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式认识端木之前，萧红的情感世界遭遇了什么，自然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之一。

1935年12月，在鲁迅大力提携下，《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行。从后续影响来看，这部长篇小说奠定了萧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让人们忘记了那个名叫“悄吟”的作者，而只知道文坛崛起了一个名叫“萧红”的女作家。

《生死场》的面世让萧红完美终结了她的1935，虽是非法印行但非常畅销。因《生死场》的效应，萧红其它作品随即在上海一些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上陆续刊出。不仅作品不愁发表，一些刊物还设法拉二萧捧场。1936年，萧红成了上海滩知名女作家。在短促一生中，成年之后，也只是在此时的上海，她充分享受着立地成名的喜悦，以及经多年辗转流徙而换得的一份安宁和无忧。而且，二萧虽然齐名，但是在写作前景上，鲁迅和周围朋友更看好萧红，给以更高的赞赏和期许。然而，如同宿命，萧红所能享受的幸福时光总是那么短暂。1936年上半年，除了鲁迅越发严重的疾病给她带来些许焦虑之外，而将其内心滋生的成功喜悦和那份安宁一点点驱逐殆尽，并代之以无边郁闷的，自然还是基于萧军那“爱的哲学”而来的切切实实的绯闻。

1932年7月12日，三郎（萧军）决定拯救张廼莹（萧红）的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初识之夜，就坦然亮明了自己对婚恋的态度，即他那“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所谓“爱的哲学”。从萧军一生的情感经历来看，他的确是其“爱的哲学”践行者。而在当年的张廼莹已然与之陷入“狂恋”，还没有脱离困境时，不久他就似乎移情于一个名叫Marlie的女子。萧红当年难以排遣内心的苦楚，于7月30日写下《幻觉》一诗，在表达无边哀怨与无助的同时，也很困惑地问“因为你的心，不是已经给了我吗？” [1] 曹革成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里将Marlie加以坐实：“据舒群晚年介绍，玛丽姓李，是位气质极佳的大家闺秀。当时她主办的文艺沙龙，在哈尔滨极有名气，一批正直、健康的男士围拢在她周围。许多人追求她，许多人暗恋她” [2]。萧军大概是暗恋者之一。

如果说，三郎对李玛丽的移情或者说不甚明了的暗恋，给当时陷于巨大困厄中的张廼莹带来的还只是“困惑”的话，那么，两年后二萧已然同居的情形下，萧军对慕名来访的上海姑娘陈涓，则早已越出了暗恋而是切实的移情别恋。而对三郎与陈涓发生在自己眼皮底下的一切，张廼莹也切实感受到了拯救了自己，且自己亦深爱着的男人所给予心灵伤痛。只是当时已然在北满文坛崭露头角的悄吟，不再哀怨地写诗给自己看，1934年5月，她将写于两年前的《幻觉》发表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上，显然是在借旧作曲折表达当下的心情。据萧红一些散文后来隐约透露，二萧安家哈尔滨商市街25号，漂亮的房东小姐似乎也是三郎的追求对象。二萧哈尔滨时期朋友孙陵在日后所著《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一书里对此似乎亦有所坐实，那位房东三小姐是一位很出风头的少女名叫“王丽”。孙陵并评价道：“三郎几乎是见到漂亮一点的女人便要追逐，他从不考虑可不可追，他只想到要不要追” [3]。由此可以看出，萧红在某种意义上被萧军拯救之后，萧军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之以伤害。这是萧红脱离家族之后，人生苦难最重要的根源。

陈涓虽于1934年初离开哈尔滨，但萧军与之的牵连并没有终结。二萧11月抵达上海之后，萧军曾找到陈涓家，只是她当时漂泊在沈阳，家里来信告知“有个名叫三郎的写文章的‘老粗’来家找过” [4]。萧军从此与之建立书信联系，次年春，还以二萧名义给在哈尔滨举行婚礼的陈涓发信祝贺。因陈涓家在上海，而引起萧军旧情复萌的苗头，引起萧红的不满与焦虑。在1935年5月完成的《商市街》系列散文中，《一个南方姑娘》特地详细记述了当年萧军与陈涓暧昧交往始末，以及给自己的不快和淡淡伤痛。此时旧事重提，很大程度上是萧红两年后见萧军与陈后续书信往还而引起焦虑和伤痛的影射，一如去年发表《幻觉》，《一个南方姑娘》虽记述两年前旧事，但其中流露的却是眼下新生的郁闷和无奈。

