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2年左联成立伊始就存在组织和鲁迅之间的矛盾，左联的成立就是为统一对外、协调创新社、太阳社等与鲁迅之间的纷争而设立的。矛盾和纷争的起因不在鲁迅而在于激进文学青年，而鲁迅作为文化界有影响的倾向革命的知名人士自然也是组织争取的对象和旗帜；在这种背景下必须联合成立组织对外发声。这种结合的本身就存在基础问题，需要鲁迅作为精神领袖和旗帜而又由组织管理领导。最高权力由党团书记掌握、鲁迅没有实际权力、存在名实不符。鲁迅自己也清楚，所以有话“有些文章我是永远不会写的”。

     这种动态的平衡关系在1933年5月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开始渐渐打破，原因是从政治斗争角度处理问题导致一些文学青年被捕和对不同意见人文章嘲讽，引起鲁迅关切与不安并写信批评指出。作为主编的周扬开始以貌似缄默方式挑战，最后在左联刊物上公开论战，导致左联内部矛盾公开化。1936年鲁迅以“四条汉子”命名周扬等，矛盾意见无法调和。组织通知解散左联时候也没有告知鲁迅，使其失望之至。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鲁迅对左联领导人的不满人人皆知。左联人士围攻鲁迅造成宗派主义泛滥自次开始。

      二者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周扬认为他代表组织，一切作为是组织行为；而没有检讨个人工作作风和领导艺术问题，所以主席在延安说他对鲁迅不尊重、别的无法说。这个思想行为伴随周扬一生，也导致其与多人发生缠斗。根源在于他认为他所有的作为代表组织而组织是没有错误的，即使错误也是组织承担，这也是其悲剧人生的开始。

   与 冯雪峰纷争；冯雪峰作为文委书记对于周扬有知遇之恩，帮其恢复党籍并于1932年介绍加入左联主编《文学月报》。因邱九骂第三种人胡秋原诗处理观念不同而分歧，后来因“国防文学”提法与鲁迅、胡风矛盾迁怒积怨于冯，一直无法好好相处、严重对立。建国后二人地位悬殊导致矛盾无法化解，1957年冯被打为右派、周扬参与审查；冯只好承认反对周扬就是反党。1966年后周扬也被冲击。1970年后周扬顿悟，1975年出狱后主动探望患晚期癌症的冯，前嫌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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