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一书由安庆师范学院教授朱洪写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书记述了陈独秀从1932年10月至1942年5月的人生经历。我们这代人最早是从所谓的“党的十次重大路线斗争”听到陈独秀这个名字的。在文革期间，陈独秀是“第一次路线斗争”的反面人物；改革开放后，我们对陈独秀的了解更趋于全面。不过，我们对陈独秀自1929年被中共开除出党后的人生经历了解不多。《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一书让我们对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共之后的经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个人对书中的一些记述及情节印象颇深，亦颇有感慨，特记于此。

一.   陈独秀被捕的原因：

 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后，他拒绝去苏联，但他对托洛茨基的理论颇有好感，他加入了中国的“托派”组织，并因此被中共开除出党。尽管他已不是中共党员，但蒋介石仍将其作为被通缉的首犯。1931年5月后，中国的“托派”组织被国民党政府破获，其中的骨干成员多数被捕。但中国“托派”组织仍然在积极活动，至1932年10月，“托派”组织在上海开会时，其骨干成员再遭被捕的重创。当时陈独秀并未与会，但被捕者中有人供出了陈独秀的住址，随后陈独秀也于10月15日在上海遭逮捕。书中记述到：

这次抓捕托派，无意中抓到了陈独秀，除了费克勤盯梢，还有国民党特务黄麻子及原托派组织“战斗社”成员解叔达、徐乃达，他们一起卖力。抓住陈独秀后，这些人获三万元奖金。

就我个人而言，我过去对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的政治信仰及政治活动不是很清楚。我一直以为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就脱离了政治活动、可能也放弃了共产党的信仰。从这本书中得知，陈独秀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共产党的信仰，但他倾向于托洛茨基的思想，反对斯大林、甚至是列宁的思想和做法；他也没有脱离政治活动，他也一直在参与反对国民党政府，试图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活动。 正因为上述原因，蒋介石一直将陈独秀当作必须抓捕的要犯。

二.   陈独秀被捕后社会各界的反响：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汪精卫、蒋介石通缉，躲避在上海，音信全无，朋友们几乎把他忘记了。陈独秀被捕见报后，舆论大哗。

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中国文化界的各路名人纷纷站了出来，各尽所能，为营救陈独秀出力。10月21日，胡适致信傅斯年，商议为陈独秀聘请著名律师为陈独秀打官司，以达到营救陈独秀的目的。10月22日，林语堂致信蔡元培，要求“学界同人以文化立场出来说话”，力争保护陈独秀这位“有文化贡献之人”免遭杀身之祸。10月24日，胡适致电蔡元培，要求“请就近营救陈独秀”。随后，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增暇、朱少屛等八人联名致信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海外的杜威、罗素及爱因斯坦也拍来电报，要求蒋介石释放陈独秀。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将陈独秀案件交地方法院公开审理，算是明确“免陈独秀一死”。10月25日，即在陈独秀被捕十天之后，何应钦请人将陈独秀押解至何应钦的办公室，转达了蒋介石的不杀之意。陈与何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何应钦居然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写下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条幅。

由上述内容得知，当时中国的大部分“资产阶级”文化名人纷纷站了出来，为陈独秀这位共产主义者说情；而当时的“左翼进步文化人”没有一人挺身而出抗议陈独秀被捕。这大概是因为“左派”文人如果站出来说话，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增加陈独秀遇害的危险，况且这些“左派”作家自身难保，实在是无力保护陈独秀。而“右派”文人为陈独秀说情，反而更具有广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社会影响力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是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的；而蒋介石也是必须要顺应这种制约的。由此看来，文化人、特别是文化名人的正义感与良心对制约专制制度的祸害是何等重要。

至于中共中央对陈独秀被捕一事作何反应，书中并未提及。我个人推断，当时中共中央由一批亲斯大林的纯粹“布尔什维克”领导，而斯大林是将托洛茨基扫地出门的人，故这批亲斯大林的纯粹“布尔什维克”对托派分子陈独秀不闻不问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陈独秀在法庭上的答辩词：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陈独秀等一批人。检察机关给陈独秀定的罪名是：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以文字为叛国作宣传。开庭之前，陈独秀先于2月20日写成了《辩诉状》。该《辩诉状》称：予唯有为民族为民众忍受一切牺牲，以待天下后世评判。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不完全听命于特殊势力，若尚思对内对外维持若干司法独立之颜面，即应毫不犹豫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

书中写道：法官问道：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独秀答道：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 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 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可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 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在法庭上，陈独秀可谓是正义在胸、义正辞严；大概也是知道自己并未参与任何形式的武装暴动，不至于被判重罪，故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法庭上声称自己无罪，且又顺带宣传了他自己政治主张。

