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理论比较

温尼科特的精神分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英国课题关系学派的发展，尤其是克莱

因理论。

（一）   与克莱因在理论上的比较

任何对英国客体关系理论的探讨都要从克莱因的工作开始，客体关系学派的发展离不

开克莱因的贡献，她在弗洛伊德和英国客体关系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她将超我视为一个内心组织，完全由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模式和本能的变化决定；她强调源自本能驱力的內射和投射过程以及内射和投射与儿童早期经验中的重要客体的相互作用。对客体关系的强调以及儿童内部幻想世界结构的描绘为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雏形和基础。尽管克莱因主要强调内部客体世界，而不是自我；强调本能在内心动力中的作用，而不是客体本身，但是后来的客体关系理论家沿着她的道路，将重心从弗洛伊德的驱力模式转向强调客体和外部环境的关系模式。

克莱因的影响如此深远，使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分裂延续至今。几乎所有的英国精神分析学者都受到过她的影响，即使是反对她理论的人。

在克莱因的所有贡献中，对温尼科特的思想具有启发作用的是“抑郁样心态”（depressive position）以及与其最相关的一个概念即“躁狂防御”（manic defense）。温尼科特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论文《躁狂防御》，是关于为了避开抑郁焦虑而反方向使用抑郁的文章。虽然承认自己论文的思想源自克莱因，但是温尼科特自始至终把他的关注点放在内部与外部现实的关系上。克莱因主要关注于躁狂防御在控制内部客体以及抑郁性焦虑的功能上，特别是幻想的防御性使用。温尼科特在论文中讨论了“向现实飞行”，作为对内部现实的拒绝。他更强调的是儿童环境中的真实客体。

克莱因著名的“抑郁样心态”的概念是用于描述婴儿在获得客体恒常时对客体的一种态度，之前，均由母亲的乳房所象征的好客体和坏客体是分裂的、各自分离的。一旦婴儿能够对客体保持一种恒定的意象，并把两个部分客体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内部意象，他就与作为一个整体人的母亲产生了联系，将其作为满足或挫折的根源。他对于这同一个客体的态度和情绪体验就变得矛盾起来。因为这些矛盾情绪指向同一个客体，儿童因为自己对母亲的敌意和攻击性情感第一次体验到了内疚。克莱因认为，这一阶段主要的焦虑是抑郁，儿童害怕客体的丧失，并因为自己对客体的攻击性感到内疚，因而将此阶段命名为“抑郁样心态”。温尼科特盛赞克莱因的这一贡献，认为她的工作“在这个领域不会有人比之更丰富和更有创造性了”。

虽然温尼科特在多篇论文中讨论了抑郁样心态的重要性，但他还是用“担忧的能力”（capacity for concern）这一概念给出了自己的说明和解释。温尼科特认为“担忧”是内疚感的积极方面，是社会生活所必要的前提。和克莱因一样，他把这一现象看作先于俄狄浦斯阶段，产生于母婴关系。把克莱因的抑郁样心态和矛盾心理的获得作为起点，温尼科特提出在这一阶段绝对不仅仅是本能驱力的相互作用，他引入了两种母亲的观点，即“客体母亲”（object-mother）和“环境母亲”（environment-mother），前者是最初依恋的客体（力比多和攻击性驱力的客体），后者是照顾者或够好的环境的提供者。据温尼科特的看法，抑郁样心态不仅涉及力比多和攻击性驱力的整合，以及好客体与坏客体的意象，还包括客体母亲和环境母亲的整合。婴儿所做的旨在避免内疚体验的修复主要是指向环境母亲的。本能驱力导致对客体的无情使用，然后产生内疚感，环境母亲的存在帮助他进行修复，使婴儿在体验驱力的时候更勇敢，即释放了婴儿的本能生活。

 温尼科特提出了无情与修复这一循环的两个积极的结果：将内疚感修正为更积极的体验——被称为“忧虑”，以及婴儿增强的独立感。即婴儿开始发展自我照料的能力和在环境中与他人相互依赖感。

温尼科特和克莱因在抑郁样心态上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温尼科特强调了环境的作用。克莱因是在力比多和攻击性驱力（即生本能和死本能）相互作用的层面上讨论发展，温尼科特则引入了环境，即儿童生活中的客体的作用。而且对环境的强调不仅将其作为区里满足的客体，更重要的是其照顾的功能。温尼科特把自主感和独立感的发展与环境母亲的成功修复联系起来，这将克莱因的概念延伸至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与自体的发展相一致。

“两个母亲”的出现标着温尼科特离开了克莱因的基本理论架构，意味着母婴关系不能仅仅在驱力的相互作用以及驱力满足或驱力受挫的层面上予以理解，还应从环境供应的角度予以理解。

