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梅志晚年忆萧红提及：“她去日本不久，鲁迅先生逝世了，这在她是一个不小的精神上的打击。听和她一起到日本的朋友的爱人后来说，她似乎在日本也没能安心下来好好学习，又加之生病，就老想家、想祖国，没到这年冬天就又回来了”[1]。从前文可以推知，梅志不愿直接说出姓名的那位和萧红“一起到日本的朋友的爱人”应该是指黄源。可见，萧红之所以提前回国的真正原因，只是二萧和黄源夫妇最清楚，对外则极力掩饰。这显然是为了顾及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脸面。再者，还有一重考虑大约出于，二萧、黄源都是鲁迅生前最为亲近的朋友，发生在萧军和黄源妻子之间的不伦之恋如果传扬开来，势必成为上海那些打击左翼文学的猎奇小报的谈资，对刚刚逝世的鲁迅也会带来不好影响。孙陵忆及，萧红从日本回来当晚，“那位姓黄的胖朋友请大家吃饭”[2]，有可能作东者就是黄源。这出于黄源夫妇和二萧之间，刻意保持着一种平静，特别是在萧红返沪之初。

回到上海后，在经常于许广平宅中相遇的梅志眼中，萧红“恢复了过去的样儿，穿着简单朴素，头发也是平顺的短发，使我感到她又平易可亲了。这时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不但许多刊物向他们约稿，有的还拉他们做台柱儿。所以在名誉和金钱方面他们是双丰收的。萧红心情非常好，比他们刚到上海时还好”[3]。二萧被追捧的场面以及他们在一些场合的表现，让梅志甚至觉得萧红当时“可以说过得既丰富又热烈，有许多新朋友像捧角儿似地捧着他们，使他们都有点飘飘然了”[4]。

梅志所见，无疑只是萧红返沪后生活情形的表面。毕竟，她曾离开此前熟悉的文人圈近半年，即便能够再次完全融入，也需要一段时间。况且，这个圈子发生了巨大的变故，最主要的当然是鲁迅之死。人所共知，鲁迅生前对萧红极为赏识并大力揄扬，当她重新返回，上海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是“没有鲁迅的上海”，其内心里的失落自然难免。她旋即敏感到，周围朋友基本上以萧军为交往核心，自己似乎永远只是一个从属或附庸。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前文论及，蛰居东京也是萧红在思想上渐渐趋于成熟的时期，作为一个成绩斐然，且历经磨难的年轻女作家，萧红那潜藏于灵魂深处的女性意识亦渐渐苏醒。返沪后，面对朋友圈的变故，她明显感受到来自周围男权社会的挤压，本能意识到女性生存空间的局促。同是知名作家，作为独立的个体，她渴望得到周围人的认同，而不是基于萧军的影响。

正因如此，萧红事实上一时难以融入往日朋友圈子。不仅如此，萧红的难以融入还在于这个文人圈的生态，早已全然改变，灵魂人物鲁迅的消失固然是一方面，而萧军、许粤华之间的“恋爱”，无疑是发生在这个圈子里的最大绯闻，最直接的无辜受害者莫过于萧红与黄源。对此，圈内朋友自然当面讳莫如深，背后或许早已成为热门谈资。萧军和许粤华之间的关系，黄源已经了解，需要戒备的对象就只有萧红。所有这些，让怀着巨大的虚无、灰颓之感回到上海的萧红，或许在踏上码头的那一刻，便感受到与这个曾经因为有鲁迅而让她享有归属感的城市之间，有了一道难以言说的隔膜。

