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随着大同古城墙的修复，一座传承叠加、厚重壮丽的古都复活了，在西城墙南段城墙根儿，有一处具有1600多年高龄的佛家宝地，从北魏的“五级大寺”到辽代的“大华严寺”，这里几度辉煌，几度沦落、塔基大殿饱含着时代变迁的沧桑，上下两寺诉说着庙院兴衰的身世。这里曾是北魏、辽朝、金代的帝佛合一的祖庙，随着岁月流逝，鲜卑人的祖宗亡灵淹没了；契丹人的祖宗亡灵也飞散了；女真人的祖宗亡灵不知魂在何处？如今的华严寺虽然没有了帝都宗庙痕迹，但巧夺天工的建筑技艺、精美绝伦的雕塑精品、华严正尊的高贵地位，向世人展示着它无群的艺术魅力和宏厚的历史内涵。

二、从“五级大寺”到“大华严寺”

大同华严寺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建寺历史。1600多年前的北魏，佛教兴盛，宝塔飞天、佛龛地涌。建有国家大寺四十七座，王公贵族寺八百三十九座，老百姓建立的寺庙有三万多座，仅京都城内就有寺庙一百多所，是南朝的数倍至二十多倍。平城内著名的国家寺院有五级大寺、永宁寺、天宫寺、建明寺、报德寺、祗洹精舍以及鹿野苑石佛寺、崇光宫、皇舅寺，道教建有天师道场大道坛和静轮宫。其中五级大寺，就是现存华严寺的前身，是当时北魏京城最早建立的皇家寺庙之一。

北魏时期，自拓跋于天兴元年（３９８）7月迁都平城，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京畿建设，“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以后逐步进行了规模宏大的京都建设，形成了平城由宫城、京城、郭城组成的三城制格局。在城建的同时“……始作五级浮图、耆阖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就是说北魏迁都平城后，一边进行了大规模的皇城宫殿建设，一边在京城首开规范的里坊制，并在坊内立寺造塔。 “五级浮图”就构建在京城西南隅舍利坊的五级大寺内，木塔高50多米，宏伟壮丽，名闻遐迩。因其建在舍利坊内，这座寺院在当时有“舍利坊”之称，又名为“五级大寺”。 “五级大寺”坐北朝南，开山门于今财神庙街，整个寺院以 “五级佛图”（木塔）为中心，中心塔之东南方就是舍利塔（即今薄伽殿址）；中心塔之西南方建有“兴安石像殿”（位在今财神庙一带）；中心塔之西北方是“七佛殿”（位于今圆通寺一带）；中心塔之东北方是该寺院的主殿北魏称之为“丈六金像殿”，形成了以五点梅花形式布局、由五项宏大建筑构成的金碧辉煌的大寺院。“丈六金像殿”的命名是由于北魏文成帝在兴光元年（454）下令“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尊，各长一丈六尺”（ 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魏书·释老志》），于是 “五级大寺”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北魏皇家祖庙。因为它是本朝皇室宗庙，也就带来了不幸的遭遇，改朝换代必然导致这座寺院的帝佛建筑随之毁灭殆尽。