1936年初春，陈涓带着孩子回上海省亲，其兄住在萨坡赛路16号，距二萧住处同街的190号很近。期间，陈涓还与小妹一起到二萧住处拜访。即便已为人妇、人母，陈涓还是激起了萧军强烈的追求欲望。其后交往中陈涓慢慢感觉到萧军的异样，以至见他就觉得“很害怕”，他那“固执的性格”、“强烈的情感”令其烦恼，觉得他“太把自己沉溺于幻想中了” [5]。这一切又再次发生在眼皮底下，萧红的心情因之变坏，适值搬家计划提上日程，她原以为搬离后，离陈家较远，情况或许有所好转。然而，据陈涓后来记述，路途的遥远丝毫没有影响萧军那份狂热和激情。在《萧红死后──致某作家》一文里，详细记述了离开上海头晚，与萧军之间所发生的情形。她终于在5月1日离开上海北上，从其记述来看，似乎就从此摆脱了萧军的纠缠。

与萧军的关系毕竟有违道德，陈涓后来的记述，可能不乏宅清自己的动机。“萧红死后──致某作家”这样的标题，近乎故意以不具名的方式写给萧军的公开信，但即便如此，此文并没有得到萧军的任何回应。我以为，陈涓所述应该还是很有可信度。萧军本来就是那种心底有秘密，表面绝不会掩饰甚至也不愿掩饰的男人。一同生活数年的萧红虽然不能详细了解他和陈涓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她越来越感到萧军在情感上的背叛，其心灵遭受重创，由此引发与萧军的激烈争吵。1936年夏，萧红创作组诗《苦杯》，大约是此时内心苦痛的自我宣泄，如第四首写道：“已经不爱我了吧！／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 [6]

萧军与李玛丽亦重续前缘。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曹革成貌似隐晦实则欲盖弥彰地提及，1936年上半年李亦来到上海，同样极大搅扰了萧军那不安宁的内心，上海滩新近成名的男作家成了一个痛苦的暗恋者，一首首情诗从心底涌出。舒群不忍见其痛苦之状，主动替朋友上门向李玛丽挑明，遭到对方优雅的拒绝：“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7]。曹革成此说虽然支吾其词，没有指明确切依据，但由《苦杯》组诗似乎也可见出些许端倪：“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是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一个姑娘！” [8]

《苦杯》组诗是萧红此时心情和生活情状的实录，最为明白不过地宣示她和萧军之间一场情感危机的肆虐。而随着争吵的升级，萧红再次感受到男人的暴虐和作为女人的无助。她为此非常失望，感到又回到了无望的从前，没有丝毫安全感，心灵整个浸在郁闷和哀怨中。这种苦闷不便向人诉说，而且，以其个性，也不愿向别人诉说。成名后萧军交游广阔，应酬频繁，更其忽视了萧红的存在。女性的世界终究狭小，在上海滩即便二萧齐名，但萧红的世界里仍只有萧军，一旦萧军对她的情感出了变故，便自感失去了整个世界。然而，成名对于萧军却全然是令一番面貌，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社交范围的扩大，让他拥有了一个更广阔、更丰富的世界。萧红内心那份世界将失的惶恐与幽怨，只有通过诗歌吟唱给自己听。而在茫茫大上海，鲁迅家是她唯一愿意去地方。面对萧红的痛苦，鲁迅夫妇爱莫能助。许广平却要抽出一部分时间来陪她聊天。而鲁迅此时病入膏肓，萧红长时间呆在寓中，让焦虑中的许广平在照顾朋友和料理丈夫之间难以兼顾，以至心生埋怨 [9]。她日后撰文感叹道：“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10]。

白朗是萧红一生中最知己的女友，在她眼中，萧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 [11]。以萧红的敏感，自然能意识到自己的哀怨、痛苦严重干扰了周围朋友的生活，写作荒废，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在这种情势下，她接受了朋友黄源的建议，与萧军分开，去日本留学一段时间。黄源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因为一来去日本费用不是很高，且在日本的生活费用亦和上海差不多；二来，日本环境安静，出版业发达，可以接触到更多新书，更方便日语学习。另有一个极大的便利就是黄源夫人许粤华当时正在日本留学，时间不长日语就很有起色。心情伤感的萧红决定去日本还有一个稍稍隐秘的动机，就是想见见自离家出走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此时在东京留学的弟弟张秀珂。