在胡风眼中，二萧在上海崛起文坛之后，“卖稿不成问题，还有人拉拢捧场。这时生活好了，不用发愁了，同时也滋生了高傲的情绪。尤其是在他们夫妇之间，……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5]。胡风所说应该是实情。表面上二萧作为一个整体被人谈论，实际上两人间存有巨大差异。他们基于萧军绯闻而产生的情感裂隙已难弥合。萧红甫回上海，无论萧军还是黄源，大家都在规避尴尬和不快，但是，那已然发生的事实，并不因为刻意规避而不存在。时日稍长，萧红自然一点点获知具体情形，伤痛亦由此不断生成。出于敏感和自尊，萧红不愿让内心的苦痛有所流露，更无法向别人诉说，郁闷和心痛只好埋在心底。和萧军一起拜谒鲁迅墓后，1937年3月8日，萧红创作《拜墓》一诗，首节写道：“跟着别人的脚迹，／我走进了墓地，／又跟着别人的脚迹，／来到了你墓边”[6]。现实中的萧军已经变成了“别人”。“别人”的反复出现，显然是萧红在精神层面对萧军所生成的隔膜，以及内心失落的自然流露。这是二萧间的情感裂隙形之于文字的症候，看似突兀，实则必然。隔膜的生成，导致萧红在萧军面前的沉默。据《萧红小传》，“然而这沉默并没有给萧军过分注意的”[7]。在鲁迅逝后与二萧特别是萧红过从甚密的日本友人鹿地亘眼中，胡风、萧军、萧红等数人，奉鲁迅为偶像，但又是一群自以为是的文人[8]。由此可以看出，二萧还是习惯性地被人们当作一个整体，即便裂隙已然生成，而此时，萧红对一起生活了五年的男人也感到陌生，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他太自信了”[9]。鹿地亘更直截谈到萧军成名后的狂妄：“那轻率而又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萧军竟狂言：‘只有我们才懂文学’，我深深懂得萧军是如何被牵入此圈内的”[10]。

萧军与黄源夫妇的情感纠葛，毕竟也不会轻易终结。萧红有时不得不面对别样的屈辱与伤害。《萧红小传》里有如下记载：

那一次，萧红一个人走到她的友人H家宅里去。那友人是一个有名杂志的编辑。一上楼，萧红就欣喜着，在H的寝室里，有萧军和H以及H夫人的谈话声。但萧红一出现这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当时并不惊疑，这在妇女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的。她向H夫人说：“这时候到公园去走走多好呀！”仿佛是H夫人躺在床上，而且窗子是开着。她说：“你这样不冷么！”要把大衣给她披上，就在这时候，H说话了：“请你不要管。”

萧红立刻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脸色上发觉存在这之间的不愉快是什么了。萧红悻悻地走出来。她当时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H是作为萧军的“弱”的地方，在她头上显示他的气愤。而在这里萧红的附属性是再明显不过了。[11]

骆宾基是最早为萧红写传记的作家。《萧红小传》完成于1946年11月，距萧红弃世不过四年余，作者又是传主弃世前接触最多的人。关于此事的记载，应该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文中虽以字母对当事人刻意掩饰，其实不难看出所指是谁。作为萧红的友人，且“那友人是一个有名杂志的编辑”，可以看出应该指的就是黄源；而H夫人自然是许粤华了。《萧红小传》后文亦提及萧军“确实是向H夫人‘进攻’过”[12]。如此，所指就更其明显。由此可见，回到上海不久，萧红在表面一团和气的朋友关系中，渐渐觉察到了异样，并深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屈辱与伤痛。萧军与黄源夫妇这次不愉快的交谈究竟说了些什么，今天不得而知。当事人已然作古，即便健在，关涉如此私密的话题，自然也是避之唯恐不及。

萧军当时正忙着和朋友们编辑《报告》杂志，十分忙碌。他与许粤华那段“无结果的恋爱”[13]虽然出于道义结束了，但后续影响远未终结。据季红真教授对梅志的访问中了解到，“许粤华（笔名雨田）却已珠胎暗结，做了人工流产手术，萧军又忙着照顾她，根本无暇顾忌萧红”[14]。萧红在黄宅卧室所撞见的不宜其听知的话题，是否就关乎此不得而知。

