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洛学到理学

儒学在宋元明时期的代表就是理学，或称道学，亦称义理之学。分两大流派：一称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或称主观唯心主义。一称程朱理学，以“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或曰客观唯心主义。

其中程朱理学从宋末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执政者治国理政的“官方哲学”，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众圣经”和读书人修身济世的“人生信条”。它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吸纳了佛教、道教思想及诸子百家的精义，建构以“天理”为核心，建立“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人本理学体系。其理论核心是从宇宙论的高度反思了人类生命伦理终极意义，赋予人文道德和人格精神崇高至上的地位和永恒的力量，论证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重建了人的哲学，其所建构的新儒学历史性地开创了中国文化史的“后孔子主义”时代，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智慧成果之一。

但是在二程与朱熹之间，有一个理学传承的环节，那就是理学的南进。假设没有二程理学的南进，那也就不会诞生之后集大成的朱子理学。我们可以先来梳理一下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南进的脉络。

理学这种学术理论诞生于北宋中后期，当时的官方哲学是王安石的“新学”，由他及门人编订的《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教材。而理学的创始人程颢与程颐此时还流离于官场之外，长期在洛阳专研学术。当宋神宗与王安石相继离世之后，程颐才步入仕途，成为宋哲宗的启蒙老师。此时的理学还只被称为“洛学”，它的支持者与苏轼、秦观为代表的“蜀学”分庭抗礼。不久之后，在宋哲宗的支持下，新学卷土重来，苏轼被流放到海南，程颐则送往涪州监管。

这次打击令“蜀学”一蹶不振，而“洛学”的种子却撒向全国各地。特别是杨时在萧山、闽北开办书院，招收弟子，担负起“传道东南”的任务，经过他们及其弟子罗从彦、李侗（并称为“南剑三先生”）的继承和发展，将“二程”洛学传播至东南等广大地区，在“二程”和朱熹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闽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完成了新儒学基本概念的建构，最终出现了朱熹这样的集大成者。

二、从治湖到治学

杨时，就是“程门立雪”的主角。字中立，号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生于1053年，卒于南宋绍兴五年四月二十四日（1135年），享年83岁。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熙宁七年（1074年），时年22岁的杨时就在含云寺读书讲学。29岁前往河南颍昌，专门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研习理学。一生历任知县、府学教授、南京敦宗院宗子博士、秘书郎、右谏议大夫、国子监祭酒、徽猷阁直学士、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职。南宋朝廷赠左大中大夫、谥文靖，加封太师，又追封吴国公，并在将乐龟山麓建“龟山书院”“道南祠”，宋高宗赵构为书院题名。明代时获封将乐伯,清圣祖玄烨又题匾“程氏正宗”。毕生著有《札记解义》《列子解》《庄子解》《史论》《周易解义》《三终义辩》《解字说》《此日不再得》等。

政和二年（1112年），时年60岁的杨时，补萧山令，治萧2年就做了两件大事。第一项是“以山为界，筑土为塘”，建成湘湖，用湘湖的蓄水，灌溉九乡14万亩稻田。成为人工开筑湘湖第一人。“水能蓄潦容干涧，旱足分流达九乡”，当时人们认为湘湖的景色“胜若潇湘”，就是说比湘江、洞庭湖还要美，所以就取名为“湘湖”。民众因感念杨时之功，特在湘湖边为其建杨长官生祠，许多百姓还将杨时画像放在家里供奉。

第二项就是“亲承二程先生之传”，在萧山演讲“孔孟之道和两程理学”，大兴学风，授学传道，四方之士仰慕其名声，不远千里前来追随从学，一时间江南学子负笈云集萧山多达千余人。清张伯行在《龟山集序》中说：“自先生官萧山，道日盛，学日彰，时从游千人，讲论不辍，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之后“启笛民智，大兴学风”，科举成风、名仕辈出，宋元明清光进士就达327人。包括范仲淹同年，去世后由范为其作墓志铭的北宋大臣王丝、元末《医学纲目》的作者宫廷御医楼英、参与编修《永乐大典》的明南京礼部尚书魏骥、开清代实学先河的大学者毛奇龄等等，对发展萧山乃至浙江文化今后几百年，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其弟子和女婿陈渊有《萧山觉苑寺雪后杜门》诗云：“诗书废放道眼净，钟鼓杲隔禅房深”。明萧德敬和魏骥在《德惠祠》俞《咏湘湖》诗中也分别有“先贤为政风流在”和“龟山遗爱许难忘”赞之。朱熹更是用十六字“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为师祖太爷杨时定性。

