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是赵国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战国变法图强的经典。变革有力有效，源于问题导向清晰，找准问题，解决问题，实现发展。在富国强兵的大框架下，胡服骑射要解决什么问题？这和赵国整体战略遥相呼应。

战略的首要问题是明确发展方向。赵王雍少年继位，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刻。秦、楚、燕、齐、魏等大国似乎达成共识，各自派遣万人规模的精锐之师逼近赵国，与其说是参加老王葬礼，不如说是给新王下马威，甚至准备浑水摸鱼。战国格局，群雄竞速，从来不等待任何犹豫者、观望者、软弱者。秦国经历献公、孝公，至惠文王，已经初露峥嵘；楚国正是威宣盛世，国力鼎盛；齐国振作而发，东方之强呼之欲出。在一系列复杂外交操作暂时化解危机后，赵国必须重新审视赵国的发展空间。西有秦、东有齐、南有楚，三强虎视眈眈，三晋内部摩擦也是日趋激烈。赵国显然不能走中原争霸的传统道路，必须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寻找突破。向北、向北、向北，这是唯一理智的选择，胡服骑射正是向北战略的具体举措。

北方是当时的蛮夷之地，林胡、楼烦、东胡诸部盘踞于此，赵国向北拓展，练手升级，在壮大自身的同时，暂不会触碰其他大国的“奶酪”。自晋国时代起，赵之境内就已经有众多胡族聚居，向北拓展还要积极调动、充分整合内部力量。胡服骑射不是技术性小改良，而是带动内、外两个循环的大变革。一方面学习胡人传统和务实作风，不断整军备战，提升战斗能力，“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便击败强劲的北方胡人部族；另一方面不拘泥于华夏礼法，展示包容认同，给予胡人充分尊重认同，把赵国塑造成为诸元汇流的熔炉，这更为治本之策、长远之计。

赵人久受胡人之扰，深知胡人之长。胡骑装束干净利落，便于马上骑射，所以胡人部队机动性高，冲击力强。明知是好，但要向胡人学习，不仅是承认技不如人，还意味自认文化低人一等。“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当时赵国上下、尤其是公族大臣难以接受。为了推行改革，赵王精心谋划，一是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说服自己的叔叔、“反对派”领袖公子成；二是完善变革细节，不是照搬照抄，而有选择性地学习胡服，改胡服的“左衽”为“右衽”。

人们多为右撇子，习惯使用右手，因此中原传统汉服制式为“右衽”，左襟盖在右襟之上，便于右手入怀取物。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习惯游牧生活，右手大多用来操控马缰，须臾不可离。因此，胡服制式为“左衽”，右襟盖在左襟之上，便于左手入怀取物。赵国推行胡服骑射，一方面吸纳了胡服小衣襟、短打扮的样式，另一方面保留了汉服“右衽”制式，保留了中原文化印记，这样易于接受、便于全国推广。以小促大，大事可谋，难事可成。退半步进一步，当公子成在朝堂之上也穿上了“右衽”的胡服，变革也就不可阻挡了。赵王的执着释放出强烈信号，赵国的天地也是对胡人开放的。或许赢氏血脉中总有相通基因，秦之图霸西戎和赵之胡服骑射，都探索出了曲线迂回的成功道路。

“右衽”是接受胡服的切口，胡服又是骑射的基础。公元前305年，赵国初步完成变革、劲旅大成，配合外交策略，稳步实施北方战略。同年，“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四面出使为求八面玲珑。赵国积极谋划扩展，攻打中山国在即，需要最大程度消除战国诸雄的疑虑，争取最宽松的外部环境。赵王派遣宗室干将赵固为相，精心治理代地。有了胡服骑射的铺垫，填平了认同的鸿沟，赵固广泛吸收胡人入伍，为赵国服务，也就水到渠成了。此后，赵国聚焦发力，锲而不舍，经营北疆、征伐中山，版图迅速向北拓展，“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公元296年，赵国终于攻灭中山，北方大定，晋阳、代地、中山、邯郸，赵国领土连为一体，一个崭新的强国悄然崛起。以此为据，赵王开始构思全新的宏大设想：北上迂回，进入陕北高原，再南下荡平关中，完成晋国、魏国没有完成的战略意图。

与在北方的积极作为相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赵国在中原事务上刻意保持低调，冷眼以观。赵王雍继位初期，受齐魏“徐州相王”影响，诸雄纷纷称王，一时热热闹闹。赵国保持清醒头脑，“无其实，不敢处其名”，令国人称呼自己为“君”。胡服骑射的起点是苦练内功，而非与诸强争雄，这是明智的选择。有理想但决不理想化，务实之风和正确起点、正确方向相互契合，为变革凝聚最大内部共识，赢得宝贵外部环境，促使目标逐步实现，催生了赵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