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百代标程——董其昌书画艺术展（十三）
(2020-01-15 06:06:48) | 分类： 展览 |
今天进一步深入董其昌的书画作品。是不是有点看烦了，嗯，这个嘛有两个原因。
第一，你看的是图片不是现场原物。看书画原物和图片差别太大了，原物等大的问题在书法照片中更明显。而看董其昌的作品尤其最好能看到真迹，印刷品会明显感觉软，这个问题本系列后面再说。
第二，你不是书法爱好者，书法爱好者看照片也能有看美女照片的感觉，当然，能现实层面和美女搭上那更美了。
《董其昌小楷五经一论册》
【小楷五经一论册】，创作年份：万历四十六年（1618）
万历四十八年（1620）。质地：纸本；尺寸（内）：纵18.3厘米 横9.5厘米。
有很多开，节省篇幅我只附上第一开和最后一开。
那什么叫“五经”
净土五经分别指《佛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净土五经通常与《往生论》（《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并称五经一论，为净土宗之核心经典。
但是你看董其昌的五经内容，不像佛教内容啊！倒像道教的，比如我附的第一开《乐志论》。
原来此册小楷书《乐志论》一篇，又《阴符》、《西升》、《度人》、《内景》、《清净》五经各一段。《乐志论》书于1618年，余各篇书于1620年，董氏时年分别为6x、66岁。由于关系到科举和仕途，董其昌对小楷非常重视，从钟、王小楷，到唐代各大家，甚至宋元人小楷，无不加以关注。此册所写的五本经都有古代大家的传本得到董氏鉴藏，其中《内景经》还曾刻于《戏鸿堂帖》卷首。董其昌于道藏中喜爱《黄庭经》，曾多次书写。
关于董其昌的小楷，董其昌自己认为是第一，但是后来人见到真迹的机会不多，评论反而很少。顾复《平生壮观》卷五说：“先君与文敏定交，时翁年六十矣，自题赠匾、对、大小挂幅、题像，皆翁书，维行草耳，小楷小行，邈不可得。”董其昌小楷，当时人就不太容易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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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行书李康义传卷》
卷首尾局部
此卷系董氏为友人李鲁生之父所写传记。前冯铨引首，后魏广微、朱延禧、陈名夏、钱谦益等题。李、魏、冯于天启朝依附魏忠贤，陈、钱二人明亡后均降清。董氏为人不立崖岸，平和易近，故未卷入晚明复杂的党争。朱延禧曾藏本展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为董所赏。冯铨藏王献之《十三行》并刻《快雪堂帖》，与董氏交往颇多。此卷行笔遒劲，神凝气足。署“礼部左侍郎”，应为1624年，董氏70岁。
具体背景是：
董其昌第二次滨州之行，来到沾化。据光绪版《沾化县志》载：“董其昌，……与邑丁工部李京兆相友善。崇祯五年，寓居沾化九月有余，邑中大家题跋，多手书真迹。”
寓沾期间，董其昌为李鲁生之父李康义撰写了《康义李先生传》，由吴郡吴士端镌刻于4块长60厘米、宽30厘米的石碑上。碑文近600字，字大如铜钱，行草书体，潇洒飘逸，俊秀淡雅，笔法浑厚，章法疏朗匀称，刻工隽秀劲力。1985年，李氏嫡孙李振河将该碑刻献给了县文化馆。此外，董其昌还作有《祖槐堂碑》题跋和“萱堂百岁”石额，为古城科子张西北角李氏老坟茔南墓题写“李氏先茔”，为李氏西墓题写“仙李盘根”匾额。这些文物现已流落不明。
董其昌寓沾时间为“天启五年暮春”前后，碑文明载。《沾化县志》所载崇祯五年（1632），殊为不确。《康义李先生传》后更名为《李太公传》，收入董其昌的诗文别集《容台集》中。该集初刻于崇祯三年（1630），断不会收入崇祯五年的作品。再者，李鲁生为宦官集团重要成员，曾权倾朝野，崇祯帝即位后被削籍。此时董其昌与其他人一样避之唯恐不及，《康义李先生传》之所以更名为《李太公传》的原因正在此中。如此，该书法显为天启五年董其昌七旬时的作品。
那么，董其昌为何在天启五年来到沾化呢？据《明史·董其昌传》记载：“（天启）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原来董其昌此举是为了避政乱，求自保。