辽夺取政权后，把北魏平城列为五京之一，视为培植根基、光大祖业的吉祥之地。在唐代“大同军”故城的基址上修建起了美丽壮观的北国圣地—西京。《辽史·道宗纪》记载，道宗清宁八年“十二月……癸未，幸西京”，“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 契丹人利用北魏留下的五级大寺庙址，依据佛教的七大宗之一——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取“慈悲之华，必结庄严之果”的大乘教义，建立起气势宏伟、稀世所有的皇家巨刹，时称大华严寺。北魏的“五级大寺”在辽代初期大部分建筑毁坏 ，但五级木塔历经隋、唐侥幸得以保存。契丹人利用五级浮屠的宽敞台基盖起了大雄宝殷；又利用五级大寺内仅存的“舍利塔基”，按照他们崇拜太阳、以东为上的宗教信仰和居住习俗，建起了一座朝向东方、面阔五间的藏经殿，这就是遗存至今的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整个华严寺坐落按照契丹人习俗改为坐西面东：东至今下寺坡街，西至西城垣，南至财神庙街，北至大西街。以大雄宝殿为中线，从下寺坡街向西延伸到西城墙。中轴线上，为山门、过殿、大雄宝殿、法堂及其他殿阁；南部为藏经殿、佛塔、海会殿，影堂、厨库；西部城墙下是僧葬坟塔；北面为辽宗庙大殿及其他祭祀殿堂，契丹人学习鲜卑人在五级大寺内安置祖宗亡灵于佛殿，形成“帝即是佛、佛即是帝”的先例，在这里奉安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辽太宗耶律德光、辽世宗耶律阮、辽穆宗耶律璟、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辽道宗耶律洪基八位帝王的造像，后来又把帝后铜像一并供奉在华严寺内。因此当时的华严寺和北魏的五级大寺一样具有皇室祖庙性质，成为当时西京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整个寺庙建筑群，殿堂巍峨，、宝塔临空、亭阁楼观、鳞次栉比、巨佛铜像、金碧辉煌、晨钟暮鼓、四达街井。

华严寺大雄宝殿始建于辽代清宁八年（1062），保大二年（1122）毁于兵火。金代天眷三年（1140）在旧址重建，以后历代都进行了修补。大雄宝殿殿身东向，大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 面积1,559 平方米，矗立在5米余高的台基上，是我国现存古代木构宗教单体建筑中两座规模最大的大殿之一（另一座是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大殿），被专家们一致认同是“国内佛殿中稀有之巨构”。大雄宝殿 檐高9.5 米，庑殿项，其结构为单檐五脊顶，大殿的外檐斗拱，共有五种，均为五铺作，形制硕大有力，两端琉璃鸱吻，脊饰垂兽作二首相联状，形式稀奇、结构牢固，经历八百年仍稳健、坚固。正脊上的琉璃鸱吻规模甚大，高达4.5米，北端鸱吻系金代遗物，至今仍然光泽鲜艳。大殿内采用减柱法，减少内柱十二根，扩大了前部空间面积，便于布列佛像和进行佛活动。当心间及左右梢间辟门，形制古朴，为金代旧物，其中当心间和两个档次问的补问铺作，分别施用60°和45°斜拱，颇富变化，正面三个辟门，门板外饰壶门牙子，是辽金建筑的独特风格。当你踏进大雄宝殿时，立刻就被殿内法相庄严、金碧辉煌的气势所震撼。殿内中央的佛坛莲坐上端坐着五尊遍体金身的大佛，即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成就佛、中央毗卢遮那佛。五佛面相扁平、上宽下窄，与藏传佛教造像相似，发髻上系有桃状宝珠，佛座为略长之仰莲式，背光则装饰繁复。正中三尊为木雕，其余二尊及其他胁侍菩萨都是泥塑。殿内辽代塑像数躯，其中胁侍菩萨从服饰来看，头着华冠、身披缨络、裙裾飘飘、身姿婀娜，肌肤遍施金漆，从表情来看，面容丰满，神色虔诚，或合掌祈愿，或手捧圣物，此数尊菩萨雕像栩栩如生，可谓稀世珍品。在五佛两侧的砖台上，侍立着高２.８米的二十诸天，这些诸天面目狰狞、神情各异，或披坚执锐，或宽袖长袍，或怒发冲冠，或神态悠闲。传说，诸天有的曾经作恶多端，有的做过外道首领，聆听了释迦牟尼说法之后，都幡然醒悟，弃恶从善，后来成了佛门护法神。其名称是：大梵天国、帝释天、多闻天王、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金刚密迹、摩醯首罗、教脂大将、大辩才天、大功德天、韦陀天、坚定地神、菩提树神、鬼子母神、摩利支天、日宫天子、月宫天子、娑竭龙王、阎摩罗王。这些天神们的身躯都向前倾斜十五度左右，在别的寺院极为少见。殿内四壁满布清代绘制的21幅巨型壁画，据考证为清光绪年间大同民间画工董安所绘，画面高达六点四米，总面积达八百八十多平方米。其内容有佛讲《华严经》的释迦牟尼传记、七地九会说法图、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罗汉图及千手千眼观音等。图画采用山石、云树、楼阁隔联的传统手法，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附以沥粉贴金，色彩极为鲜艳，均为鸿篇巨制，颇有气魄。壁画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实为全国寺院壁画所罕见。其面积在山西省寺院壁画中只有芮城永乐宫可以比拟。顶部天花板彩面共973块，大部为清代制作，所绘圆环、龙凤、花 卉、梵文等图案，极富变化。殿内还有一座2.5米高的木构楼阁模型，据说是清代一位木匠模仿明代大同城西北角的乾楼制作的（按八卦方位，西北为乾，故名乾楼），乾楼为八角形，意为威镇八方之意，所以乾楼又名镇楼。“镇楼秋爽”为大同八景之一。