萧军的确是他那惊世骇俗的“爱的哲学”的努力践行者。“爱便爱，不爱便丢开”是其奉行不渝的信条。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与萧军的这段爱恋，许粤华不久与黄源分手。晚年黄源在回忆录中对二人分手的原因，同样讳莫如深。萧军、许粤华之间的这段情感纠葛应该是主因。不过，从《黄源回忆录》可以了解到，当年黄、许的自由恋爱同样真挚而炽烈[15]。然而，许粤华之于萧军，并非基于“不爱”而丢开，所以即便出之于伦理规约而理性分手，但在萧军心里，她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萧军为之牵念不已。十一年后的1948年7月24日，中年萧军在给鲁迅写给自己和萧红的一批书信作注释时，发现鲁迅一封来信中提及俄国作家波里包衣（Novikov-Priboi）。许粤华翻译过他的《小鸡》等作品，萧军因之自然引动对许的无限思念，情深款款地写道：“据说波里包衣（Novikov-Priboi）已故去，这位伟大的海洋小说家的作品我是喜爱的，更是他有几个短篇──其间有《小鸡》和《歌者》──曾被译出发表于《译文》上……而《小鸡》译者雨田先生是否尚在人间或流浪何方？……也是我深深系念着的”[16]。季红真认为，“萧军是多情的，抱定了‘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原则。但对他所钟情过的女人，都会终身怀念”[17]。由此可见一斑，言辞如此恳切，足见萧军对许的情感付出之巨。当时，萧红已弃世六年余。而在距离写下上述文字三十年后的1978年9月19日，晚年萧军在注释萧红信件时，明确道出这段恋爱完全是在主观意志规约下的人为终结，并坦言“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18]

由此看出，萧军对许粤华的爱恋源自真心，动了真情，并非仅仅出于年轻时的浪漫、多情，这与他和陈涓的故事完全两样。亦正因如此，萧红才感到更为深巨的伤痛。回上海之初，她或许并不了解萧军、许粤华之间的爱恋到底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产生了怎样的后果。然而，随着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在她面前一点点浮出水面，萧红一方面要说服自己，萧军还是爱自己的；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其它敌意。她近乎绝望，自然无法容忍丈夫无视自己的存在，忙着照顾人工流产的情人，何况还是自己在日本时的亲密朋友。作为公众人物，在一些公开场合，他们还是尽力保持着亲密和谐，但在文艺观念或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如果有了自己的想法，萧红不再附和萧军，观点相左时常常针锋相对。

萧红将《沙粒》组诗略加修改，1937年3月20日发表于《文丛》第1卷第1号，署名“悄吟”。以往，面对萧军的情感出轨，她只是一个人自怨自艾地创作《幻觉》、《苦杯》等诗篇给自己看，聊以纾解心痛。《沙粒》组诗的公开发表，在明示其态度的同时，也将两人情感上的不和谐公之于众。很显然，对于萧军的这次背叛，她虽然哀怨、伤感依旧，却选择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直面姿态。

一些材料表明，二萧私下更近乎陌路，频繁发生激烈争吵。当时亦在上海的张秀珂往往难明究竟，很是不解，只觉得姐姐动辄与萧军闹意见。萧红不愿袒露内心苦痛，即便亲弟弟，外人就更无从知悉。时间稍长，张秀珂也渐渐不太赞成姐姐的做法，觉得她过于敏感，甚至有些无理取闹。他哪里知道姐姐心中那无法言说的心痛，始终在折磨着她。1955年4月28日，张秀珂卧床口述回忆萧红的文章时沉痛说道：“直到十年后，我才知道他们那时闹意见，并不是完全怨萧红的”[19]。晚年萧军更愿意将他与萧红之间矛盾的生成，归之于“性别与性格的区分”[20]，而不反省其“行为和手段，实在令人诟病”[21]。

