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 —— 我生命中的贵人

时光穿越，回到了激情燃烧的五十多年前。

那年，我在上海郊区插队，所在的生产队来了几个公社干部蹲点劳动。当时实行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其中一个姓王的公社干部蹲点时间最长，所以跟他认识了。第二年“三抢”大忙，老王又来到了我所在生产队蹲点，我们之间似乎很熟悉了，“老王”“小刘”相互招呼，我的记忆中他曾在我们知青屋里小座过几会。那个时候无论哪个层次的干部，不讲官衔，都是姓氏前加个老字相称，没有距离感，很亲切。但我知道老王是个不小的官，人民公社社长兼公社党委副书记，一点没有架子，夏天戴着草帽，冬天穿着一件草绿色军大衣，喜欢吸雪茄烟斗，整天忙忙碌碌，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如果没人介绍，他的模样给我的印象就是皮肤拗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是年，面上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简称“一打三反”）我被临时抽调到大队担任材料员。那个时候我才20来岁，刚刚踏上社会，能选上说明贫下中农是很信任我的。材料员是一个什么角色，不知道做那些事？有人说，你是老王点名让你来的，材料员究竟做点啥事情？你方便的时候去问问老王。听到这，我一怔，凭着相互间的一点点地接触，老王怎么会点到我的名？有点似信非信。很巧，那天在大队部会议室遇到了老王，参加培训会议。老王在会上作动员：你们是贫下中农推荐的人，是大家信任的人，工作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特别提醒大家要严守纪律，对掌握的情况要守口如瓶。……参加会议的有很多人，自己不敢问这问那，欲言又止，反正领导叫干啥就干啥。材料员这个角色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作会议记录，谈话作笔录、材料收集上报之类那些事，毕竟是五十年前文革中的事，“一打三反”最后是搞了几起投机倒把案件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案例草草收场的。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以老王人格品质和智慧，他领导下的这场斗争注定是这样的结局。

下乡没几年，公社按照上级的文件精神要求，把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集中起来，准备在东隔壁的新生大队一队划出一定的土地筹办一个知青农场。（也叫“知青点”。）我所知道的办知青农场背景是：知青分散在农村，再教育工作没有很好落实，尤其在个别地方女知青在乡下出了些问题，出于这样的考虑，把知青集中起来，便于管理教育。知青农场的召集人是公社党委委派的一位老支书，他刚从支援苏北农场回到家乡。我被抽调到知青农场，协助支部书记开展工作。知靑农场其实仍然是在广阔天地“战天斗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大队建制归公社直接领导。在那位老书记口中得知，又是老王点名把我抽调到这里，以后准备把我留在农场。可惜，办知青农场的做法不适宜在土地稀缺的上海郊区推行，筹备没几个月就被叫停，我记得当时大兴土木，改建了原来黄家天主教堂（上图原图），在周围又造了一排排的房子，后来就移作它用了，我和老支书日日夜夜待在教堂内有好长时间。很少人知道“知靑点”这段短暂的历史，但我亲身经历，那年我才二十来说，孤零零几个人吃住在教堂里，胆却的日子是不会忘记的。

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和那个老支书被另行安排工作。他被安排至另一个大队继续担任原职，我则被安排至公社的“上山下乡办公室”，也叫“知青办”，主要是负责已经安置下乡知青的各项事宜。我每天骑着自行车，看地基，核实人数，全公社十二个大队，一百二十多个生产队一个一个落实，按人头费600元，由公社拨款，给每一个下乡知青造一间16平方米左右的“知青屋”，并购置必需的劳动工具，让知青安心扎根农村。这段时间老王没有和我工作上直接的联系，但我们同在公社的大院里，出出进进，天天在一起，时而碰面打打招呼，每当我看到老王那一刻，心里总有一种亲近感，莫名的开心。