除了抑郁样心态带给温尼科特的巨大影响，克莱因还有两个观点也给了温尼科特很大的影响，即内部客体的概念和攻击性的作用。弗洛伊德已经谈到了内部客体或内射的客体，但正是克莱因将此概念带进了内部世界，同时相信阐述了幻想（phantasy）在发展中的作用。她将幻想界定为本能的心理表征，是心理——身体系统的中心。因为幻想是生本能和死本能活动表现、成长受到影响的方式。内部客体世界与外部客体世界在克莱因体系中联结是通过投射与內射机制。她相信，所有与外部世界的客体的关系都是以内部客体关系为中介的，这一观点被看作是介于古典驱力理论与课题关系理论的中间理论。对温尼科特来说，幻想在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在儿童发展到具有充分的自我整合能力，能意识到外部与内部之前，也就是在产生自体感之前，并不重视这一机制的重要性。温尼科特相信，除了因为不够的环境提供，否则最早的心身功能是没有心里内容的。也就是说，在早期，婴儿是不会体验到需要的，其需要由够好的母亲来满足，因此，在这个时候谈论投射、内摄或幻想是没有意义的，直到婴儿的自我足够成熟，能够应对挫折的饿时候，幻想才有了意义。

温尼科特相信不仅在自己的理论中使用“内部客体”的概念，而且他走的更远，提出并发展了“过渡客体”的概念。克莱因提出了两种客体——内部客体和外部客体，而温尼科特看到了同一客体在同时既是内部客体又是外部客体的角色。他明确提出过渡客体不是内部客体的一个变体。

将过渡客体的概念与克莱因的内部客体的概念做一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过渡客体不是内部客体，它是一个所有物（possession）。对婴儿来说它也是一个外部客体……过渡客体从不在内部客体的神奇控制之中，也不再真实母亲的控制之外。

“攻击性”即使克莱因理论的中心概念，也是温尼科特理论的中心概念，但是温尼科特非常个性化地使用了这一概念。克莱因将攻击性视为源自死本能的驱力，具有先天性、原始性和破坏性。温尼科特认为攻击性是天生的，最早的迹象可以追溯到在子宫中的踢、撞运动。他提出，攻击性的根源不在死本能或先天的破坏性的需要，在运动性的自然冲动可以发现它们，“在每一个婴儿身上都有着运动、在运动中获得肌肉快感，以及从运动和接触某物的体验中获益的倾向。”因而攻击性始于身体及身体的体验，不是与生俱来的破坏性或愤怒。在温尼科特那里，攻击性等同于活动性以及接触外在于自体的事物的需要。因此，攻击性与分化以及自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婴儿的踢打碰撞运动导致了对外部世界的发现，以及与外在客体的关系的开始……攻击性总是以这种方式帮助清楚地区别什么是自体以及什么不是客体。”

其实温尼科特也注意到了婴儿的破坏性潜能以及每个成人都具有的愤怒和憎恨。他声称，只有当婴儿随意的踢咬等行为包含破坏性意图的时候，这些行为才是破坏性或攻击性的。儿童咬母亲，最初，这不是一种愤怒或憎恨的表达，如果反映了他的贪婪，则则这种行为与爱有更密切的联系。在母亲报之以退缩、叫喊，总之以某种形式表明婴儿的行为是有害的。慢慢地，婴儿了解了他的行为对母亲是有害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咬母亲的行为变得具有攻击性了，因为此刻他已经懂得了其行为的潜在影响，也就是说，他是带着伤害或破坏的意图去咬母亲的。因此，对温尼科特来说，力比多和攻击性不是不同本能的表现，而是在环境对其表现做出反应的基础上的逐渐分化。环境反应在塑造攻击性的重要性上是温尼科特显著不同于克莱因之处。温尼科特根据环境探讨了攻击性的功能，当攻击性被理解为有目的、有意图的时候，如果一个反社会的青少年有意破坏校舍或攻击老师，他就不仅仅是发泄愤怒，更重要的是“迫使环境重要起来”。

环境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把克莱因和温尼科特的思想明确地区分开来，克莱因把本能力量的相互作用放在发展的首要位置，而温尼科特一直强调环境在塑造自体发展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清楚的：正常发展依赖于环境对婴儿的积极适应，如果相反，婴儿适应了环境，则会造成虚假自体障碍的表现。

（二）   与其他英国客体关系理论家在理论上的比较

客体关系理论在本质上包含了许多与经典理论有别的基本观点。第一，自我生来就是

完整的，因为早期在客体关系特别是与母亲这个客体的关系上的不良体验结果，自我变得分裂、失去了内在统一性。这一观点与经典理论截然相反，经典理论认为，自我起初是未分化的、未整合的，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获得统一。第二，力比多被看作是心理发展的基本动力、自我寻求与好客体关联的能量来源，使自我成长成为可能。第三，攻击性被看作生来就具有的对力比多驱力挫折的防御性反应，而不是一种独立本能。第四，当原始自我统一体失去时出现的结构化自我模式是一个自我分裂和内部自我——客体关系形成的模式。

