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1740年）秋天，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奇事。一位“普通”匠户去世，却惊动京师，其家大办丧事，朝中重臣接踵而至，一时风光无两，时人称为“九卿会丧”。 

这家匠户办丧事是认真的，到场贵宾几乎是全明星阵容，内阁学士许王猷亲自主丧，詹事府詹事陈浩发挥服务特长，前后张罗、忙里忙外，大学士徐本、赵国麟率领汉人群臣到灵前祭拜。最令人惊讶的是，一向老成持重、爱惜清名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张廷玉也差人前来送帖。清代礼仪规定等级森严，帝、后驾崩才使用隆重的九卿会丧，公卿以下，无旨一律不得会丧，普通百姓更无会丧之说，此事严重违反了当时礼制。

继位不久的乾隆闻知此事，甚为震怒，派遣心腹大臣、京师九门提督、兵部尚书鄂善调查此事。鄂善倒也是雷厉风行，很快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去世的匠户名为俞君弼，生前在工部下属机构办事，虽出身微贱、目不识丁，却业务过硬、有好手艺，作为一个低调的承包商，长期参与皇室工程，积累了巨额财富。

俞君弼膝下无子，死后留下糊涂账，一群所谓的义孙义婿上演夺产大战。其中义女婿许秉义勾结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朝中群臣前来吊唁，以壮声势，便于侵占俞家财产。许秉义出手阔绰，前来参加丧礼的大臣的可以领到500至2000两银不等的“出场费”，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人家十数年的生活费用。

堂堂朝臣为了黄白之物，违制成群结队去丧礼，活脱脱上演了一出闹剧。涉事大臣许王猷、吴家驹、陈浩都被革职拿问，始作俑者许秉义也被一并处置。然而此事没有结束反而一波三折，高潮迭起。数月之后有人告发，主持此事调查的鄂善也有大问题。俞君弼的嗣孙俞长庚，为了抢夺财产，找到鄂善为外援，送银万两以求关照。 

乾隆知晓后深感震惊，亲自审问鄂善，一一坐实后，令其家中自尽。乾隆急于了结这桩遍及朝野的丑事，下令不再追究其他线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原本涉事其中，见此误判风向，以为自己没有留下把柄，便反打一耙，上疏反咬御史是诬告，最后查明被降级处置，一场风波总算不了了之，但天价“出场费”还是留下了不少问号。

一是俞君弼为什么这样有钱？作为一名匠户，承接工部立项的工程，这些都是朝廷关注的重点工程，本应该精打细算，那其中利润几何？俞君弼又是如何维护和工部的长期关系呢？来参加丧礼的那些朝中大臣 ，

二是俞家摆出如此大的场面，必定是有人在背后运作张罗，官商之间、官官之间出现了一种非正式“中介”，关系网络无孔不入。某种程度看，官员成为有钱人的“提线木偶”，官商对此都乐此不疲，违规逾制事件层出不穷。

三是处置“九卿会丧”虎头蛇尾。在处理此事后期，乾隆深感大失朝廷颜面，急于翻篇了结，对于御史反映的一些事项含混而过。自己不认真，别人就真不认，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乾隆朝中后期，云贵总督李侍尧、闽浙总督陈辉祖等案相继发生，风气一坏再坏，追根溯源、早有迹象。

天价“出场费”丝滑而过，最终成为街头巷议的谈资，而没有成为整肃纲纪的抓手，深深隐患就此埋下，实为治国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