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新兵“老朱”的趣闻轶事

从新兵队分到部队，8个女兵分到炊事班。欢迎会上，我报过姓名后，司务长笑道，“哟，两个姓朱的，以后怎么叫啊？”我一楞很快反应过来，部队里喜欢在姓前面加个“小”或“老”来称呼人，同姓不同名，叫全名不就行了嘛，但刚进入陌生环境的小新兵胆小如鼠，我只能耷拉眼皮低头不语。但司务长却不愿放过这种活跃气氛的机会，进一步逼问，“你们俩谁大啊？”

要在平时，我早就快人快语地表明自己大，可这关系到我这辈子的称呼问题，因为一旦叫开了，叫习惯了，“大朱”就会像与身俱来的追随我一辈子，我连“小朱”都不乐意接受，这倒好，小朱我还当不成，直接成了大朱，我毕竟才16岁啊。我继续低头软抗着，但也做好最坏准备。

眼看司务长耐不住冷场就要转移话题，突然，那位同姓战友头一昂，一本正经冲声冲气地说，“那你们就叫我老朱吧！”哄堂大笑。我没敢笑出声，怕她一受刺激收回“自荐”，把“老朱”的帽子扣我头上，那就更惨了。

我终于摆脱了人生中第一次的称呼难题，但内疚与窃喜参半，我不愿意，她何尝乐意呢，她才15岁啊，整整比我小一年还多几天，因为我的装聋作哑，她却一下子连跳三级，越过了小朱、大朱，到了老朱，但这不能全怨我，只怪她年少性急。我庆幸的是她很聪明地矫枉过正,嬉称“老朱”而不是叫“大朱”，避免了大小颠倒的别扭局面。

欢迎会后，一起进炊事班的中学同学囡囡跟我笑说，建军一直就很有意思。囡囡跟朱建军是卫岗小学的同班，那是南京最有名的军队干部子弟小学。五年级时，因为个什么事，建军在课堂上跟老师顶嘴，老师气急败坏，最后火冒三丈地批道，“你小姐作风！”谁知老师话音刚落，朱建军毫不示弱地大声回击，“你太太作风！”老师当时气的张大嘴，无言以对。

不过事后，除了开玩笑，并没人当真叫她老朱，倒是她自己好像把“老朱”当作美称天天挂在嘴边，张口就是“我老朱……”我一直叫她的大名——朱建军。

有一天，司务长好奇地问，怎么叫“建军“这种男性化的名字？老朱很自豪地说，“我是八月一日生的。”司务长坏笑道，“那应该叫朱八一啊，哈哈，要是叫朱八戒就更顺嘴了。”老朱脸一拉，鼻子狠狠地一哼气呼呼地走了。司务长并不紧张，大家都知道，老朱不会生长气。

老朱还敢杀猪，是被司务长“鼓动”和“保驾”的。1969年是“革命”的年代，特别时兴男女都一样，有消息传来，别的部队有女兵杀猪。幸亏朱建军胆子大，为我们女兵争了光。除了2个自己争取当猪倌的女兵，我和其她女兵，连猪都不敢摸。

在炊事班两个多月后，我分到有线组，朱建军分到无线组。没想到几年后，大概是1976年，我和建军同住一室。

她在窗台上养了一盆菊花，是棵小苗。一开始长得很慢，后来有点蹭蹭的往上长，枝粗叶茂，比我看到过的菊花高大。奇怪的是，别人的菊花都开了十来天，而它却连一点花骨碌都没。

我终于忍不住说，是不是要授粉啊？（其实，连花骨碌都没，往哪儿授啊。我不懂养花。）建军也是第一次养菊花，说不出所以然。

过了几天，标准答案来了，原来她施的氮肥太多。“氮肥？”“就是尿素，小便”。小学五年级的自然课里学过，但我不便先说“小便”，而且我也没闻到过味。原来她都是等我先上班走后才“施肥“。隔了一上午，肯定没味了。难怪那阵子，她都是在我后面走。

原来尿素催长绿叶，越施越不开花，就像给它施了“避孕药”。几天后，那盆被养花人精心“害“了的绿菊叶不在了。事后我只当那菊花就没存在过，老朱也不提一字。

当过兵的都知道，部队早6点吹号起床，晚9点吹号熄灯，个人的闲暇时间很少，所以我俩同住的那几个月，平平淡淡没什么能想起的事，但我一直记得那棵坚决不开花的菊花。我想，老朱也一定记得。

没想到，我在战友群里转发了这篇“回忆录”，老朱看了却说记不得，后来说，好像有点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