董其昌不仅在滨州历史文化名人的作品中汲取营养，选取创作素材，而且在仕途不畅、时局危恶的时候，二次来到滨州，寻找友谊的支点、心灵的港湾和生命的庇护所。
两个注意：
1、据某老师解读，董其昌写李康义传是学圣教序的。
2、注意卷首细节，他不是写的李康义，而是康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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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
从右至左的局部
中国画史上，《烟江叠嶂图》有5幅之多，其中最出名的是北宋画家王诜的《烟江叠嶂图》，今藏上海博物馆。王诜，字晋卿，其妻是英宗之女蜀国长公主，所以，他官驸马都尉。能诗善画，尤长山水，与苏轼、黄庭坚、米芾交好。苏东坡见王诜《烟江叠嶂图》后，即有题诗，诗中展示了画面情景，也隐喻了苏轼归田思想。东坡题诗后，王诜即有和诗，一来一去，《烟江叠嶂图》从此声名鹊起。
赵孟頫曾于大德七年画过一幅《重江叠嶂图》。这幅画的构图与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相近，可能是赵孟頫见到王诜的画后再创作。这幅画无赵自题，而有虞集的题跋：“昔日长江险，能生白发哀。百年经济尽，一日画图开。僧寺依稀在，渔舟浩荡回。萧条数株树，时有海淖来。”题字十分大，与画的宏大气相合。赵孟頫自己也藏过王诜的《连山绝壑图》，对其画是情有独钟。赵孟頫后在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上，其思想上也有隐归之意，这与苏轼的诗意合。因而，他在此时题苏轼诗于王诜的《烟江叠嶂图》较切合于其思想。
董其昌《烟江叠嶂图》，为其“平生最得意之作”，存世的有上海博物馆藏本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两幅画画面完全一致，有如“双胞胎”，是画史著名“双胞案”之一。过去一般认为台湾所藏为真品，上博所藏为赝品。
台北故宫举办的董其昌书画特展承接此前的“明四家”特展，从300件馆藏董其昌相关作品中，挑选有代表性的63件书画作品与重要鉴藏品展出，其中就包括这幅《烟江叠嶂图》。
两幅《烟江叠嶂图》到底谁真谁假，还是同时为真？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书画鉴定家钟银兰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过《董其昌〈烟江叠嶂图〉两本辨伪》的论文，对两张画的原作认真比对过，对台北本提出质疑。钟银兰认为尽管台湾藏本有乾隆、嘉庆印鉴，但从笔法、线条、用墨等多角度分析，台湾所藏都显得大为逊色，笔力滞弱，用墨缺乏神采，尤其云山的画法没有烟云流动之感，应为赝品。
两幅画有什么区别？上海博物馆所藏图卷为绢本水墨画，纵30.5cm，横156.4cm。台北故宫藏本也是绢本水墨画，纵30.7cm，横141.4cm，构图和诗、跋与上本相同，而自跋的行次和钤印与上本有差异。两本都曾经过著名收藏家的收藏鉴赏。历史上尽管也有画家创作两幅同名、类似作品的情况，不过，钟银兰在论文中指出，上本和台本比较下来过于相似，不仅画面布局、题跋、署款一致，甚至树木和石头的疏密、位置、角度都一模一样，包括题跋中字的笔画、间距都完全相符。董其昌是位学养渊博的文人书画家，他不可能刻意绘制两幅一模一样的作品，其中一幅必定是对另一幅的复写仿制。通过对两本的笔墨进行比较，她认为，上博本自然流畅，能够体现出董其昌用笔用墨的特色，而台本尽管形质相似，但笔力滞弱，用墨乏神，应是临摹之作。
尽管目前学术上尚未明确认定上博本一定真，台北故宫本一定假，两件画都有拥护者，但两幅作品同时为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副主任凌利中指出，“此次特意将《烟江叠嶂图》拿出来展览，是为了增强展览的学术联动性，提供同时观摩的机会。”
说实话，我听了凌利中的讲座，也没明白到底为什么，知道有这回事儿就可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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