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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书风论”今解

(2016-09-27 10: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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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书风

分类: 书法
什么是南北书风?历史上南北书风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南北书风的问题在现当代大环境下是否还存在,或者说是否还那样明显?如果说如今南北书风差异依然存在,南北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南北书风的融合与趋同又存在哪些利弊?书风的“南北”,与绘画的“南北”有何相似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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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栢酒》、《汝比》二帖 南朝 王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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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灵藏造像 北魏

    本报记者  闫敏

    近来,关于书法中南北书风的话题由刘彦湖、白砥两位书法家的展览而引起专业界的讨论,展览试图从地域到风格的碰撞,诠释书法风格与地域及人之性情学养之间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南北书风?历史上南北书风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南北书风的问题在现当代大环境下是否还存在,或者说是否还那样明显?如果说如今南北书风差异依然存在,南北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南北书风的融合与趋同又存在哪些利弊?书风的“南北”,与绘画的“南北”有何相似和不同?

    由来已久的南北书风

    不可否认,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群在文化上自然会有差异。南北书风(或者说书派)从字面上看是指生活在南北两地书法家书法风格存在的差异,这一层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存在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书法史上,南北书派还有一个特指含义:清朝书法理论家对西晋以后南北对立的东晋南朝及北朝书法进行比较而形成的特定议题。比如中国书法中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绘画中的南北宗论,都属于南北差异范畴。“清代阮元的《南北书派论》,最早讨论了书法中的南北差异问题:‘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北京印社社员衣雪峰讲述了这段特指的“南北书风论”历史。“时值乾嘉,当碑学方兴之际,一代文宗阮元(1764-1849)以三朝阁老、九省疆臣的特殊身份,登高一呼,继分书为南、北二宗,站在自身的文化立场,崇北而掣南,别有一番意味在。”画家苏高宇补充到。

    其实,在清朝书论家归纳总结之前,讨论书法地域差异的话题很早便已出现。比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其中提到诸多吴国书法家,对东晋时期东吴旧地模仿中原书风表示不解。南朝王僧虔《论书》中提到陆机书法,也指出他的书法是“吴士书”。西晋灭亡后,东晋王朝建都江南,大批中原士大夫前往南方,并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化特征。后到了南朝时期,人们一方面将东晋文化与西晋文化相比较,另一方面也与对立的北朝文化比较。《世说新语》中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巧艺”篇对南北两方的书法也有一定的反映,指出了两地都有文字讹变的现象。

    再有个例子是,南朝后期王褒被拘北周,在北周书法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很多人追慕他的王派书风,北周著名书法家赵文深也是追慕者之一,但一到书写匾额之类,人们发现王褒的书风就有很大的局限,所以还是认为赵文深的书风适合。这件事也反映人们对南北书风的差异已经有了比较直观的判断。到了唐朝开国,李世民确立王羲之为书法正宗,统括南北,天下向风。宋朝也是如此,不过也有对北方铭刻书迹予以关注的文士,欧阳修《集古录》中著录了一些北朝刻石书作,当然他并没有系统梳理东晋南朝以来的书风与北朝书法的差异,北宋后期黄伯思《东观余论》提及北朝书法,轻诋以“毡裘气”。到了明朝,董其昌假禅宗五祖弘忍立南北二宗之法,举画法而分南北宗,扬南抑北,分明泾渭。这也是画史上首次从理论的层面明确地提出南北画风的概念。“可以说,即使后来阮元的讨论,也源自明代董其昌的《画旨》(或说是莫是龙的《画说》),其中最早讨论了山水中的南北差异问题:‘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衣雪峰说。

    书风分南北  差异怎形成

    导致书风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政策的问题,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因存世的书迹材料本身的差异而产生。“南北书风的差异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绝对。它除地域外,还涉及书写习惯、体制、书体、方式、目的及个人兴趣各种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中国美院书法博士生导师白砥认为。地理位置的差异自不待言,上溯到魏晋六朝的《世说新语》时代,王武子与孙子荆的那段对话似乎就简要说明了一切——孙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氵甲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

    这也许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风土人情问题,不可否认一方水土一方人;政治原因自然也占很大一部分。苏高宇举例说:“大抵在阮元看来,奉羲、献为正脉的帖学,原是在初唐方兴,天下名家群趋而成一时风尚,目的只是阿天子之所好,弃本以逐末,致后世学者,愈求愈远,南其辕而北其辙,惟开北派风气的钟繇、卫瓘、索靖诸贤,允为元古圭臬,粹为正宗。进而指出,帖学之优,乃在尺牍的风流,至若摩崖擘窠,便断难措手,因非洪钟大吕,输在重大敦厚。尤以宋元以降,迄于今日,帖学之靡靡,已深入书家骨髓,必起古法而扶其正。然欲探古法堂奥,又非求证于本源(质朴的北碑)而不办。遂疾呼:‘非溯其源,曷返于古’?”

