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密欧与朱丽叶》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题学比较分析

主题学是19世纪德国民俗学者在研究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如今，主题学可以言简意赅地概括：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及其相关因素，如母题、题材、人物、意象、情景、套语等。研究文学作品中内容的某些基本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和不同国家的作家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它既可以对某种题材、人物、母题或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流传演变作历史的追寻，也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学中类似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主题做平行研究。

要说到中外文学中的爱情题材，第一个映入脑海的便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了，这两部作品在各国历史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颇深。《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相差有百年，分别出现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土地上。而它们都是经典的爱情悲剧，为生死恋的爱情题材，二者母题都是相同的，男女主人公超越世俗相互爱恋，但在爱情的路上遇到坎坷和阻碍，最终为了保护纯洁的爱情，为了内心的执着而自杀。两部作品可以说有很多的相同点，但毕竞产生于不同的年代和文化背景下，也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其中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在人物性格方面，《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人公性格很明显地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这里以男主人公为例分析。《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含蓄内敛的。梁山伯生活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晋朝，门第观念之重远甚于其他任何朝代，梁山伯更是属于知识分子中的弱势群体，既没有显赫的出身，也没有富裕的家境，而且少年丧父，平日里生活惨淡，受人欺凌。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性格中固然会多几分宽柔懦弱，但同时受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影响，他又是一个善良真诚，宽厚淳朴，怀有家国责任感的人。梁山伯一心只读圣贤书，虽爱慕祝英台，但在得知祝英台与马文才订婚后也没有什么作为，甚至接受了这一事实。而罗密欧则不同，他是一个有教养、性情温和的贵族青年，他热情、直率、善良，不够沉稳，缺乏心计，他爱得热烈而坦荡。朱丽叶是仇家的女儿，但他爱上之后也毫不退缩；他没有门户之见，爱上了朱丽叶，就把凯普莱特的家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心期望能化解宿怨，他追求的是自主、自由、美好的爱情。他愿意争取爱情，不顾一切地前进。这与梁山伯的性格完全不同，究其原因与中西方文化传统有深切的关系。中国文化含蓄而中庸，受封建观念影响大，并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重视仁义、礼制和道德，这便塑造了梁山伯这样的形象。而西方文化则更为开放自由，宣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是罗密欧这样的形象形成的原因之一。

情节方面，两个故事的悲剧原因也大相径庭，虽然两者都是因为受到封建家族势力的影响和阻碍，双双殉情。但是究其具体原因，梁山伯与祝英台则是因为他们反抗不了封建社会的家族势力，祝英台被迫与他人成婚，而梁山伯眼看着心爱的女子嫁作他人妇缺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整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最终悲伤过度而死。祝英台在成婚途中，经过梁山伯墓前，跳入突然出现的坟墓裂缝，与梁山伯一同死去，双双化蝶才成全了彼此。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由于一个误会，阴差阳错，罗密欧误以为朱丽叶已死，遂冲动地喝毒药死亡，随后朱丽叶醒来发现罗密欧死了自己也跟着他同去。梁祝的悲剧是更加无奈和唯美的，但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死因却很客观，源于一个误会。反映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感性而温柔，以安慰式结局来体现中国文化的含蓄内敛；一个则充满遗憾和人本主义，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浪漫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追求。

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及其相关因素，在不同民族或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形式或被处理的方式，并进步阐发之所以产生不同点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异同，或进一步推究这些异同表现在不同时代或地区形成的过程、规律、特点、成因等。《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相似的爱情悲剧展示的是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不同的价值观念。中国的文化受到农耕文明的影响，人民长期从事农业活动，自给自足，这造就了中国人顺应自然的性格特点，受封建制度影响深，在他们心目中伦理秩序大于一且，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中国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倡导的是仁义、中庸，这样的思想观念对民族文化的根深蒂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西方的文化源头主要是希腊文化，海洋文明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商业和航海业，当地居民生活自由，有自己做选择的权利，长时间的海上作业也造就了他们勇敢、执着的性格特点，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和自我维护的意识。在他们的观念中存在的是人文主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