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名人。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在鲁迅的一生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蔡元培。可以这样说：没有蔡元培的关照与提携，鲁迅的人生肯定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进士出身，曾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清末，曾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后加入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辛亥革命后，曾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鲁迅（1881—1936），也是浙江绍兴人，与蔡元培是同乡，二人相差13岁。作为同乡与前辈，蔡元培对鲁迅倍加关照与爱护。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此时，蔡元培与鲁迅虽未谋面，但神交已久，随即让鲁迅的同学许寿裳代函，聘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在绍兴的鲁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立即来到南京，到教育部任职，担任教育部佥事。虽然这只是一个科长级别的低级职位，但是，鲁迅从此毕竟成了国家公务员，有了可靠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也有了一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进入了中国教育界和思想文化界的主流社会。对于鲁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

    三个月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也随之北迁。教育部次长景某趁机把鲁迅列入裁员名单之中，身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坚决反对，他在致鲁迅等人的电报中说：“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需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殷切之情溢于言表。鲁迅仍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从此，鲁迅开始了长达14年的北京生活。

    蔡元培的教育改革，遭到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反对，1912年7月，他被迫辞去了教育总长的职务。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由上海迁到了北京，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压制下，他感到孤独、苦闷和压抑，常常整天整天的抄写古碑，用以打发空虚无聊的时光。在好友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加入了《新青年》阵营，连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得力干将。

    蔡元培对周氏兄弟情有独钟，就在担任北大校长的当年，蔡元培聘请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从此，周作人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同年，蔡元培还委托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1920年8月，蔡元培正式聘请鲁迅为北大讲师，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在修订讲义的基础上，编成了《中国小说史略》，成为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鲁迅的才华和价值才得以充分展现，而这面旗帜是蔡元培首先举起来的，这个讲台也是蔡元培提供的，蔡元培对鲁迅的影响已经不言而喻。

    1926年，由于段祺瑞政府的迫害，鲁迅被迫离开生活和工作了14年的北京。他南下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由于受学校领导和其他教师的排挤，数月后，他被迫辞职。然后，鲁迅又辗转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时间也不长，他又被迫离职。1927年，鲁迅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十年，并且死后葬在了上海。

    初到上海的鲁迅，生活是艰难的，因为他已经辞掉了教职，只好卖文为生。此时的蔡元培已经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像15年前那样，他又向鲁迅伸出了援助之手，聘请鲁迅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月薪300大洋。对鲁迅来说，这无异于雪中送炭，为他解决了生活的后顾之忧。正是这笔收入和一些其他稿酬，使鲁迅度过了最后十年时光。1936年，鲁迅逝世，蔡元培是治丧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亲自为他安排葬礼。不久，又为鲁迅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居于主流社会的衮衮诸公中，只有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地位和价值，从而接纳鲁迅、援助鲁迅，为他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再加上乡谊之情，所以，蔡元培对鲁迅给予了终生的关爱和提携，在鲁迅人生的十字路口和每一个困难时期，蔡元培都会毫不犹豫的伸出援助之手，帮他度过难关。可以这样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