上华严寺内还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碑刻、文物。如大雄宝殿前檐北端外壁镶嵌有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书写的《易经》碑四块，笔法遒劲，弥为珍贵，系明末崇祯年间摹刻的。大殿月台中央置有辽大康二年（1076年)八角陀罗尼石经幢和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铁制梦香炉一座。从大雄宝殿宽敞的平台步下２２级台阶，前院南楼廊下还有明代书法家文征明的手书诗碑一通，正面诗题为《太湖》，背面诗题为《涵村道中》，字体刚遒端秀，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辽代重熙七年（１０３８），自辽代中叶以来，一直是华严寺的藏经殿。薄伽教藏殿的薄伽是梵语，译为“世尊”，是佛的十大称号之一。薄伽教藏就是释伽牟尼所说的经典教藏。这座大殿建在３米高的月台上，月台周围绕有石栏杆，建有台阶２０级。有木牌坊，左为钟楼，右为碑亭。大殿东向，殿高７.４米，面阔５间２５.６５米，进深４间１８.４１米。殿顶为单檐九脊歇山式，五脊四柱，屋顶坡度平滑，出檐深远达３.６米，外檐柱头五铺作双抄、斗拱硕大、形制古朴、稳固简洁。梁架举折平缓，檐头升起，四角飞扬；正脊鸱吻高3米，由８块琉璃构件组成，北端系金代原物、南端为明代补修。每片铜瓦长７６厘米，重２７公斤，檐柱升起显著。殿内外斗拱共八种，整个建筑继承了唐代简朴、深厚、雄壮的风格，是中国辽代殿堂建筑艺术的登峰之作。薄伽教藏殿深沉冷肃，古色古香。佛坛上完整地保存着31尊辽代彩塑，正中三尊大佛端坐在莲花台上，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以主佛为中心，配置四大菩萨、胁侍、供养童子，四大天王等像，构成一堂诸佛讲经的生动场面。其中合掌露齿菩萨塑像上身微裸、体态袅娜、线条流畅、婉丽动人，是大同华严寺薄伽教殿内的著名彩塑，素有“东方维纳斯”之称，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相传，辽代皇家崇信佛教，征调能工巧匠修建华严寺。城外有个雕造技术出众的巧匠，他的女儿为反抗皇家的迫害，纵身投入铸钟造塔的滚沸的铁水中，她回首莞尔一笑，化为一朵白云，飘向了天空。怀念她的工匠们就照她生前的身态、形体、眼神雕成了一尊菩萨像，放在显要位置，特别把那露齿莞尔一笑的神情惟妙惟肖地塑造在雕像上，成为千古绝唱、镇殿之宝。在三尊主佛的上方，有辽代建造的三个不等边八角锥体形藻井，内槽彩画中所绘网目纹、三角柿蒂等辽代通行的纹样尚依稀可辨。在殿内塑像后，依墙环壁一周建有双层楼阁式藏经柜38间，分上下两层，下层为经橱，束腰须弥座上层为佛龛。共使用斗拱17种，其中双超双下昂七辅作柱头，是目前已知辽代斗拱中最为复杂的一种。佛龛外设勾栏，上覆屋顶，屋顶为歇山式，脊兽、鸱吻齐全。勾栏的束腰华板雕有镂空的几何形图案三十七种，玲珑剔透、无一雷同，是国内罕见的辽代小木作。整个壁藏以当心间的前门和后窗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为南藏与北藏，形出各异，纯为木构建筑，雕刻精绝，玲珑剔透。壁藏至后窗处，搭建着一座圆弧拱桥与左右壁藏上部连接，并在桥上架设“天宫楼阁”五间木构模型，凌空高悬，极为珍贵。藏经柜存有辽道宗帝亲自撰写的《御制华严经赞》、《华严经五颂》、《华严经随品赞》等佛学著作。藏经柜内共藏经１７００多函，１８０００余册。其中明代经书１７００余册，还有清代一套"龙藏"。薄伽教藏的建筑、塑像及壁藏是我国现存惟一的规模宏大的辽代壁藏，其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水平享誉海内外，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称其为“海内孤品”、在国内享有 “辽代艺术博物馆”之称。

