被现代儿童所抛弃。失传了。还有就是到十号楼前的六O技工学校的很破的篮球场打篮球。这些运动和游戏不足以释放孩子们勃发的精力和体力。
1961年4月，中国在北京首次举办国际比赛—第26界兵乓球世界锦标赛。地点就在离豫王坟不远的新建成的工人体育馆。中国队大获胜利。男子团体打败了日本队获得冠军。男子单打庄则栋拿了冠军。女子单打邱钟惠拿了冠军。那时还没有电视转播，主要是通过收音机听现场的解说。解说员张之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解说的现场让我们这一代孩子记了一辈子。日本队的主将，木村，星野，狄村伊智郎的名字到现在都能立刻说出。
这对全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随后就带来了全民“兵乓球热”。兵乓球称为中国的“国球”。学生的书包里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兵乓球拍。我们十号楼的孩子也不例外。没有兵乓球台，就对着墙壁打。自己对着墙壁猛抽几百板，easy。
孩子们过生日最大的愿望不是穿新衣服，二十希望得到一块兵乓球拍。
很快，外交部总务司出面，在十号楼前修建了一个水泥兵乓球台。其他的楼也都砌了球台。整个球台是用水泥包起来的，台面抹的相当平，尺寸大小也与真的比赛球台同。十号楼的孩子们几乎就粘在这简易的球台前了。除了上学的时候，从早到晚都有孩子在那儿打球。狂热刻苦的程度现在人无法想象。水泥球台没有球网，孩子们就用砖头代替。有时候大孩子们会自带球网支上打。感觉比用砖头作球网好多了。有点儿正规的感觉。室外打兵乓球受天气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刮风使兵乓球飘忽不定，影响判断力。即使是这样，也不会减低孩子们打兵乓球的热情。水泥台面的弹力与木制标准球台不一样。而且对兵乓球的磨损特别大，一个新球几天就抽烂了。一个新的“盾”牌兵乓球要花八分钱。不少孩子都省吃俭用，把买冰棍零食的钱省下来买兵乓球。院子里的大孩子在球台上称王霸盘儿。小不点儿的只能趁大孩子不在的时候打一会儿。成年人鲜有机会加入进来。孩子们的球技更高一筹。
孩子们开始打球是用光板儿拍，后来改用胶粒拍，后来国家大批量生产球拍后，“顺风”牌球拍是最多的。孩子们手中的球拍也都改成海绵带胶粒的球拍了。那时大家都用直拍，很少用横拍。我们那时称横拍为“大刀”。也还没有反胶粒的拍子。大家都随中国兵乓球队用直拍打球。记得大杜二杜兄弟两人用的是“红双喜”球拍。那是中国最高级的球拍，国家队运动员使用的武器。大杜用的是圆拍，二杜用的是直长拍，跟电影和报纸照片上日本运动员使用的球拍一样。大家经常借杜佳兄弟的球拍使用。特过瘾。我第一次用“红双喜”球拍打球就是用杜家兄弟的球拍。
小孩子学东西快，球艺迅速提高，已达互相对抽的水平了。十号楼出来的孩子很多在一生中最拿手的体育项目就是兵乓球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孩子几乎个个会打兵乓球。我们打球的技艺都是从水泥球台开始的。雄厚的民间基础造就了中国兵乓球事业的发展。在国际上鲜有对手。霸盘全球。
想想少年时光打兵乓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身体的健康发育心里依然激动。
一个时代造就一批人。
现在的孩子们，也就是我们的儿孙辈的小孩子会打兵乓球的还真没几个。中国兵乓球长盛不衰原因不再是因为拥有六十年代那样雄厚的民间基础了。中国兵乓球现在的强盛靠的是专业的训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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