为表示对杨时“正学之派”、“后学模范”的推崇，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萧山百姓在城厢镇西门外净土山麓湫口处建造了德惠祠，寓意“惠及于民”，图像祀之，春秋致祭；公元1466年,知县窦昱又取程颢“吾道南矣”之意，在德惠祠西新造萧山第一座书院——道南书院。书院建筑有正厅3间、门厅1间、左右夹堂各1间，四周围墙，自成院落。“吾道南矣”自有典故,说杨时一生精研理学，勤奋好问，学习成绩优异，与游酢、伊熔、谢良佐并称“程门高弟”。两位老师对杨时评价非常高，也非常赏识他，他们认为杨时是他们的学生中学的最好的。元丰四年（1081年），杨时学成离开之时，程颢目送杨时感慨：“吾道南矣！”他的意思是：我的学问要被杨时带到南方去了。道南书院对萧山人文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时为明朝萧山旧八景之一，曰“书院遗香”（明正德年1506—1521萧山县志），后在清朝杨绳祖《萧山赋》萧山八景中仍有“书院遗芬”一景。

据清•乾隆《萧山县志》记载：“有司祭德惠祠毕，即至书院致祭”。明嘉靖间，又奉旨筑杨时牌坊于大弄口，“石檐飞轩，斗拱龙栋”，三隔双层，横额镌“敕建宋萧山县令龙图阁直学士谥文靖杨时之坊”。旧县衙有“龟山旧署”，今城内有“道源路”等。

三、从萧山到东南

杨时在萧山令上传道时距29岁拜学二程又过了30年，其理学修为已经自体系。

作为理学中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中介人物，他的哲学思想源于程颢、程颐，以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为核心，吸取佛、道两家的部分主张，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在自然哲学方面是唯物论者，在精神哲学方面却是唯心论者。其理学主张主要是：吸收张载“气”的唯物主义思想，并对程氏“理一分殊”进行发挥，提出“致知必先于格物”的“反身而诚”理论。也就是在认识过程中，主张从向外求的格物转为向内求的诚意，基本思路就是首先承认有物我内外之分，其次主张通过格物致知以求理明善，在此又认为格物不能是为了多增见闻，而应该是为了蓄德，蓄德只需要反身而求，其关键在于心得与否。引发这种新的哲学分歧的原因则是杨时偏向于“性理”，而忽视自然界客观事物的“物理”，因为在他看来，人自身所固有的德行才是根本的，这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之说不约而同。

“致知必先于格物”的“反身而诚”理论使其的理学思想有了自己鲜明的“性理”特色，不但间接传承给了日后朱熹等理学一派，也影响了日后陆王心学一路。这从其在萧山筑湖后的《新湖夜行》诗中也可窥见一斑。

《新湖夜行》

平湖净无澜，天容水中焕。

浮舟跨云行，冉冉躐星汉。

烟昏山光淡，桅动林鸦散。

夜深宿荒陂，独与雁为伴。

这应该是在新湘湖筑成后的一个天色晴朗的夜晚，杨时这么花甲老人急于一睹新貌，便约上好友三五，兴致勃勃地夜行湖畔、泛舟水中。当时那种欣然恬静、悠然自乐和踌躇满志的心情跃然纸上，意境混成、物我两忘：湖面平静没有波澜，夜空倒影清晰鲜明。舟行湖上踏云而行，缓缓漫游星光银河。雾朦胧山影悠淡，桅樯移动惊散林鸦。夜深忘返留宿湖坡，独与雁伴人物交融。

但其实作为一个理学大家，穿透文字，此诗文字底下已处处溢满了其“性理”思想。那就是向外‘格物穷理”、向内“反身而诚”，并从“向外求的格物”转为“向内求的诚意”，构建内在性心的宁静，以追求天命、天性与天理三者合一的物我境界，恢复人的本然之性，从而达成“至善”“致知”的儒家“内圣”之“德性”。

我们说唐诗重意境，宋诗讲理趣。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朱熹的《春日》都是讲理的宋诗代表。杨时的《新湖夜行》就是一首体验传达其阔大理学境界的宋诗：为什么要“夜深宿荒陂，独与雁为伴”？因为他认为北宋王安石新政，致使举国朝纲混乱、官民心态崩塌，一片“烟昏山光淡，桅动林鸦散。”唯有独孤求变，重振“儒术”“理学”，用“德性”疏通人心，才能使世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这治理人心和疏浚湘湖就是一样的道理，无非一是对物， 一是对人。其另一首描写湘湖的七律《望湖楼晚眺》也是如此“留恋更待东窗月，注目晴空独依楼”。

  作为杰出的理学南进代表人物，杨时在萧山县令两年期间，就是这样把这种宏大至深的“理学”思想渗透在了平时的政务、教学和创作之中，以期唤醒民心，构建儒家大同。这在晚年《书怀》一绝中也可见他的理想“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洛学”在程门弟子的推动下摆脱了地域的局限，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派，杨时建有筚路蓝缕之功，其为理学南传及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被学界尊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

萧山，也因为杨时的驻留，而成为理学南进的一个重镇,而理学正是宋韵文化的根基。宋韵萧山、理学重镇，杨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