1937年7月17日，萧红乘船赴日。在东京，虽然与弟弟见面的预期落空，不久许粤华亦因故回国，还有日本警察的骚扰，但是，她熬过了初处异国孤独与寂寞，写作和语言学习渐入正轨并有了明显起色。东京的独立生活对于萧红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她脱离所有男性的依靠，有了一个从容自省的机会，心智变得成熟，独立解决所要面对的问题，对自己，对萧军有了更其理性的认知。出之于孤独的自省，其内心的女性意识得以生成，并渐趋自觉。这对于萧红后来人生道路和生活伴侣的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萧红研究者，往往对日本经历之于萧红的意义认识不足，简单以为，她后来对端木的选择是受了对方谄媚的蛊惑。

赴日之前，二萧预期分开一年，然而，在东京的生活渐渐适应之际，萧红却于1937年初被萧军书信召回。萧军后来坦承个中原因是在为鲁迅治丧和纪念期间，他与许粤华的“恋爱” [12]，自然还有他不便说的“珠胎暗结” [13]的严重后果。二萧、黄源都是鲁迅生前较为亲近的人，他们担心如此绯闻会对鲁迅带来不好影响，加之，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知道克制而理性地解决此事，于是让毫不知情的萧红提前回国。远在异国的萧红获悉萧军与许粤华之间的恋情，不啻晴天霹雳。她本来是为了治疗情感创痛而逃离，不想换来的却是更不可思议的伤害。萧军此次追逐的对象是密友的妻子，亦是萧红在日本来往密切的女友。她写下大量言辞凄苦、情绪极度悲观的诗句保留在组诗《沙粒》里，即便今天读来，仍可分明触摸到她那几至绝望、极度厌世的心情：“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14]

离开上海虽然只有短短数月，然而及至萧红返回，这个城市之于她的意义却有了非同寻常的改变。鲁迅逝世很大程度上让她失去了精神上的归依和现实的依恃；而与患难与共数年的萧军，毫无疑问产生了不可弥合的情感裂痕。现实生活中的交际圈是以萧军为核心，萧红在这个圈子里明显边缘化。除了精神的隔膜和情感的冷落，现实中萧军也无从顾及萧红的感受，忙着处理与许粤华、黄源之间的纠结。具体表现为要为许粤华堕胎，以及如何处理与黄源的关系，因为忙着纪念鲁迅大家仍在一起共事。黄源是萧军、许粤华不伦之恋的另一受伤害者，而在萧军面前他是弱势，但他亦将这份弱者的愤懑还有屈辱不时发泄到萧红身上。这让萧红沉痛地感到自己之于萧军的附属性，正如骆宾基记述的萧红在激愤中的所想：“我们谁不是和太太们的友谊建立在作丈夫的朋友身上呢？谁不是一旦和朋友决裂了，不是连同太太作为一体而摈弃了呢？” [15]

萧军情感上的深刻背叛，以及不仅没有歉意而且只有后续的冷落，还有因交际格局变化而在朋友圈里的边缘化，这些都是萧红怀着巨大心灵创痛回到上海后所面对的情势。她一时难以适应这些变化、伤痛还有屈辱，只有沉默。然而，对于作为知名作家的萧红来说，其内心更难忍受的痛苦在于，此时被光环笼罩，被朋友拱卫的萧军心灵肆意的膨胀，他无视萧红的沉默，以至萧红独自感叹：“他太自信了” [16]。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无视，萧红无法容忍的是萧军和身边朋友对其文学才能和创作实绩的蔑视与轻侮。据《萧红小传》记载，萧红曾听见萧军与友人饭后谈及其散文，萧军的评价是“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朋友则附和说“结构却也不坚实” [17] 。这给了萧红更大的伤害，最终令其做出出走犹太私人画院的决定。在作出决定之前，她显然经过了一番心灵挣扎。然而，出走第三天就被萧军的两个朋友从画院找回。画院主持者说“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她像“被俘虏一样带了回来” [18] 。

当然，心灵的苦难与伤痛带给萧红的自然不只是哀怨和沉默，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她重新审视与萧军的关系。她不甘心做某个男人的附庸，她看清萧军基于太过自信的狂妄，对他不再附和，观点相左时的争论甚至反唇相讥多了起来。由此导致两人私下里的争执频繁，即便在张秀珂面前。张秀珂当时并不了解姐姐的痛苦，常常觉得争执源于萧红，以至心生误解 [19] 。而从梅志回忆文章叙述的情形让人推知二萧间曾发生过家庭暴力 [20] ，作家靳以亦有相近记录 [21] 。对此，萧军日后辩解说是自己酒醉后的无意“施虐” [22] 。但是，从萧红《苦杯》、《沙粒》组诗里个别篇什，以及亲人和朋友的叙述来看，二萧当时因激烈争执而引发家庭暴力，还是极可能的事实。