辽王朝崇信高僧，不少委以官职。道宗时期，有记载的高僧鲜演、非浊、道弼分别任太保、太傅和司空。华严寺历来由当代高僧主持。负责建造华严寺的主持人，是一位象北魏昙曜一样德才兼备的佛教高僧大师(名不详)，他拜任守司徒，曾为辽皇的老师。从寺内《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记》(称金碑)可知，这位高僧“秀出群伦，兴弘三宝”、“人天仰止””、佛学造诣很深。加之这位帝师高僧，精心组织实施，在北魏皇家“金像殿”遗址上，建起一座与薄伽教藏殿同样东向的祖宗庙堂，把契丹皇家的祖宗雕成石佛、铜像供奉在里面，从而把西京华严寺建设成为了契丹皇家宗庙、。并在藏经殿内，奉旨存放了辽王朝印制的佛教大藏经(契丹藏)。为纪念他的功绩，后人为其建了“影堂”供奉。

华严寺至元代初年仍不失为云中巨刹。明宣德、景泰年间大事重修，补塑佛像，勃然中兴。明中叶以后分上下两寺，各开山门，自成格局。清初寺院复遭摧折，康熙初年曾加以修补，但风光难现。近年来，我市依据华严寺的历史传承，基本按辽金时期的格局进行了局部复建，修复后的华严寺恢复了昔日皇家祖庙、华严大寺的显赫地位。一条轴线以大雄宝殿为中心，自东向西依次复建山门、普光明殿、祖师殿，两侧建有钟楼、鼓楼、药师殿和弥陀殿等配殿。另一轴线以薄迦教藏殿为中心，依次建了山门、泮池、观音殿、薄迦教藏殿、宝塔铜宫、藏经楼和罗汉堂等建筑。整个华严寺神图妙塔、对峙相望、殿堂连绵、规模宏大。其中华严宝塔为方形木塔，包括塔刹在内总高43.5米，共分为3层，上景金盘，下承莲池，。整个塔身全部用木料建成，规模仅次于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堪称“中国第二木塔”。 塔下500平方米的千佛地宫，从墙壁雕像到地面屋顶采用100吨纯铜打造而成，内供佛祖舍利及千尊佛像，金碧辉煌，宛若仙境，堪称 “华夏铜宫之最”。 在上华严寺门前的中心广场中轴线上，取材于大同博物馆馆藏文物的造型、高9.9米的钵塔式雕塑立于喷泉池中，四面金龙吐水，池中喷泉戏龙，把华严广场装扮的美轮美奂；广场南北两侧的铜质仕女灯，基座古朴，造型秀美，使游人有穿越古代之感；广场的东端与华严寺山门相对的天宫楼阁凌空而建，犹如琼楼玉宇，整个楼阁造型与下华严寺珍藏的木制阁楼如出一辙，内部工艺精巧、外形巧夺天工，其中象眼、角兽等构件聚集了辽宋时期的建筑特色；广场北侧的二层古色古香的商业建筑用料考究、制作精良，木质悬鱼、搏风板等细部构件惟妙惟肖地体现了宋代民居及商业建筑的造型特点；广场的地下停车场，宽敞浩大，开设东西两个出口，方便旅游车辆出入；整个广场的布置具备了大型旅游景区的全部功能和承载能力。纵观修复后的整个华严寺景区，佛教文化和雕塑艺术博大精深，群体景观和平城里坊一览无遗。

