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萧红出生之前，呼兰张家大院常年在家的只有年迈的祖父、祖母和母亲，父亲任职在外。张廷举夫妇婚后三年才有孩子，自然让全家对萧红的出世寄予莫大期望，一旦发现生下的是女孩，失望亦可想见。就张维祯这一支脉来说，太久没有出现男孩了。萧红的出世令老祖母尤其失望，但对于长期赋闲在家，懒散而寂寞的张维祯来说，还是喜出望外。此前，其落寞或许源于与养子不可能有太多交流，以及因不会理财动辄挨范氏数落。据张秀琢回忆，父亲曾对他讲述：“姐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住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况笑着说：‘这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由此，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强劲儿是‘天生的’” [1]。

萧红两岁时，大弟富贵出生，庞大的宅院终于有了男孩，弟弟自然成了全家的关注重心，父母已不可能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她身上。这也许是萧红幼时更多时候跟祖父在一起的客观原因。祖父实在太疼爱她，以至让萧红儿时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 [2] 从《呼兰河传》的描写来看，祖父、后花园几乎是萧红童年记忆的全部。

据铁峰描述，旧时东北农村乡镇，殷实之家，都有自己的宅院，其大小代表主人的财势。宅院的结构一般由高大的门楼、院墙、正房、前院、后院构成。正房居中，正房前为前院，供养家畜和作为人活动的场所；正房后为后院，俗称后园子，一般用以种植蔬菜或果树。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民用住房上的体现 [3] 。

呼兰张家大院五间正房中，中间是堂屋，北墙开了一个后门，通向后园子。园子非常大，东西北三面是半人多高的土墙，西北角有棵老榆树，东南角有李树一棵，中间，还有一树玫瑰和一棵年年开花却不结果的樱桃。这些花树、果树见证着园子的变迁。范氏以前喜爱花草，后园种满了各种花草，是名副其实的后花园。后来，她兴趣转移，喜吃水果，于是种上满园果树。不几年，果树长起来，结实无数，招惹邻里孩子跳墙爬树来偷，弄得老两口日夜不得安宁。一赌气，便在里边养羊，果树被羊只啃光了皮，一棵棵死掉，只剩下硕果仅存的一棵李子，一树樱桃。不久，老两口发现，养羊太操心，园子里的气味也不好。于是又卖掉羊只，开始种蔬菜。黑土肥沃，满园蔬菜，足够一家人食用。不仅自给自足，而且伺弄菜园对张维祯来说乐趣无限。每年开春，下人有二伯就将用泥巴封了一冬天的后门打开，清除干净满园的枯枝败叶，挖土、培垄，后花园便焕然一新。张维祯便整天呆在里边，帮有二伯栽花种菜。这成了他消磨时光的最佳方式。 [4]

萧红的童年记忆便从后花园开始。祖父在后花园里干什么她也学着干什么，栽花、拔草、锄地。祖父和后花园给了儿时萧红一个自由无虑的特定时空，她以自由而任性的眼光看待里边的一切。那些美好的童年经验，后来被定格在《呼兰河传》里：

花开了，就象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象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5]

每当祖母数落祖父时，萧红便拉着祖父的手，在祖母那顺带的“小死脑瓜骨”的温情数落中，进入后花园。后花园地面的宽旷、天空的高远和颜色的鲜绿亮丽，给这一老一小永远的好心情。因为长孙女，张维祯晚年的寂寞得以消释。就这样，萧红一天天度过童年，正如她在弃世前对呼兰河进行精神返乡时，所感慨的那样：“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6] 。然而，张维祯毕竟老迈，慈祥的面容、温和的性情，在让长儿时萧红感受到爱与温暖，还有自由无虑的同时，事实上，也让她在娇惯中变得顽皮、任性。

三岁时，祖母给予的疼痛，始终横亘萧红记忆深处。祖母屋内的白净窗纸激发了她的破坏欲，只要一爬上炕，便往里边跑去，然后用小手指把窗纸按着窗棂一格一格捅破，听着悦耳的嘭嘭声，便更得意于自己的破坏。不忍呵骂的祖母无法制止她这小小的“恶行”，有一次等她上炕后，便拿根大针等在窗纸后边。当破坏的小手指碰到针尖之后，她马上明白 “那就是祖母用针刺我” [7] 。

