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我在福州三中的学生生涯
(2019-03-13 08:36:46)1969年，福州军区后勤部从城区的中山路搬到了位于梅峰的原福建农学院 。我们这群孩子也随着大院的搬迁，从都市来到郊区，从冶山脚下、欧冶池畔、中山堂旁，来到了绿树成荫、果树满山、耕田阡陌、楼房栉比的学府校园。
随着住所的迁移，我们就读的学校也随之发生的变化，从福州十九中转学到了福州三中。文革期间，学生们按地域就近分配学校，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统统到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无论你就读的学校曾经是重点还是非重点，统统不论成绩一视同仁。
三中与十九中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省重点中学，一个是只有初中的普通中学。据说福三中成立于1942年，开始叫“福州市立初级中学”，1952年才改名“福州第三中学”，老有年头了。我们很幸运，由于家庭的搬迁，从普通中学转到重点中学；我们很淡然，那个年代，读书无用，上山下乡几乎是每个学生今后的唯一归宿，既如此，谁又在乎从什么样的学校毕业呢？
从1970年到1972年，我在三中就读了三年，初中一年，高中两年，直到高中毕业入伍从军。三年的中学生涯不算短，三年的中学经历很丰富，三年的中学课堂学到了不少知识，三年的中学结识了很多朋友，三年的中学生涯轻松快乐，三年的中学留下了许许多多开心往事。
一，我的初中班主任张金华老师
我们第一次走进三中的校园是在1970年元旦过后。我与同住一个大院的向明、小军、子扬（宏刚和林梓比我们晚到一段时间）等四人，拿着不知是谁为我们办好的转学介绍信陆续来到三中报到。我们四个人居然同时分配在一个班级——“四连六排”。教室位于“工字楼”后面的一座两层教学楼二楼最东头，楼下是一个厕所。
老三中校园俯瞰，由近及远依次是游泳池、教工楼、工字楼，工字楼后还有一座两层教学楼
我们四连六排的班主任叫张金华。金华老师很年轻，20多岁，估计大学毕业没多久。他个子不高，喜欢抽烟，梳着短分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有一双洞察秋毫的眼睛。对学生总的来说比较和蔼可亲，但对淘气调皮的学生显得比较严厉。你想啊，那个年代，师道尊严不在了，调皮捣蛋学生比比皆是，作为班主任，如果不严厉，很难管理好一群学生。那年秋季开学，我的发小林梓也从外校转学到三中，十分巧合的是，他居然也分到我们四连六排。当金华老师得知林梓是我们后勤大院的孩子又分到他的班级时，满脸阴沉，嘴巴张了好一会儿才闭上。显然，他十分不乐意班里再来一个大院孩子可能的“雪上加霜”。林梓的到来，我们大院孩子的“队伍”又进一步强大了。后勤大院的有向明、林梓、我、子扬、宏刚（小军已经转学），政治部大院的有曹达、印小棠和庄南滨。八个大院孩子中，一小半比较老实听话，一大半比较调皮捣蛋。
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别看我们几个孩子调皮不太听话，金华老师就想方设法治你们一下。那年月，每到年底，都要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评比之前每人都要写总结。总结写得好才有可能评上先进。我和林梓本来就不指望评上什么劳什子先进，先进是向明他们乖乖虎的专利。于是我们俩总结也不好好写，能糊弄就糊弄，随便写几个字，交上去应付官差。我们试图蒙混过关的企图被金华老师洞察后，立马来了一个欲擒故纵。他布置了一个总结会，要求全班同学都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在全班总结会上逐个发言，让大家都来听听你的总结，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来剖析你的灵魂深处，来分享你的投机取巧。
金华老师的一击绝招，使得我们几个本来想蒙混过关的学生，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把总结写好了。开总结会那天，向明在我们前面发言，久经沙场的他从容不迫、荦荦大端地念完自己的总结。轮到林梓上台发言，弓腰低头，嘴巴嗫嚅，声音如同蚊蝇，金华老师见状，大声叱喝“大声点”！林梓念完，轮到我了。有了前车之鉴，顿感大脑一片空白，站在讲台上，全班几十个人都在注视着你，尤其是女同学们也肆无忌惮地直瞅着你，不知所措。不知用了多少时间，硬着头皮念完了总结，中间时不时听到金华老师的“大声点！”、“下面听不到！”。待到子扬、小棠、南滨等都念完自己的总结后，大家方才如释重负，对刚才的表现，除了向明，都不尽人意。反正，金华老师设计的这一关是过来了，大家还是笑逐颜开。
张金华老师除了比较严厉，也很敬业。他是物理老师，负责初中几个班级的物理课。文革期间，物理课的内容以实用物理为主，基础物理为辅。诸如“牛顿三大定律“被发电机电动机原理等内容取代。记得有一次学习发电机原理，说到“切割磁力线”，金华老师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兴之所至，从教室门后拿起一个扫地的脏兮兮的扫帚当教具，前后左右一通比划，累的满头大汗，才把“磁力线”“切割”完毕。还有一次，恰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二天上物理课，金华老师又使尽浑身解数，用了一整堂课，才把报纸上发表的人造卫星上天的诸如“宇宙速度”、“运行轨迹”几个专有名词解释清楚。