英国客体关系学派是一个松散的组织，除了在研究中均集中于儿童与母亲的早期关系的作用之外，在各自的理论上各有侧重，在观点上时有分歧和争论，许多理论家和临床学家都为逐步发展的客体关系的概念和理论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如费尔贝恩提出了纯粹的客体关系理论；迈克尔·巴林特较接近温尼科特，强调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和客体影响的作用；约翰·鲍尔比提出的依恋概念引发的对婴儿及家庭的研究突破了精神分析领域；亨利·冈特力普在阐述、编纂和整合英国客体关系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温尼科特和其他客体关系理论家的资料来源都是通过治疗严重的病人，如分裂性、边缘性或虚假自体的案例，他们涉及的主要发展过程先于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于温尼科特所称的“二人关系”。此外，他们对严重退行病人的工作引导他们思考退行及其同伴——依赖的本质。客体关系理论家倾向于不把退行至原初依赖看作是不适当治疗或诊断的恶性结果（传统精神分析师通常持有这样的看法），而将其看作治疗过程中常常是必须的，甚至是受欢迎的方面。

但是温尼科特与其他客体关系理论家之间也有显著的区别，他的思想在实质上是独特的、自成一格的。很多人会为其思想前后不一致感到困惑，这不是因为他对弗洛伊德的盲目愚忠，也不是因为智力上的怯懦，而是因为他从未打算建立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对他来说，理论就像是一个过渡客体，他把发现的东西组织成观点，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用它们。

温尼科特和费尔贝恩的主要区别在处理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假设方面。费尔贝恩完全拒绝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和驱力的基本假设，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客体关系基础上的理论假设取而代之。经典精神分析指出婴儿生命指出完全受伊底，即本能驱力的驱使，自我心理学家认为伊底和自我共同产生于未分化的基质，费尔贝恩则提出，刚出生的婴儿具有原始的、未分化的整体自我，没有天生的驱力，发展主要是自我分裂和分化的过程。他继续提出，力比多主要不是寻求快乐，而是寻求客体，“力比多的真正目的是建立与客体的满意的关系”，也就是说，费尔贝恩眼中的力比多不再是弗洛伊德式的寻求紧张释放的生物驱力，而是与生俱来的与客体发生联系的需要。

温尼科特并没有完全抛弃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赞成费尔贝恩的纯粹客体关系理论，其原因有二。第一，认为婴儿出生时与母亲没有区分，这是他的理论基石。分离随着出生自我的逐步发展而发展，因此在主客体分离之前谈论与客体联系的先天的驱力是没有意义的，心理发展的动力一定在他处。而母亲在婴儿最早期阶段发展中的作用在温尼科特和费尔贝恩的理论框架中也是有区别的。温尼科特认为，在婴儿早期阶段，母亲的功能不是“给予”婴儿什么（如爱、满足等等），而是保护婴儿不受外部现实的侵犯。真实自体不是来自于母爱体验的增长，也不是确信世界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而是儿童不被他人塑造、顺其本质的发展。因此，母亲对婴儿需要的反应以及有能力避免儿童适应她的需要是这种内在潜能发展的保证。

温尼科特不愿抛弃驱力理论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背景和临床经历使他意识到了身体的重要性。在成为精神分析师之前，他是一名儿科医生，而且终其一生继续儿科医学的实践，所以他对身体的体验及肉体的创伤与心理健康、心理疾病发展中的关系更为清醒。费尔贝恩相对少了这一从医的经历，也就更为强调人类的精神层面。温尼科特曾清楚地指出，人格发展的核心在于“心身功能”，即心理和身体的统一。因此对他而言，驱力源于身体对于食物、排泄、刺激和运动的需要。

温尼科特和其他客体关系理论家的另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对攻击性概念及其他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温尼科特关于攻击性的看法是极其独特的，这也是很多批评家惊愕的来源。格林伯格和米契尔曾谈到：“在温尼科特的工作中没有弗洛伊德所阐明的那种攻击性驱力，但他继续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术语。通过简单采用并重新定义这一先天攻击性的概念，温尼科特获得了关于这一概念表面上的连续性。他使用着弗洛伊德的术语，始终强调攻击性的重要性，就好像这术语在他们两个人面前那里具有同等的含义似的。”这一评论是中肯的，温尼科特确实丢弃了根植于死本能的攻击性驱力的概念。他还明确地丢弃了死本能概念本身：“我在（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的概念里找不到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把攻击性看作是没有先天起源的。他还拒绝了费尔贝恩等客体关系理论家认为攻击性没有先天的本能起源、完全是对挫折的反应的观点。温尼科特的立场是在弗洛伊德（包括克莱因）与费尔贝恩（以及冈特力普等课题关系理论家）的中间。即，攻击性有其本能起源，并不仅仅是对挫折的反应，但也不是先天破坏性或憎恨，它需要环境赋予其含义和形式。“简单地说，攻击性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对挫折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另一种含义是个体能量的两种主要气源之一。”

