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易                                                

     《旧唐书·高适传》中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也说：“在动辄自比王侯的盛唐诗人中，高适是唯一做到高官而封侯者。”但以上说法其实难以成立。

    在我国古代，一般诗人、作家都不是现代意义的专业诗人和作家。大凡入仕的文人学士，他们的基本身份是朝廷命官，以立朝做官为职业，以经邦济民为职志。诗赋文章对于他们来说，做官之前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做官之后就成为业余爱好了，正如韩愈所云：“馀事做诗人”。如果以此标准来考察，唐代的达官显宦中堪称诗人文士者实在多多，如初唐的上官仪、李峤，盛唐的张说、苏颋、张九龄，中晚唐的李德裕、李绅、牛僧孺等等，他们都做到观察使、节度使，并入朝拜相，其中好几位还封为“国公”，如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李德裕封“卫国公”，李绅封“赵国公”，比侯爵还高。以上诸位在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有的诗歌水平还相当高，并不比高适逊色，而其中以文章名世者则更多，如张说、苏颋在当时并称为“燕许大手笔”。张说还是开盛唐文风的“一代词宗”，《大唐新语》卷一说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开元后期朝廷的重要文诰也多出于张九龄之手。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三中引《唐书·玄宗纪》的一段资料后感慨道：“玄宗开元中，宰相至十数人，皆文学士也。古今词人之达，莫盛此时。”这其中就包括郭元振、张说、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韩休、裴耀卿、张九龄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胡应麟也用了“词人之达”一词，可见他是把所列举的诸位视为“词人”的（皆文学士也），词人而官至宰相，岂非“达”乎？他们可都是高适的同时代人啊。

    高适早年仕途颇不顺利，直到天宝八载四十六岁时，才中有道科而任封丘（今属河南）县尉，后又辞官远赴边塞，入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担任掌书记。因他多年从幕边塞，历练了政治和军事才干，安史之乱中逐渐被朝廷所器重，历任彭、蜀二州刺史，六十岁时又接替严武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不到一年，即被召还长安任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封渤海县侯。此时他的职事官与文散官官阶均为从三品。左散骑常侍一职属门下省，职责是规讽过失，侍从顾问。这一职务虽已步入唐代的高官行列，但并不掌实权，比起前述出将入相者尚称不上“显达”。所以《旧唐书·高适传》的说法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