张金华老师当了我们一年的班主任，高中后，就不再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了，但还教我们物理课。入伍后，我们几个他曾经的学生向明、国强还去过他家看望过他。前一段晓玉与几位三中老师聚会时，问起过金华老师还记不记得我，金华老师茫茫然地回忆了半天，居然没有想起我来。悲催啊！
二，我的高中班主任吴运筹老师
1971年初，我们初中毕业了，成了文革中的第一批高中生。我们逢人便说：我们是高中生了！可不是吗，文革前，我们小屁孩儿都是仰着头看中学生的，看高中生估计要踮起脚了。现在，我们居然也是高中生了，喜悦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高中我们班的叫“高中七班”，班主任是吴运筹老师。运筹老师是教数学的，初中曾给我们上过数学课。运筹老师的名字颇具特色，父母亲给他取名时肯定动过一番脑筋。从中国古典文化上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是兵家战略战术追求的终极目标；从现代管理学说，“运筹学”这一门新兴学科与数学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运筹老师又是教数学的，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
1981年，我们班在三中聚会，运筹老师在二排中央
1981年，我们班的男同学与运筹老师合影，第一排左一是本人
运筹老师身上透着一股知识分子气息，好像永远穿着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说话慢条斯理，做事井井有条，治学尤其严谨，能把数学课讲的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课一样。每当运筹老师在黑板上解方程式时，总是按部就班，一招一式、套路分明，前因后果、清晰明了，如同行云流水，丝丝入扣、一气呵成。一手漂亮的解方程式板书，工工整整，井井有条。
运筹老师多才多艺，谁能想到，一位教数学的老师非常喜欢音乐。而且喜欢的级别颇高，高到能够自己写词作曲。我们在汶洋分校劳动时，运筹老师触景生情，曾作歌一首，在班里传唱。歌名记不起来了，歌词也忘得差不多了，只有一句歌词“座座青山望不断”，还能哼出来。想想北峰分校置于绵绵不绝青山之中，歌曲表现的意境一定很美。
我曾在《汶洋村往事》一文中说到，我们班有来自部队大院的“八大金刚”，八大金刚中优秀的同学有徐斌、王建春等，说不上好也不算坏的有张广华、史小林、赵旭光、我等，其他的丛维建等另当别论了。运筹老师曾经在班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带我们班非常不易，常常“忍气吞声”。运筹老师说这一番话，事出有因，寓意深邃，因为我们班大院孩子曾经在北峰分校闯下大祸，引来不少人对我们班议论纷纷，班主任不免尴尬。
以上三幅照片均为学友张广华提供给我的
运筹老师带了我们班两年，我们在运筹老师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高中两年是人生成长中很关键的时期，对今后人生道路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1972年底，我们当兵去了。1981年，我们班在三中聚会，我在离开运筹老师十年后又一次见到了他。后来我去了北京，据说班里聚了几次，很遗憾我都没能够参加。好在广华同学很上心，给我留了几张聚会时的合影，使我能够再一次看到运筹老师那熟悉的音容笑貌。
三，在战板农场学农
想当年，我们上中学时，正值文革期间。文革期间，学校一定会按照老人家的指示：学生不但要学习文化，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农成了我们中学三年课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北峰汶洋的分校尚未建立之前，初中时，我们曾两次在战板农场学过农、劳过动。
记得是1970年4月份，正值江南梅雨季节，田野里金黄色的油菜花正开，我们来到三中战板农场。说是农场，绝对蚂蚁缘槐夸大国的 。整个农场就一座低矮破旧的木板平房，房间里是简陋的无法再简陋了，只有上下两层的木板大通铺，最多能住七八十人，向明称之为“鸡窝”；加上一个没有墙壁只有柱子和屋顶的食堂，还有一个非常简易的茅厕，这就是农场的全部家当。
农场建在一个山凹里，环境很美，都是原生态。四面的山坡是都是青翠欲滴的马尾松，房前是一片水田，田边有一口水井，农场的全部用水都来自这里。离房不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溪。溪水清澈，流水潺潺，每天早晨，我们在小溪边洗脸刷牙；每天吃完饭，我们都在这里洗涮饭盒；每天劳动收工后，我们都来此洗手洗脚。