这份疼痛让萧红始终不喜欢祖母，觉得祖母不爱她，甚至恶毒。许多研究者和《呼兰河传》读者，往往据此将祖母的“虐待”视为萧红的童年苦难之一，恰恰忘了那只是一个一直倍受宠爱的小女孩的童年经验。据萧红亲属回忆，祖母其实同样非常爱她，只是因为祖父近乎溺爱，而衬托出周围所有人似乎都对她不太爱。在张秀琢看来，“姐姐的自尊心非常强，谁要是说了她或是骂了她，她会几天不理睬你，整天噘嘴躲着你，除非你带有歉意，甚至赔礼般地哄她，方肯破涕为笑，和好如初” [8] 。

铁峰认为，范氏此举恰恰说明对萧红的娇惯与溺爱。建国前东北农村相当贫困，20世纪初叶，在像呼兰这样的小城里，除非官宦人家才有全部镶玻璃的窗子，就是那些富商人家也只是使用特制的窗纸裱糊窗户。那种用烂麻制作，又黑又厚的窗纸，富裕而讲究的人家一两年才换一次，普通人家十年八年也换不起一茬，只是哪里破了哪里补上，象穷人的衣服一样破烂。萧红祖母裱窗的白纸当时比较贵重，涂上油之后既防雨又透亮，非上等人家不用。而拿针刺一下手指，也是东北老太太吓唬心爱的孩子，不去捅窗纸惯用的恶作剧，在当时近乎一种民俗，就象吓唬夜哭的孩子，谎称“狼来了”一样。 [9] 张秀琢亦曾专就此事问过其父，张廷举笑着回答：“哪能真用针轧她，奶奶看她用手指头捅窗户纸，就在她的对面拿针比划着，她就记住了，多少天不理奶奶”。 [10] 事实上，祖母针扎手指情节，萧红日后在《呼兰河传》里的叙述时，明显带有诙谐、调侃，很多读者不注意语境，而简单认为是祖母的“虐待”。有萧红传记作者借以发挥，据此认为：“这种没有抚爱、没有温情的不正常的感情生活，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幼小然而敏感的心灵” [11] 。这自然是对萧红“苦难童年”一厢情愿的想象。

萧红的童年记忆还与祖母、母亲房间后边那两间阴暗的小储藏室分不开。漫长的冬天，后花园被冰雪封住，储藏室便成了她的神秘乐土，在里边“探险”是不能进入后花园的最大快乐代偿。阴暗的储藏室内堆放着数不清的记载家族兴衰的旧器物。当她好奇地一件件翻出来拿给祖父、祖母看时，不禁勾起两位老人尘封已久的家族往事和对早已出嫁的女儿们以及夭殇小儿子的点滴记忆，在怀旧中引发无尽感慨。“这是你大姑在家里边玩的”，“这是你二姑在家时用的” [12] ，萧红从诸如大姑的扇子、三姑的花鞋等旧物，无意间触摸着家族记忆。

六岁那年，萧红独自上街冒险买皮球，结果迷路被一位好心的车夫送了回来。心急如焚的祖父、祖母、母亲一拥而上。忙乱中，车子突然停放让她不小心从车斗里摔了下来。祖父将内心的焦灼、气恼与心疼，都发泄在车夫身上，上前不由分说给了一记耳光。不仅没有感谢，连车费也没给，就将其赶走了。祖父的举动给了童年萧红莫大刺激，一向性情温和的祖父，给了她一个霸道而浅显的道理：“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 [13] 。

萧红或许由此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分野，对她而言，慈祥的祖父那虽然充满爱意的过激之举，却让她始终难以释怀，成了深刻的童年记忆。这一事件也让她日后将目光更多投向住在西院的那些“没钱人”，充满同情与关爱，而不愿显示自己是个“有钱的孩子”。张秀琢忆及姐姐，“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由此大家都说她不象有钱人家的姑娘” [14] 。作为作家，萧红日后之所以能够塑造出有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小团圆媳妇等形象，或许亦与这童年期的“创伤性记忆”不无关联。

对于父母的童年记忆，之于萧红模糊而抽象。有传记作者的叙述是，父亲是“冷淡”的，母亲则是“恶言恶色” [15] 。实际上，张廷举是个虽新还旧的人物，一方面维持传统礼教，略具家长作风；另一方面，他毕竟是接受了新式教育，受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自然习染了革新思想。而呼兰作为偏远小城，经济和文化都相当落后，张廷举或许基于固有的男尊女卑思想，以及幼时所遭遇的苦难，还有严厉家教的影响，对萧红表现出冷淡也极有可能。