    “古时候,收徒弟的情况和现在也不一样,细节上来说,每个老师在自己的‘地盘’上有一定影响力,同时,事师如事父,拜师学书后,是有一定的学术归宿的,包括老师的学养、处事做人等,不像现在的教育体系下,互通南北,南下拜师,北上求学的都自由,转益多师,好的方面是可以互相融会贯通,不好的则是没有归宿和传承感。”中国美术馆副研究员傅强分析。

    南北有差异   融合是趋势

    梳理历史文献,对南北书风的讨论多半是针对东晋南朝及北朝书法,有特定的朝代。但泛义的讨论则需弄明白一个问题:不能说南方人细腻就认为书法也如此,北方人粗犷就必然写出浑厚的书作。“南北书风是相对的,历史上南方重帖,擅翰札,故有雅逸;北方重碑,求博大,故能浑雄。清代以后,书家探索碑帖相合,南北之风相融,书家因各自情性,取其所求。”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曙认为,南北确实存在差异,东西南北是在空间的维度上,拓展着人们的视野,但不可一概而论。“即使是为阮元所鄙薄的南派书风的代表王羲之,其书法的渊源所在亦为北派的蔡邕、钟繇、卫瓘等;换言之,南北书派,本自同宗,区别只在于流而不在于源。强以地域划分作风,不免牵强。再如王羲之,本为琅琊人氏,后迁会稽山阴,得集帖学之大成;而钟繇为北派正宗,碑学是其根本,但他又影响了王羲之等南派的书风,使江南士族风气为之一开。至于近现代,此种现象,更显复杂多变,比如康南海及其门下士——徐悲鸿、萧娴、沙孟海等,俱属南人,又皆高扬碑学大旗,独具磅礴气象,尤善榜书。”苏高宇举例说。

    不过,这近百年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别说南北差异,东西都在融合,这南北地域的话题也就常常被人所忽略。北京大学美学博士、青年书法家方建勋指出:“现在的南北书风,跟历史上比较差别越来越小,原因是现在通讯交流很发达,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但是,是不是就可以说已经完全消灭了或者是没有了?也不见得!只不过不像以前差别那么大而已。”白砥却认为这种差异在未来将不复存在,他说:“在今天看来,人们对历史的纵向性认识及地域的横向性比较已不再如古人那样艰难。我个人的倾向是作南北的融合。比如雄强与柔顺的融合,碑与帖的融合,开张与谨严的融合,四体书的融合等。融合的目的是使美更具复杂性与微妙性,在创作上则更具探索价值与创新价值,同时,也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重中和融通的精神。”苏高宇也认同这一观点,他甚至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南人与北人》之说来支持这一观点:“鲁迅认为,南人聪慧,明敏于内,此天授也。但是如果将这种天性的优越形诸于外,不加以检束,其处世的作风就可能失之于机巧,雕锼太过,难免轻薄油滑之弊;而北人则相反,生性朴厚,讷乎言而拙于心,是其可爱处。然而立身倘多了直质,过于固守自持,不能活泛,或又失之于迟笨钝拙,亦为一病。所以对于生活在现代交通极其便利的今人而言,应不复拘泥于地域之分,而当理性地进行异质互补,即天性和婉者须适当的吸收雄强的风格,以壮其气;而天性朴拙者又须有目的地吸取灵动的一格,以发生趣。这样,便不致囿于旧有的成规。至于碑、帖之用,或曰南、北书风,本无妍媸高下之分,但适我意可也”。

    衣雪峰还从佛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说:“《六祖坛经·顿渐品》云:‘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由于南宗大盛,普通人多重南轻北,重顿悟,轻渐修。究其实,渐修与顿悟本无高下。‘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今日之南北书风,亦可谓:‘书本一宗,人有南北。书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书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书本一宗,法即一种,是谓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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