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6年（秦昭襄王二十一年），老将司马错领军伐魏，高歌猛进，魏国甚至献纳旧都安邑。如此厚利还需好好消化，秦精心谋划，经营河东，构筑持续东进的桥头堡。

秦得到安邑后，基本上掌握了原来魏国河东地区的重要节点城池，以及黄河几字湾沿线渡口。这是重大跨越，秦一方面打通了黄河两河领土的联系、收放更加自如，另一方在河东形成了防御纵深，为消化新土为熟地创造了条件。有地有人、有“自己人”，才能“生生不息”，持续释放力量。握有河东连片的千里沃野，秦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开始移民，“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此举实为三管齐下。一是将魏国原住民迁徙出河东，二是以“赐爵”方式鼓励秦国平民迁徙河东，三是赦免罪犯到河东，一出两进彻底完成地区人口替换。

秦从惠文王时代开始，持续探索移民政策，策略越发成熟。河东“出其人”并不代表“归其人”，魏国原住民也可能流转到秦国其他地区，在昭襄王时期，就有魏国移民在秦国占领的巴蜀地区参与兴建水利。选择“出其人”还是“归其人”，有可能取决于获取新土的方式，以及对当地民众是否能融入秦国“耕战”一体社会秩序的判断。由于时势不同，对于同一地区也可能采取不同策略。例如，公元前330年，“围焦、曲沃，取曲沃，尽出其人”；公元前314年，被秦国占领的魏地发生叛乱，秦军“拔曲沃，归其人”。同样是魏国重地曲沃，围困之后投降，可以“出其人”，然而在“拔”、激战之后占领，就会“归其人”。

秦魏之间百余年的拉锯战中，秦对于重要节点给予重点关注，抓住“人”这个因素，反复“熟化”土地，与军事上对三晋反复“蚕食”策略相互配合，强化了同化效果。河东不仅地理位置重要，同时也是发达的农业经济区，秦在东进过程中，沿渭河至黄河一线，逐步将关中农业区和河东农业区连成一片，放大“耕战”格局，获取双重“里子”。

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是千古之训，也是生动的斗争经验。“出其人”最终还是为了“得其人”。“出其人”是前招，对新土进行清理，一是重塑“耕战”格局，二是扫除原有的“好贾仰利”“任侠好勇”习气。“得其人”是后招，固本培元之后，秦举“徕民”之策，民来士亦来，在秦之治理体系中为秦国所用。“得土得人”非一日之功，徐徐发力，潜移默化。然十数年间，此消彼长，积少成多，秦与六国之势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