但不可忽视的是，接连不断的家庭变故，让这位父亲很长时间可能没有好的心绪。作为不谙世事的小女孩，萧红自然无法体察。萧红四岁时大弟富贵不幸夭折，五岁时二弟连贵即张秀珂出生，六岁时祖母病故。张廷举自己就因为伯父张维祯膝下无子而过继立嗣，因而，在这个家庭里男孩的出世和夭折，无疑是牵扯家族神经的大事，喜悦和伤痛自然非同一般。祖父对萧红的溺爱，也让张廷举因过继子身份而不敢过多干涉。在这种意义上，“冷淡”抑或是作为父亲严厉之爱的体现。亦有呼兰本地学者认为，张廷举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大家闺秀，看不惯她那任性撒野的样子，故而有所疏远 [16] 。但在小女孩看来这是父亲对自己的“不爱”。

任性的小女孩对母亲的管教自然也看成“恶言恶色”，认为母亲也不爱她。姜玉兰对萧红在祖父母溺爱下的成长，充满隐忧。姜玉凤回忆，姐姐每年都要带女儿回娘家一两次，常对娘家亲人说：“荣华这孩子都让他们（指萧红祖父、祖母──论者注）给惯坏了，说话都学着咬舌了，可惯不得” [17] 。四五岁的时候，姜玉兰就十分注重女儿的文化教育，省亲时带着识字的字块 [18] 。现存一张萧红三岁时与母亲的合影，小女孩穿戴整齐利落，衣服质地跟妈妈一样，十分讲究，抿着小嘴显得自信而灵气。很难想象是那种从小不被父母关爱，甚至遭虐待的孩子。

成名后，萧红在一些文章里不时谈到父母，如“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 [19] ；“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 [20] 。许多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据此认为萧红拥有一个极其不幸的童年，而最主要的根源便是父母之爱的缺失。一些传记作者如此描述：“她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个冷漠、趋时的官僚” [21] ；“封建顽固的父亲对她很刻薄，只有年老的祖父才疼爱她” [22] 。萧军则透露，“据她说，在十岁左右母亲就死去了。即便不死，这位母亲是性情很暴躁，脾气不太正常的人，对她并没有什么体贴‘慈爱’可言。父亲是个懑憨、庸俗的人，虽然也算个中等的知识分子──当过教员，巴彦县城的教育局长之类──但却没什么‘知识’可言，而且还染上了一些土官僚气” [23] ；生母去世后“她的父亲并不关心她，相反却很憎恶她，只有祖父很疼爱她” [24] 。这类描述显然多有不实。萧红自己对亲生父母的描述，产生于与家庭彻底决裂之后，她对家庭的仇恨和敌对心态，当时显然左右了对于父母的情感判断。而在写于40年代初其弃世前不久的一些文章中，萧红对父母的童年记忆，在情感态度上有明显变化。

理性而公允地说，萧红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且祖父母的溺爱不觉中让她养成了任性、倔犟的性格。这份任性对她日后悲剧性命运的形成，并最终过早客死异乡，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很多萧红传记作者或研究者过于采信萧红已然和家庭决裂之后对于家人的谈论，不觉中夸大了其童年苦难，并由此形成一种认知定式，实则非常荒谬。如在萧军看来，萧红幼年时期的生活“是黯淡的，孤零的，无助的；在精神上不被理解的。既无母爱，也无父爱，几乎等于生活在瑟瑟秋风的荒原上或沙漠中一株荏弱的小树！或者是生活在冰天雪地里一只畸零的小鸟！” [25] 张秀琢却认为，恰是“幼年丧母的过分悲痛，使她的性格变得孤独、倔强，爱反抗。好像什么都不顺她的心，不中她的意”；而从家境来看，“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姐姐也算得上娇惯了” [26] 。同样，据萧红堂妹张秀珉、堂弟张秀琳等人说，萧红从小就得到家庭的喜爱和娇惯，长大后在他们兄弟姊妹排行中，也被长辈们高看一眼。直到她逃婚后，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损伤，家人才仇恨她，憎恶她 [27] 。

1917年，祖母范氏病故，萧红搬到祖父房间。祖父开始口授千家诗。张维祯那幼读诗书十余年的中国传统诗歌教育派上用场。无需课本，只是他念一句，孙女儿跟着念一句。让一个全然不识字的小女孩学诗，对于张维祯来说，在给小孙女进行原始诗教的同时，亦是他排遣内心寂寞的手段。中国古诗顿挫谐和、琅琅上口的音韵，之于儿时萧红是一种轻易就能掌握、新鲜无比的语言游戏，兴致越发浓厚。祖父的初始诗教，也是萧红的文学启蒙。

