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之三：典籍的完美。仁人爱物、珍惜字纸可以说是我国儒家文化的一种悠久传统，体现在藏书家身上，便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对图书的宝爱、珍惜、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归结起来，历代藏书家对图书从形式到内容的完美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图书的爱护。远在北齐时代，《颜氏家训》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的训诫便已明确提出将爱护图书视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也在于其爱护书的万分用心，如几案必洁净，翻阅务轻柔，捧读必填衬方板以防手汗污渍、揉伤纸张。元代的赵孟更总结了读书护书“八勿四随”的真经，即“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藏书家如明之邵宝、姚咨，清之汪宪、杨继振等均将《颜氏家训》或赵孟的上述诫语刻成藏书章钤于自家的藏书，也表露了他们心同前贤、珍惜典籍的心情。更有许多的藏书家以“性命轻至宝重”、“后人观之宜如珍护”、“愿流传勿污损”、“勿恣意涂窜”、“凡我子孙宜珍惜宝爱”等印文警示同仁后世务必宝惜典籍。至于像毛晋祈祷“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黄丕烈年年祭书祈求天助神佑，张蓉镜在宋版书上用鲜血书“佛、书”、“南无阿弥陀佛”、“惟愿流传永久，无水火蠹食之灾”，江标刻长恩像藏书印乞求神灵护佑，孙从添置春宫画于书柜内以驱蠹虫等做法，虽不无迷信、愚昧之处，但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些藏书家护书惜书如痴如狂的极致心态。对不可知的天灾人祸虫害的畏惧与无奈迫使他们于深深的爱恋与惶恐交织中出此下策，企求以万分的虔诚感动苍天神灵护佑自家藏书平安。

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从民间汲取智慧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并一直被袭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它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清人方功惠藏书必以东丹笺作副叶，因其可以避蠹。孙从添《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皂角炒末可避鼠害，炭屑、石灰、锅锈铺地以驳白蚁等藏书保护方法。叶德辉用以避虫蚁的则是雄黄、石灰等物。陆修补古书别有心得，其《梅谷随笔》中介绍：“修补古书，浆粘中必人白芨，则岁久不脱”。黄丕烈颇为独创的书籍“复背护持法”自得，他认为古书经如此处理可增强牢固度，不致因频繁取阅而损毁。

藏书家亦普遍重视对藏书的装潢，把这看作是保护珍籍善本的一种有效措施。许多时候，书籍的装潢费往往超过买书价，藏书家在这一点上惊人的豁达慷慨，换得的是典籍的美备与新生。如宋版《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一书，黄丕烈购得时破烂特甚，蠹鱼数以百计，缺叶及无字处每册俱有，黄遂择良工精加装潢，费时近两年始补装一新，其工费已倍于买书价而达百余两银。而黄丕烈为元刻本《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一书支付的裱托装潢费更高达购书价的数十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许多的古籍假如没有藏书家及时、精心地妥加整补装潢，或许早在数百年前便绝灭人间了。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对此现象，几乎所有有能力的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基本以自家藏书为校勘对象，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校书工作。可以说藏书校勘是藏书家普遍也是最艰巨最乏味的日常性工作之一，却偏偏有那么多的藏书家乐此不疲，老死无悔，这便是精神的力量所在。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的藏书家默默无闻地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衣的苦差。历代藏书家辛勤校勘古籍、补阙订讹的事例实在不胜例举。仅在清代，藏书家中精擅校勘、成果显著者便有顾广圻、钱大昕、黄丕烈、吴槎客等不少人。如顾广圻，这位清代校书第一大家，一生中校书无数，黄丕烈、孙星衍等诸多名家的藏书特别是刊刻之书多委其精校，以确保所刻之书高品质。夏宝晋在其《墓志铭》中称其“仇校最精，为当世所贵。……补亡纠缪，顿还旧观，有功于古人甚。”是为确评。如吴槎客，同时代的黄丕烈赞其“藏书甚富，考核尤精”，常与同好切磋探析古籍中的疑误。如黄廷鉴，自述“余三十年来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种”，为的是“从讹谬中力开真面”，恢复古书本来面貌。五六十种书的校勘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为一种古籍的校勘，许多的藏书家往往需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仇，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无独有偶，清人周叔平校《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也用了七、八年时间，同样的备尝艰辛。其好友王春敷述其校书缘由称：周叔平“于此书尤珍惜之，而恨其鱼鲁帝虎，前后错杂，几不可句读。因博访藏书家有是书者，不惮委曲借校，如也是园藏本东皋柏先生藏本及浦氏、仲氏诸家本。互有是非，从其是。其作，前后积七八年订讹补阙之功，始得文从字顺，可谓勒矣。”（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二）他如黄丕烈之校《国语》、严可均之校《商子》等，俱是数年艰辛，一朝美备。精校出善本，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