三、“北魏平城坊”及“舍利坊”

北魏平城是在汉朝平城县之基础扩建而成，由宫城、京城、和郭城组成。北高南低，宫城在北，“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位置在今大同城北关外到火车站的大片土地，今操场城街西部是北魏皇帝理朝和皇亲国戚起居之所；京城也称外城，其位置即今大同城及南关，呈长方形，东西长1.8公里，南北长3.2公里，周长10公里。东西南北四面，取地支之数，每面三门，开设12个城门，是一座基于中轴线左右对称平衡的都城。平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墙分割，外郭有郭墻、宮城有宫墻、皇城有城墻、里坊有围墻、各家各戶有院墻。京城不像现在的大同城由一纵一横组成一个大十字街，显得很单调。而是由三纵三横的六条大道构成九衢（九个大十字街）和自成一体的棋盘形坊里，寺庙、牌楼点缀其间，呈现出 “百堵齐矗，九衢相望，歌台舞榭，月殿云堂”的宽阔宏大的皇城景象。郭城绕宫城南，边长4公里，周长16公里，郭城内规划了里坊、寺院、市廛、园林等。外郭内“悉筑为坊”，划分成一片片居民住宅区，其中大的里坊能容四五百家，小的里坊也有六七十家。郭城内“铁作、木作、纺织、酿酒”等手工业兴旺发达，“坊”、“市”“里”内“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沽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 “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整个郭城呈现出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规立外城，分置市里”，太武帝拓跋焘“大筑郭邑……悉逐为坊”，在平城里创建了举世闻名的里坊制，史称“北魏平城坊”。 平城坊从规模形制格局，到功能机制，都十分成熟完备，是北魏迁都平城后的一大创举。对后来的“洛阳坊”，“长安唐坊”都有很大的影响。里坊制度使具有軍事化性質的部落人口向城市行政管理化的居民過渡，原來相對獨立的遊牧組織也向定居後城市統轄下的里坊組織轉變。平城坊的管理模式就是把坊里置于六街网状中，做为都城的最基层单位，里坊管理实行 “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天興元年，剛剛建國後的北魏發動了一場大戰，“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以充京師” 。通過戰爭虜掠，把大量有技術、有文化的精華集中到平城，安置在城郭“里坊”之内，实行集中和程序化管理，“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 封閉的里坊對廣大民眾卻起到了禁錮自由、限制活動的作用。同时也有效地保卫了京城的安全。目前关于北魏平城时代的里坊结构，称谓等情况缺乏详细的记载，只能根据现有资料梳理印证，北魏平城沿南北中轴线（现今大同市的南北大街）布局，其间东西南北各三条大道三三相交，形成9个四通八达的十字路口，是为9衢，将城内划分为十六个大坊，也就是说城内有十六个同样的小城，各个小城的功能各具特点，与现在的园区相仿。小城四门内街道相通，合组成一个大十字街，大十字街四隅的每一隅，又都各设小十字街。这种小十字街又以小小十字街划分，可以称作“小坊”。按照居民的不同身份，分别居住在不同的里坊之中。各坊两相面对的坊门之间设有坊街，与坊街相连的则是纵横交错的巷曲，城内查明的著名的大坊有舍利坊、仁和坊、里坊等，大多以寺庙、地标建筑命名，舍利坊就是因为五级大寺里有舍利塔而得名。“天下第一”的永宁寺， “京华壮观”的天宫寺， “京华一绝”的建明寺，都毫不例外地建在里坊之中 。由此推测平城内，或许还有云路坊，永宁坊，、永平坊、永和坊、永安坊、永康坊等，这里只过是臆想，这十六个大坊的名称有待于今后的史料来证实。平城坊中居住者不仅有庶民，有贵戚，还有僧尼，《魏书·释老志》记载， “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估，各有攸处”。 根据现存大同城的街道布局来分析，与宫城距离较近的地方，如城西北角和东北角，为政治和军事中心，北魏的官衙和军营、王公贵族、达官显宦的府邸多建于这里，他们不仅拥有豪华的住宅和大重的财富，而且还拥有数量可观的私有奴隶。城西南角和东南角有大量宗教文化、商贾店铺建筑，一般居民住宅区和手工业、商业区，则集中在这里。北魏平城 “里宅栉比，人神猥凑” ，构成驰名中外，传承千年，独具特色的的“北魏平城坊”。