1919年1月初，萧红三弟连富出生，但张家大院再添男丁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8月26日姜玉兰不幸染上霍乱，三天后撇下八岁的萧红和三岁的张秀珂离开人世。母亲突然病故是萧红无以言说的伤痛。张廷举强忍丧妻之痛料理完丧事，尔后，又把嗷嗷待哺的三子送至阿城四弟家，不久夭殇。萧红的童年就在这生离死别中终结。家的结构因母亲弃世而全然改变，更重要的是，母亲逝世也带走了家里的所有欢乐。

短短四年间，张廷举历经丧子、丧母、丧妻和不得已把儿子送人旋即夭殇的打击，那份沮丧与伤痛非常人所能想象，面对家庭琐屑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其本身就是个不善掌家理财的“书呆子”，常年任职在外，丧妻后偌大的家业全靠他支撑、打理，公干之余，回家面对的只有七十岁的继父、八岁的女儿以及三岁的儿子。姜玉兰生前管家理财都是精明强干的好手，突然撒手西去，家里屋外张廷举顿失方寸，心力交瘁。他对养父和女儿大不如从前，内心苦闷无处宣泄，有时一些家庭琐屑往往触他勃然大怒。萧红明显感到，母亲逝世后“父亲也就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 [28] ；她更畏惧父亲那凶狠、冷漠、傲慢的眼光，每每他从身边经过，便感到身上有如针刺。妻子死后，张廷举不得不与家里租住的房客打交道，收租金、管理家业。在对待房客的态度上，与养父常常意见相左。他那不近人情的强硬与冷漠让养父不满，在孩子的眼里，萧红觉得父亲因贪婪而失掉了人性，而每每触怒父亲挨打后，无可奈何的祖父往往将那满是皱纹的双手放在她肩上，轻轻安慰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29] 。

毫无疑问，父亲因频遭家庭变故而生出的暴戾，在母亲死后真正给了萧红一段创伤性童年记忆，也加速其童年的终结。她意识到“人是残酷的东西”，并渐渐以一种偏执的眼光看待其家族和亲人。而且，这份遭遇也渐渐将她磨砺得任性而刚毅。对于萧红而言，这才是她人生苦难的真正开始。

姜玉兰弃世后，张廷举迫切需要一个主持家政的女人。于是，1919年12月15日，姜玉兰百日忌刚过便续娶呼兰当地人梁亚兰（1898～1972）。梁本人亦幼年丧母，很了解无母孩子的痛苦，与张廷举结婚前，其父一再嘱咐要好好待先房的两个孩子。当时，张家情形比较凄惨，几十年后梁亚兰仍清晰记得结婚当天情形：“荣华的鞋面上还缝着白布，别人觉得不好才撕掉了，领到我跟前认母磕头，秀珂是别人把着给我磕的头，我还抱了连富算是当了妈” [30] 。然而，萧红不久便感受到她和母亲的区别，觉得继母对自己很“客气”，即便责骂也是委婉曲折的。她进而意识到与继母的隔膜──“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 [31] 。梁亚兰嫁到张家后生有三子二女。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她对萧红姐弟自然愈加疏远、忽视，而呼兰张家的家境亦每况愈下，除了一个老厨工做饭、有二伯管杂役和菜园子之外，家里已经没有长工或短工，粮食多由福昌号屯定期送来接济。不久，祖父染上抽大烟的习惯，对萧红姐弟亦无暇顾及。好在那时萧红已经出门上学，开始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弟弟张秀珂则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家景败落和丧母的凄苦。他对自己上学后的生活日后有过描述：“爷爷后来有了嗜好（抽大烟），我就搬到下屋里和老厨子睡在一起，我的被子凉冰冰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我和姐姐的学费，纸笔费，都是父亲年初离家时算好的，没有多少余头。有一次馋糖吃，只好抽空偷个小瓶子来换糖球，糖球中间还粘着草棍，放到嘴里含着慢慢品尝着甜味。” [32]

