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自然灾害屡有发生，各国各有应对之法，但秦史几乎没有关于开仓赈灾的记载，完全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似乎为秦法严酷做了标注。“刚不可久，柔不能守”。没有人情的治理怎么能够长久？面对灾害，秦国真的什么都没做吗？

历史不外乎人之常情和底层逻辑，细节具体而生动，往往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如果对于灾害置之不理，为什么秦国在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有凝聚力、在复杂外部环境中脱颖而出？为什么秦人对秦王爱戴有加、昭襄王时代甚至有民为王祈福的记载？有人曾梳理战国时代的灾害年表，和秦国历史进行比对，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灾害发生的当年或者次年，秦往往会发动对外战争，有的时候还规模较大，并且基本都取得了胜局。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不可轻动，但不可不为。“为”和“不为”，皆在天、地、人，抟力杀力、一收一放，或许折射了秦国战略格局、发展规划和治理思路。

用战之时，顺势而为。天时为大，辩证看待天灾，是危更是机。惠文王时代，公元前315年，秦遭遇数月大雨。同年，秦伐韩、取石章，次年攻义渠、得25城。昭襄王时代，公元前280年，秦遭遇地震，“地动城坏”。同年，秦攻赵，取代、光狼；次年，秦大举伐楚，在鄢郢之战获得重大胜利，楚被迫迁都。公元前269年，秦上郡地区受灾，“山木尽死、人无所食”，同年，秦伐赵，但在阏与之战中败于赵国。自己困难的时候，对手可能更困难，秦敢在困难的时候发动战争，底气来自于平时积累。秦重耕战，农业发达，仓廪充实，足以在任何时点支持军事行动，六国无法与之相比。

用战之利，因地制宜。秦军因时而动，看似有偶然性，灾后一旦起兵，秦军所指皆是要害，和整体战略紧密结合。秦在对外扩展中，由河西、河东，至南阳，再至巴蜀，地形上看似一道弧线，交叉掩护、依次推进，稳扎稳打、避免局部突出。公元前315年，秦军伐韩，痛击义渠，是为了给公元前318年的五国伐秦善后，对于攻秦的参与者进行全面“清算”，并持续巩固在河东的存在。公元前280年秦攻赵，次年大举伐楚，是巧计连环，在以战促和、与赵国达成“互不侵犯”默契后，集中全力解决对楚问题。“道无鬼神，独来独往。”变与不变，在时更在势，借势造势，以尽地利，以合于战。

用战之和，聚心聚力。兵者凶器，战者危事。寻常态势，天时大于地利，地利大于人和；非常之时，人和大于地利，地利大于天时。用战自如，必先得人心。若逢灾年，天不佑农，耕种难以果腹，人力宝贵，不能空转。当兵吃粮，理所应当，从军立功，农战一体两面。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把秦人和秦国紧紧绑定在一起，军旗所指，秦军所盼。加之秦法严谨，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但闻有战，则奔走相告，以此成军，军如虎狼。因此陷阵之际，秦军多有弃甲冲锋之人，敌皆惊惧。“反者道之动”，重战慎战，但不畏战，聚心聚力，把战争作为一种工具发挥出最大功效。

两千年来，一直有人说秦靠野蛮实现了统一，如果此论成立，兴亡就如同儿戏。面对灾变，审时度势，以战代赈灾，国、民皆有所得，或许才是秦能崛起的原因之一。秦史是一部奋斗史，也是一部智慧史，更是一部治理史，读之愈深，鉴之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