我在“知青办”没待多长时间，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公社广播站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和老王有一定的接触了。在公社工作的这几年，他一直是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一年中的“春耕、三抢、三秋”三个大忙季节，总要召开现场会，老王是总负责，时间的确定，地点的选择，会议的程序都是老王亲自筹划，广播舆论宣传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召开现场会的前几天，老王总是事先告知我们，给广播站布置任务：一是现场会田头安装扩音设备和高音喇叭，全公社的三级干部来参加会议；二是要求全程参加会议，发言录音，整理后第二天及时报导。这几年，现场会报导任务是由我去完成的，我是广播站的小年轻，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跑，每次会议后我会向老王报告，有什么需要关照的？起先，他会说上几句，强调一下，时间一长，套路熟了，就免了这道程序。其实我们把发言录音剪辑后适当加上一点文字播出，会议主要的精神是原汁原味，达到了预期效果。老王对广播也是情有独钟。遇到恶劣天气、季节性交替或“油菜、小麦、老来青”农作物发生病虫害时，他会第一时间走进广播站的录音棚，用“喇叭头”传达上级对农业生产管理的要求，看着那本密密麻麻记录的工作手册，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他来录制讲话稿时多半是在晚上，从田头直接赶过来，食堂为老王留的晚饭搁置在办公室的桌子上，饿着肚子先录音，为的是赶在八点半各地新闻联播节目之后及时播出，第二天早上又重播一次。他的这种工作状态、对事业的执着的镜头至今印在我的脑海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王和我工作上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每年的冬季开河，兴修水利这段时间，前前后后有一个月左右朝夕相处吃住在一起。开河工地总指挥每年都是由老王亲自带队兼任，而每年的工地广播站都是由我牵头组建，一个单身年轻人，老王带着我，打起行李背包一起“上河滩”成了一种默契，几乎成为一种习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我们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我感觉到在老王的直接领导下是一种幸福。他对我很严格，“亲者疏、疏者亲”，一改原来的那种风格，用很严肃的口吻说话了，使我对他产生了敬畏之心。

我记得有一年参加县里开河，到了后期，各个大队开河进度参差不齐，影响了整个公社的进度，特别是有几个相邻的大队，接壤的河段隆起了高高的大坝，谁也不愿主动开挖，一旦塌方就有危险，很煞风景。老王发现了这个情况后非常着急，晚上，架起了小太阳灯，在河滩召开现场会议。请各个大队的带队领导逐一表态，要求连续作战，发扬风格，主动铲除土坝，不拖后腿，按时完成任务。统一思想后，所在的大队雷厉风行，当晚组织青年突击队通宵达旦，加班加点，铲除土坝，疏通河床，整齐划一，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几天后全公社一盘棋顺利完成了任务。

事后老王对我说，你们搞宣传工作，既要进行积极的正面宣传，但不要老是讲好话、做老好人，要善于抓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敢于发现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善于发现存在的问题，敢于批评不良倾向，提供第一手资料，当好领导参谋。老王平时讲话我的感觉直截了当，而这次用哲学的观点来表达，真可谓用心良苦。他所指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速度和质量的关系，引用恰到好处。说实在当时听后似懂非懂，正是这个时候我慢慢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印象中老王从没直接批评过我，这次谈话让我心里很难受。我承认身上存在的不足，工作上的主观能动性不够，辜负了他的期望。但也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没底气来批评别人。无疑他是在鞭策激励我，在以后的工作中自己更加努力，更多地积累自己。

老王是一个非常朴实，为人正直，脚踏实地，一个普通的农村干部。在当时的上海县三林乡、颛桥公社、县水利局长期担任乡镇局领导，干了几十年，直至退休，享有很高声誉，很好的群众基础，可以说在现在的干部队伍中很难找到像老王这样的人。不知什么原因，这几天老是会想到他老人家，他和我非亲非故，一路走来，一直关心帮助我，得到他的关照。我在农村待了十多年，这是我人生的起步阶段，幸遇老王，几次点兵点将，其中有我，对我成长至关重要，影响着我的人生，感恩之心溢于言表。我可没有巴结过老王，我连一支烟都没递给过他，因为我是从来不吸烟的。他是“老枪”，烟瘾特别重，几乎连着不停地猛抽烟。有人说我走到今天，在同龄人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可要知足？我当然知足，但更懂得感恩，感恩这一生中曾帮助我的人，给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让我努力奔跑，值得我尊敬崇拜的人，永志不忘的人。

在职时工作忙不过来，退休后时时会闪出老王的音容笑貌，有时会在梦里出现，好想抽出时间去看看他，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其家人，抱憾的是老王早已多年前离去……

怀念老王—— 我生命中的贵人！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