舍利坊是北魏平城京都内设立的16个大坊之一，也是西南角四个各成一体的里坊之一。位置大约在：西至西城墙根儿、北至今清远西街，南至今南城墙根儿，东至今下寺坡、校场街。明代修复城墙时把北魏平城的南城截去1.38公里，也就是从南截去四个大坊，因此京城西南角只留下舍利坊和另一个大的里坊。由此推断当时的南城墙应在小南门（俗称土关门）一带，现在的南城墙就是在当时城南大坊围墙的基础上修建的。舍利坊依北魏里坊制度，四周都筑有墙，内开十字街，设四个门，好像城中之城。由于五级大寺的山门在现在的财神庙街内，那么舍利坊的的主要进出口应在财神庙的东口，这里耸立着高大宽敞的木制牌坊，北魏帝王，文武百官都要从这里进入五级大寺，祭拜祖先。舍利坊围墙内的建筑主要是寺庙、僧舍、驿馆和民居，还设有鼓楼，有专人管理，击鼓为号，五更开门，晚上关闭，实行宵禁，因此历史上对里坊留下了“六街鼓声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的诗句。坊里、寺庙和府第门前都建有牌楼，牌楼又称牌坊，是由当初围墙的门洞演变而来。牌楼的种类可分为木制、石雕、砖雕、琉璃等几种。从云冈石窟可找到验证，9、10窟前的一排高大的石柱，当年便是一座雕刻雄伟绚丽石牌坊。由此可见，以牌楼装饰街衢坊里是平城的传统。舍利坊内主要的建筑就是五级大寺，周围还有一些小的寺庙，诸如赐福庵、财神庙、火神庙、娘娘庙等，五级大寺山门前应该有一个较大的广场，以备朝神拜佛、祭奠祖先人们的车马停留。由于这里有大量北魏全国各地的僧人聚集，坊内还应有僧侣的驿馆和寺庙的管理机构。总之舍利坊是一个北魏佛教集中的专业园区。想当初，这里香火旺盛，佛教发达，四方僧人云集五级大寺，聆听高僧讲经说法，场面之浩大，气势之壮观，为北国之最。由于这里是北魏皇家祖庙，一年之中来往这里的有九五之尊的帝王，有权倾一时的达官贵人，更有功成名就的各地贤流以及虔诚信佛的善男信女。整个舍利坊，犹如一个大的寺院联合体，所以舍利坊就是五级大寺的别名，北魏时期传经讲经盛况空前，礼佛修禅蔚然成风，从北魏五级大寺开始、历经唐、辽、宋、元、明、清的华严寺一直是全国佛教经典的储藏、传播、颂经圣地。