萧红和继母的关系，许多学者均持“继母阴毒”说。多半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对八十多年前人物的一种苛求。作为一个无知无识的旧式妇女，当后母能够做到萧红儿时所感受到的“客气”已非易事，甚至可以说难能可贵。当然，1937年5月10日署名“悄吟”，发表于《新少年》第3卷第9期上的短篇小说《两朋友》，明显源于萧红儿时记忆，写到继母对“华子”的阴毒、刻薄。此时萧红已然成名，心智成熟，写下这些足见其儿时跟继母之间应该还是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张秀珂回忆说：“母亲死后，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怎样挨饿受冻，但条件的确是恶化了，失去母爱，无人照顾，给我们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损失”；“每当萧红在吃饭时向父亲和继母吵着要念书而受到驳斥的时候，总是由祖父出来维护圆场，这才能把饭吃完” [33] 。

中国人本来就有关于继母的固有认知。阴私、狠毒、虐待丈夫前妻的孩子，似乎是认知继母的心理定势，有人以这种认知模式去想象梁亚兰和萧红的关系就不足为奇。更有甚者将梁的到来视为萧红人生苦难的开始，因她不断挑拨萧红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太符合事实。张廷举性情的变化始于姜玉兰逝后，实际上并没有因梁亚兰的到来而有所好转。萧红也看出，父亲即便在后母面前，同样表现出家长式的专断，“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也渐渐怕起父亲来” [34] 。

梁亚兰妹妹梁静芝与萧红是同龄人，亦是其青少年时代挚友。萧红与梁静芝交往密切，寒暑假从哈尔滨回来两人吃睡都在一起，无话不谈。以此反观，萧红和继母的关系应该比较融洽，起码说不上恶劣。萧红也可能把父亲对自己的责骂都想当然地归结为继母的唆使。而据梁静芝回忆，姐姐自进张家到萧红出走，对萧红没有一次恶言厉色，更不用说打骂了 [35] 。呼兰本地学者还通过大量走访，了解到萧红和继母梁亚兰相处融洽。 [36] 这些说法虽然不尽可信，但似乎也可由此了解到萧红与继母关系的另一面。

1919年，萧红就这样在无法阻遏的家庭变故中彻底终结了童年。而与萧红童年生活在一起的不仅有家人，还有佣人、租客。这些“家族以外的人”，同样成就了她日后关于故家动人的文学想象。萧红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有二伯，确有其人，不过姓李，而不姓有。因其乳名“有子”，大家叫惯了，倒忘了他的真姓，因年龄上是父辈，萧红和弟弟妹妹们都称他“有二伯”，其身世不可考。张秀琢撰文回忆，只知道他无依无靠，没有什么亲人。三十岁就到了张家，待了三十年，最后死在张家。形式上是张家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挂名的长工 [37] 。

有二伯的工作，主要是耕种后花园，种有蔬菜、苞米还有黄烟等作物。每天很早就起来伺弄园子，张家相当部分的蔬菜来自他在后花园的努力经营。有二伯的劳动换来的是张家所提供的一份吃穿，不再另付工钱。在张家，他自然地位卑微，忙完活计，到吃饭的时候，多半和老厨子一起吃几口，穿用破旧不堪。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道：“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一掀动他的被子就从被角往外掉着棉花，一掀动他的褥子，那所铺着的毡片，就一片一片的好象活动地图似的一省一省的割据开了。” [38]

当然这也可能是萧红在生命后期，在遥远异乡，对儿时故家人物的文学想象。而陈治国老人，对来访者说出了有二伯在张家的另番情景：“外屋南炕是厨子和有二伯住，被褥全是新的，若像萧红书上写的那样被褥露棉花，有二伯穿着前露脚趾头后露脚跟的破袜破鞋，那不丢张选三的脸面吗？” [39]

《呼兰河传》里，萧红十分风趣地写到幼时在储藏间偷墨枣，碰见有二伯从里边偷锡火锅、铜酒壶等日用品出去换钱的情景。更写到有二伯挨父亲打骂时的无助和虚张声势要跳井寻死的滑稽与辛酸，字里行间充满同情和悲悯，给中外读者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有二伯成了一个不朽的文学形象。张秀琢回忆，离家出走后，萧红还经常打听有二伯的情况，始终惦记着他，足见这个家族以外的人，是其童年经历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成就萧红日后文学想象的，还有那些租户。呼兰张家西院租住着好几户人家，其中李家、崔家最穷。据张秀琢回忆，李家男主人在外边打短工，有时卖点蔬菜，女主人在家里帮别人缝洗衣服以维持极其艰窘的生计。夫妻俩从早忙到晚，仍养不活一家人。一年过去，转过新的一年，照旧缺吃少穿。 [40] 《呼兰河传》里的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小团圆媳妇等形象，应该就是以西院租客为原型而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