背着沉重的背包和挎包，我们从学校出发，经过火车站后，走上乡村的机耕道，道路泥泞，步履蹒跚，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建在半山坡的农场，大家都累的不行。记得班里的几个大院孩子都找到了种种借口请假，只有向明、曹达和我三人来到农场，谷小鲁虽不是部队大院孩子，也和我们三人关系不错，玩儿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四人帮”。我们四人，在农场的一个星期里，闹出许多笑话，出了好多洋相。至今想起，还会哑然失笑。
刚才说了，江南四月，正逢雨季，一天到晚淅淅沥沥的雨水仿佛总也下不完。农场地处山坡，红色的土壤经水一泡，十分松软，沾脚粘滑，稍不留神，就会滑倒。轻者，来个趔趄或屁墩；重者，摔你个大马趴或仰八叉没商量。摔跤成为家常便饭，以至于刚刚看到伙伴四脚朝天，幸灾乐祸的笑声未落，自己也出溜了重重墩一下屁股。
我们四人，曹达个高且瘦，时不时就来一跤，没辙没辙的。他突发奇想，脱下鞋子，从树上撕下树皮裹在赤脚上，美其名曰—防滑鞋。结果没走几步，防滑鞋就散了，只好赤脚走在滑溜的小路上，一步一踉跄，跌跌又撞撞。
曹达的狼狈样惹得小鲁笑声不断。小鲁个头小，自诩稳当不易摔。你还别说，开始几天，小鲁果然没有摔，于是看到别人摔跤，高兴飘飘然。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早上，我们去溪边洗米，洗完后往食堂走，小鲁一不留神脚底打滑，眼看就要摔倒。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鲁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扔掉手中饭盒，用手撑地；一个是保护饭盒，身子触地。只见小鲁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结果摔了一个满堂彩！不幸中之大幸，小鲁的急中生智、临危不乱，既保住了饭盒，也保住了中午饭。这下子，轮到曹达和我们开怀大笑了，只听一阵阵爆笑，响遏行云，回荡在清晨的山林中。
农场伙食出奇的差，包菜、萝卜和洋葱老三样是看家菜，吃的肚子没有一点油水，好在农场下的村子里有一个小卖部。吃过晚饭，天尚未黑，我和向明就到小卖部买了一些糕点回来。我们最喜欢一种叫“猪油糕”的点心，5分钱一块，用米做的，猪油味儿巨浓，松松软软，非常香甜。晚上，我们从食堂打来热水，把猪油糕泡在水中一搅，顿成米糊。大通铺上我和向明的铺位紧挨着，熄灯后，放下蚊帐，打开电筒，开始享用自己炮制的“美味佳肴”。正在享用之际，忽然有人挑开我们蚊帐，几只电筒光直射进来！原来是周围几个同学闻到猪油糕味道，相约跑来捣乱，发现我俩正藏在蚊帐里“闷得蜜儿”！
高中时，我们曾多次来到位于北峰汶洋村的分校。在《汶阳村往事》一文中，我回顾了在分校学习、劳动和生活的经历以及趣闻故事。
四，在福州灯泡厂学工
1970年10月，我们三中学生分批来到位于工业路的福州灯泡厂学工。福州灯泡厂建于五十年代，主要产品是民用白炽灯和日光灯，还有医用的安瓶。我分在安瓶车间。
来灯泡厂学工的同学们住在厂区宿舍，一个班级的男生住在一个大房间里，两排大通铺睡了30几名同学。大通铺上，向明睡在我的左边，林梓睡在我的右边。林梓和子扬最会恶作剧，有时半夜他尿急上厕所，喊我一道去，我睡意正浓不想去；上厕所回来，他们俩就会把我的蚊帐悄悄掀起一个角，让饥饿的蚊子钻进来饱餐一顿。
我们说是到灯泡厂学工，其实是到灯泡厂学徒，整日里跟着工人师傅干活，师傅上白班我上白班，师傅上夜班我上夜班。我特别喜欢上夜班，上了夜班第二天上午可以补觉，而且夜班有夜餐。夜餐一般是一碗面条和一个咸鸭蛋。
我和子扬劳动的安瓶车间是制作医用注射安瓶的，主要工作是把一根根玻璃管通过拉丝、切削、烧底、退火等工序，制成一个个安瓶半成品。师傅真把我们学工的学生当做一名工人来管理，一个班八个小时，从下午四点上班，干到晚间零点下班。下班后，我们俩就去吃夜餐，然后跑到工厂澡堂舒舒服服地泡一个热水澡，然后再回到宿舍睡觉。第二天早上，上白班的同学们都走了，我和子扬两人闷头大睡，很快哉！
学生就餐与厂里的工人一起吃食堂，自己买饭票，自己到窗口排队买饭。灯泡厂伙食不错，最贵的荤菜2毛钱，最便宜的素菜5分钱。那会儿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加上干体力活，消耗很大，肚子老饿，特别能吃，一顿饭吃个半斤没问题，菜一般捡贵的买。记得有一次我已经吃的半饱，忽然听说又有新菜红烧猪蹄端出，每份2毛，就又跑到窗口买了一份，秋风扫落叶一般，统统干掉，搞得金华老师直摇头瞪眼。
在福州灯泡厂我们呆了三个星期，扎扎实实干了三个月的活儿，学工结束后，我们就回校了，从此没有再踏入灯泡厂。记得1972年我们还到位于新店的福州农业机械厂学工了一段时间。
这年年底，我们班里8个大院的孩子陆陆续续应征入伍了。由于我们高中班是1973年初毕业的，我们没有赶上学校的高中毕业典礼，甚至没有赶上与相处两年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毕业合影，现在想起，无法弥补，非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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