据身边朋友观察，二萧的家庭争吵偶尔还发展为家庭暴力。梅志回忆，1937年春天，有位日本进步作家来上海游历，很想见见许广平及周围朋友。除二萧外，还有胡风、靳以等人欢聚在一间小咖啡室里。在众人面前，萧红极力掩饰青紫的左眼背后所遭遇的家庭暴力。然而，萧军会后当着众人的关心和萧红的隐瞒，却故意说出那是萧红遭其酒后殴打的结果[22]。关于萧红这次挨打，靳以亦有类似梅志的叙述[23]。对此，萧军晚年似乎着意有所澄清说“一次在梦中不知和什么人争斗了，竟打出了一拳。想不到这一拳竟打在了她的脸上，第二天她就成了‘乌眼青’；于是人们就造谣说我殴打她了，这就是‘证据’！”[24]萧红好友李洁吾记述，1937年初夏，萧红来北平小住，亦曾对他说起萧军脾气暴躁，夜里乱梦与人打架，一次竟一拳打到她的脸上，以致很长时间脸都是青的[25]。这似乎是对萧军并非有意殴打萧红的印证，但似乎并不能否认二萧间存在家庭暴力。对于萧红的遇人不淑，孙陵概括道：“三郎爱她，不过是爱她有女人之用，端木蕻良爱她，只是爱她有女作家之名。都不是真正的爱她。她终于在三郎的殴打、端木的冷淡之下，衔恨以终”[26]。孙陵的判断或许有所夸大，但他毕竟是二萧在哈尔滨和上海期间非常熟悉的朋友。可见，二萧间家庭暴力的存在，或许在朋友圈里并非什么新闻。

萧红没想到与萧军久长的分离，却换得心灵再遭重创，且创痛远甚于去日本之前。她咀嚼着无边的屈辱，难得丝毫安宁，什么事情都做不进去。诺大上海唯一可去的地方仍只有许广平家。梅志回忆，有时萧红向许广平倾诉，适值她在，也不回避。而面对这样的家务事，她和许广平都不知怎么劝导，只能给以言语上的安慰。她们都极为惋惜这对如此让人羡慕，大有前途，且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作家夫妇，怎么会在生活中如此不协调[27]。

与萧军在一起，萧红更多时候表现出难觅共同话题的沉默，内心涌起离开萧军的愿望。《萧红小传》记载，报纸上的一则犹太寄宿画院的招生广告，曾吸引了萧红，她最终作出离家出走在的决定，则是晚间萧军及其朋友们在饭桌上背地里对其创作的鄙薄。躺在床上的萧红悲哀地想到，自己每天家庭主妇一样地操劳，换来的却是萧军和朋友们享用现成酒饭之余对自己的鄙薄。但是，出走画院三天后，她就被萧军的朋友如同“俘虏”般地带了回来。而前一刻，画院主持者十分诧异地对她说：“你原来有丈夫呀！那么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28]。

萧红此次离家出走非但没能引起周围朋友的同情、理解，反倒招来更多非议，成了她孤僻、倔犟、不合群的口实，也成了猎奇者的谈资。她愈益苦闷不知该如何重新打理自己的生活和调整自己的情绪。许广平仍处于鲁迅逝世的巨大悲痛中，而且还有许多纪念鲁迅的繁重工作要做，不能再去打扰她了。一如去年心灵受伤后逃往日本，眼下，她仍然想到必须离开萧军一段时间，从而再好好舔舔自己的伤口。萧红想暂时逃离上海这个以萧军为交往核心的朋友圈，而在去向的选择上，她想到当年在北平念书时经常往来的一些哈尔滨籍朋友才是真正基于自己的交往而建立起的纯真友谊。不久，萧红作出了到北平访友、散心的决定。对萧红此举，萧军比较赞同，虽然，坦言第一次到北平收获的印象不太好，但还是同意陪她住上一段时间。两人的计划是萧红先期北上，萧军处理完一些事情，随后跟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