萧红再次选择离开，以治疗伤痛。1937年4月23日，她离开上海北上北平访友，直至5月22日被萧军以生病为由骗回。二萧平沪间的书信往还，让萧红不再沉默，有了向萧军诉说内心苦楚的机会。5月13日，萧军日记载有“昨晚吟有信来，语多哀怨，我即刻去信，要她回来” [23] ，而要萧红回来的理由是“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 [24] 。

近年，随着萧军部分日记的公开出版，让人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二萧劳燕分飞前的情感状态，从而也可以更好理解萧红对端木的接纳如何成为可能。萧红北上后，一个人留在上海的萧军1937年5月6日自省道：“我不适于做一个丈夫，却应该永久做个情人” [25] 。这显然是其“爱的哲学”的另一种表述。即便经历了与许粤华的恋爱风波，此时，似乎仍难见出萧军因自己的情爱态度而给周围人带来深重伤害的丝毫悔意。他此期写给萧红的信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对于萧红，他很清楚对方对于自己的情感态度。5月11日，萧军、许广平工作间隙谈及萧红时，许广平告诉萧军，萧红苦恼于怕他又犯“原先那样的病” [26] 。所谓“原先那样的病”，在我的理解里或许是萧军那基于“爱的哲学”而生的滥情之病。萧军对此的回应是“只有她是这世界上最爱我和了解我的人！” [27] 这一看法深得许广平认同。

平沪间近一个月的别后相聚之初，二萧的关系貌似有了重新修好的迹象。1937年6月1日萧军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要和吟走着这一段路，我们不能分别” [28] 。这似乎是对两人关系的重新审视之后的决定。然而，好景不长，到了6月中旬，关于两人间争执和冷战的记载又多了起来。争吵让他们彼此的情感认同减弱，13日萧军重新审视与萧红的关系，认为他们的爱情“如今是建筑在工作关系上了”，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有塑造对方的热情：“我应该尽可能使她按照她的长处长成，尽可能消灭她的缺点” [29] 。由这充满了男性霸权的话语，亦可想见实际生活中，萧军对萧红的支配欲望。问题在于，萧红此时不再是一个可以随意塑造和规训的对象，可以推知萧军那些或许缺乏耐心的努力无疑难以见到效果。16日，记载着“我是每天在复杂着自己了，吟我们也是每天在疏离着了” [30] 。这种疏离应该是心灵上的渐行渐远。稍后，25日记载着两人因为写作中一个词句的运用而争执以至气恼。两人似乎较难保持理性来看待对方，日常生活中随时都可以引发冲突。剧烈的冲突发生在6月30日，萧军日记载有“和吟又吵架了，这次决心分开了” [31] 。可见，萧军此时便有了与萧红分手之念。这天的日记，部分信息有所处理，但是可以推断出吵架的起因，还是因为萧红对许粤华的态度让萧军难以接受，觉得萧红做得过分，缺乏对许（《萧军全集》第18（1）里处理为X）的同情，进而认为萧红“将永久受一个良心上的责打” [32]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萧红到底对许粤华做了什么，以至萧军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和如此怪异的逻辑。萧红之于许粤华，萧红倒成了受谴责者。由此可以看出，萧军和许粤华之间“恋爱”的痛苦终结，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后续影响的终止。萧红回国之初的沉默，亦并不意味着她将这件事在心里世界彻底抹除。换言之，萧军的这次出轨，在二萧的情感历程上，产生了致命的伤害，留下不可修复的裂痕。

“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存亡转移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注意。7月中上旬，萧军日记只有鲁迅纪念工作的记录和一些零碎的阅读感受。但是，21日，又出现了“少与吟作无必要吵” [33] 的自我告诫。三天后，进而告诫道：“少和吟争吵，她如今很少能不带醋味说话了，为了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 [34] 。到了8月21日，萧军似乎也丧失了对萧红那所谓改造的热情，失望地写道：“对于吟在可能范围内极力帮助她获得一点成功，关于她一切不能改造的性格一任她存在，待她脱离自己时为止” [35] 。这份失望在两天后更其加重 ，23日写道：“我此后也许不再需要女人们的爱情，爱情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吟，也是如此，她乐意存在这里就存在，乐意走就走。” [36]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二萧分手前，萧军对萧红最后的真实记载。日记里的文字或许带有一时一地的情绪，并非一种理性的心态，但是，特定时刻情感状态的真实，却是最为明显不过的事实。起码来说，萧军有意摆脱萧红的念头，在离开上海之前就已然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