四.   陈独秀坐牢期间所获得的优待：

1933年4月26日，陈独秀因“以文字为叛国宣传”为由，被判刑十三年。随后，陈独秀被关进了南京的江苏第一监狱，陈独秀被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里。刚入狱时，陈独秀被禁止看书看报，也不许写信。在陈独秀的绝食抗议下，他受到了很大的优待：可以看书看报、可以和外界通信、可以在牢房里会友，社会名流甚至可以请牢里的陈独秀为他们挥毫作书。在牢里，陈独秀甚至可以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在更多时间里，陈独秀还是重操旧业，研究他的文字学和语音学。

在陈独秀坐牢期间，胡适等名流人物还到牢中探望过他；陈独秀的文章著作还可以在社会上发行出版；鲁迅等左翼作家也可以在文章中引用陈独秀的名字和文字；1937年7月，  《宇宙风》杂志以连载形式刊登了陈独秀的自传《实庵自传》的前两章。

我想，陈独秀之所以可以在牢中享受优待，这肯定是得到蒋介石同意或默许的，看来蒋介石还是很看中陈独秀的文化名人地位的。由陈独秀受到的优待，我又联想到另一位文化名人瞿秋白。同样是文化人，陈独秀被捕后非但未受酷刑，反而可以在牢房里享受优待，而瞿秋白却惨遭毒手，这里的原因何在呢？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陈独秀并未主张暴力革命、也未参与以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的行动，而瞿秋白不同，瞿秋白是武装暴动的积极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二. 陈独秀被捕时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而瞿秋白被捕时仍是共产党员，且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三. 瞿秋白在文化界的地位没有陈独秀高，故瞿秋白被捕后，没有足够多的文化名流为他争取生命的权利。

五.   陈独秀出狱后寄人篱下、生活潦倒、疾病缠身：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在中共中央及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积极推动下，陈独秀等一大批政治犯获得释放。8月23日，陈独秀走出了被关押了近五年的牢房。出狱之前，国民党政府曾要求他写悔过书，但遭到陈独秀的断然拒绝。

走出牢房的陈独秀可谓是“三无”人员：没有住处、没有职业、没有收入。他被朋友们接到家中暂居一时。此时的陈独秀面前有三条路可走：一是离开政治，回到文化界，在文化教育方面求得谋生之路；二是听从胡适的建议远赴美国从事写作；三是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重新回到共产党的队伍。

当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重新接纳陈独秀的三个条件：一是公开放弃托派理论、托派主张和托派身份；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以实际行动体现这种拥护。另外，中共中央还要求陈独秀写一份书面检讨。以陈独秀的个性，他难以接受写书面检讨，且发表公开声明认错的回归之路，所以他回归共产党的道路就这样被永久地封死了。

至于去美国从事写作，则非陈独秀所愿，所以他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去美国。

剩下的道路就只有一条，就是作一个纯粹的文化人，在文化界谋生。但当时抗战已打响，大半个中国已难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所以陈独秀这样的文化人自然就加入了向西逃难的人潮之中。陈独秀由上海至安庆，又由安庆至武汉，再由武汉至宜昌，最后由宜昌到重庆，一路逃难、一路艰辛。此时的陈独秀，似乎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和能力，自到重庆之后，直至他去世，他似乎一直过着靠朋友接济，甚至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当时他的生活来源主要有这几种：一是为报纸杂志写稿赚取稿费；二是朋友接济；三是蒋介石暗中通过北大同学会每月送与他300元；四是国立编译馆每月为陈独秀撰写的《小学识字教本》支付稿费。在抗战期间，陈独秀的这点收入只能勉强度日、过上比普通百姓稍好一点的生活。陈独秀这位在二十世纪初影响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晚年竟然落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让人感慨不已。

陈独秀自1932年入狱后，就一直身体不好，在抗战期间，重庆的生活及医疗条件均不如和平时期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条件。此后又因日军轰炸及颠沛流离，他的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在重庆期间，他饱受高血压、肺病及肠胃病之苦。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发病晕倒在地，此后便一直卧病在床，直至5月27去世。

陈独秀去世后，国民党、青年党及民社党准备在重庆为陈举办追悼会，国民党官员希望郭沫若出面做发起人，但遭郭沫若拒绝，陈独秀的追悼会也随之流产。

六.   陈独秀对民主自由的反思：

陈独秀晚年对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多有反思，在他的最后几年，已完全抛弃列宁斯大林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在谈到托洛茨基的下场时，他写到：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剂”，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一等。LT直到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自己，才想起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注：文中所提LT即指托洛茨基。）

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陈独秀写到：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在谈到民主问题时，陈独秀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布尔什维克及托派的错误在于“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都是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十月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才至有史大林统治的苏联，德意还跟着学话。”

在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看来，到了晚年，陈独秀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民主就是一种制度，它和政治和阶级无关；不论社会主义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度都是制约官僚滥用权力的“抗毒剂”，并且，民主制度更是大众需要的一种制度。中共中央直到今天还不愿为陈独秀平反；不愿恢复陈独秀的党籍，恐怕和陈独秀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斗争，以及他晚年对民主问题的“大彻大悟”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