根据北魏京城16个里坊和街衢布局，舍利坊东门外的道路应是京城六条大街之一，也可叫作坊街，舍利坊东牌坊对面又是一座高大华丽的木制牌坊，上书“里坊”两个魏体大字，据考证推测，这里是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园区。坊内大的寺院有八角寺（即今善化寺），以及一些道家观宫，手工业作坊在这里相当发达，尤以铜铺最为出名，还有店铺民居。在白天国邑坊内：绸缎庄生意兴隆，饭店外酒气飘香，贩夫穿街走巷，马车贩卖物货，四合院人影忙碌，整个里坊世俗气息浓厚、生活图景沸腾。好一幅盛世气象。“里坊”的铸铜、制铜、首饰等手工艺品在当时名闻遐迩。特别是铜器工艺，除了一般的铸、制以外，进而还能冷打、热打、烘打，不但能够制造寻常铜器，而且能制造工艺水准相当高的响铜和铜乐。

四、从北魏里坊到大同坊街

从平城到大同，这座历史名城几经战火洗礼，几毁几建，平城时代的牌楼建筑至今荡然无存。现在城内以四牌楼为中心，“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个绵绵巷”，136条街衢规整通达，基本保持了“北魏平城坊”的格局。其中，棋盘街、大十字街、万字街、太平街、八乌图井突显出北魏“平城坊”的形制遗韵；赐福庵街、七佛寺巷、娘娘庙街、观音街、武庙街、佛殿庙街、闪烁着北魏崇佛拜佛的香火尘烟；菜园街，大油店巷，水磨街，马市角，柴市角折现出北魏都城百业兴旺的街容市貌。明清时期的四大街、基本延续了北魏唐辽遗风，十字路口各建一楼，东有太平楼，西有钟楼，南有鼓楼，北有魁星楼。城中心建四牌楼。全城共建各种牌坊56座。

中国古代的里坊制度度始于周朝，盛于汉至唐。到宋代，坊里不再有围墙，到唐代后期演变成坊市结合，不再设坊墙，由商市店铺替代，史称侵街，从而由封闭式向开放式演变。现在大同古城的街道两旁的建筑虽然历代都有改变，但通衢有序的街巷呈现出的棋盘形式，基本上保持了北魏时期的里坊格局，就是没有了围墙门洞、里坊牌楼，是一种“侵街”的格局。目前大同正在修复古城东南角和西南角的四合院、牌楼、街衢、里巷。让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古代城市里坊实景，将在古都大同整体复苏，“北魏平城坊”呼之欲出。 1277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南洋诸国，路经大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大同是“一座宏伟而又美丽的城市”，可见当时大同在世界上具有不同凡响的特殊魅力。随着大同古城墙在2013年整体修复，一座凝聚着历史上数个朝代精华和气韵的凤凰城露出了风华绝代的羽绒贵体：四坐城楼高大雄伟，瓮城月城壁垒森严，箭楼角楼、各具形态； 镇城“乾楼”、瑰丽无比；“文峰塔”高耸屹立；54座望楼楼堞环列；96座窝铺排列有序；580对垛子凸凹成景，大同古城的历史价值非同小可。近几年北京、西安、洛阳等古都的四合院修复的精致古朴；晋善晋美的大院文化，演绎的如火如荼，其中“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皇城相府 ”最负盛名，但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都无法和具有1600年浩瀚岁月的“北魏平城坊”相比拟。如果大同单以明清街道、四合院面世，恐怕难以形成轰动的效应。明清时期，大同城内在华严寺一带就有下寺坡、上寺东巷、上寺南巷、上寺北巷，如果单以下寺坡命名，就失去了华严寺在辽金时期整体格局的渊源。根据上面的追溯查源，华严寺在辽代就处于北魏的“舍利坊”内确定无疑，只不过“舍利坊”的名称从北魏到辽代没有变，而五级大寺变成了华严寺。现在华严寺周边已初步形成里坊格局，我们只要按北魏里坊的配置加以增补就可成坊。也就是说把现在各个路口封闭的铁栏杆换成北魏时期的围墙并开设门洞，在里坊街口复建鼓楼、在华严街南北口立碑、界石，在牌坊上名正言顺地书写“舍利坊”三个大字。这样就使人们能够在这里领略到“北魏舍利坊”的历史风貌，欣赏在西安，洛阳无法看到的古代街衢里坊的整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