迈克尔·巴林特和温尼科特一样，都是独立小组中坚定的成员，他们都在精神分析理论与技术领域展示出各自的独创性。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最主要的是关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理论。

巴林特的“原初客体之爱”（primary object-love）的理论认为，关系的生物基础是母亲和婴儿本能的相互依赖。出生及之前，婴儿处于一种环境强烈的联系之中。出生使环境改变了，颠覆了原初爱的平衡，促进了婴儿与母亲分离的过程。由此他认为，病人尤其是受到严重困扰的病人，在分析情境中不是寻找婴儿期性或攻击欲望的满足，而是无条件的爱，一种他们在童年被剥夺的“原初客体之爱”。他认为客体关系不是驱力的衍生物，而是生命之初就存在的东西。“这种形式的客体关系（原初客体之爱）不与任何性的区域相链接，它不是口腔、口腔吮吸、肛门、性器等，爱是其自身独立的东西”。早期关系的断裂产生了他所称的“基本过错”（the basic fault），一种自体核心的破碎和分裂，是病人来到分析情境渴望治愈的东西。他认为通过“良性退行”可以夺回缺失的机会、重新获得分裂了的自体部分。

比较温尼科特和巴林特的早期发展理论，可以看到许多相同与不同。他们都肯定，在母婴联合体的最早发展阶段，婴儿对母亲有着绝对的依赖，同时母子又是相互依赖的。他们都肯定在早期客体关系中，环境与指向客体的生物本能冲动是分化的。对温尼科特而言，发展是在文化与教育影响下的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温尼科特相信原初自恋，但根据其母亲的原初联合体来界定之，巴林特也重视自恋，却认为自恋是次级的、派生的。温尼科特假设虚假自体防御结构的发展源自环境的侵犯，巴林特也提出了“似壳的防御结构”等相似的假设。

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巴林特是费伦茨的学生，费伦茨曾经是弗洛伊德早期得意的弟子与朋友。虽然在其去世前几年，他越来越关注早期剥夺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但在很多方面是赞同弗洛伊德的理论的。因此，巴林特在思想上比温尼科特更接近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尤其是自我发展的观点上。而温尼科特提出了大量自己的概念，比如，过渡性客体与过渡性现象的发展，客体使用与客体幸存的理论，游戏在自体与客体实现中的重要性，等等。这些都代表了新颖独创的客体关系理论的进展。

（三）   在临床理论上的比较

探讨客体关系理论家们在临床理论上的相似与区别有助于澄清他们各自的立场。

克莱因虽然在理论上远离了经典精神分析，但在技术上却保持了十分正统的精神分析传统。实际上，克莱因学派曾经被批评在治疗边缘性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患者时过度使用传统技术。克莱因的主要技术创新在于早期深度解释（early deep interpretations）的使用，经常以原初幻想语言来表达。此外，投射性认同机制的概念使克莱因及其弟子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情感体验作为患者体验的指示器。反移情不再被看作治疗的阻碍，而被看作分析情境中临床数据最重要的来源。

费尔贝恩对经典精神分析的激进修正也导致了心理治疗技术的修正，不仅不再重视解释的作用，而且更强调患者与治疗师之间的真实关系。只有当移情让路，代之以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友好的、现实的关系时，分析才能说是成功的。

温尼科特也避开对解释过强的依赖，但是相对于培育一个好的真实的关系，他更重视病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必须得到尊重。解释的功能不再是告知信息，而是提供一个外部现实（分析师）以供病人在自己的创造中使用。温尼科特不关心技术上的正统做法。他认为分析师的功能就像够好的母亲，提供给婴儿所需的东西，不是爱或满足，而是适合病人在此时的需要。可能在某一点上是沉默，这样病人能够维持分析师不在场的幻想，这可能是分析师的恨的直接表达或是一种关心的姿态，甚至是一种俄狄浦斯的解释，要视病人和环境而定。

在临床理论上，温尼科特提出的“退行”是又一个重要但引起极大争议的领域，而巴林特也提出了自己的关于退行的理论与技术。他称其为“旨在进化的退行”，他和温尼科特一样，将病人退行的重要性强调为用其他方法不能获得信息来源的途径。巴林特将退行思想整合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基本过错》（1968）之中。他提出退行至少有两个目标：本我或驱力的满足，以及通过客体对自体的确认。因此这是心灵内部和客体之间的现象，在此状态 中，解释通常没有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客体关系维持重要。对他来说，在分析情境中创造和维持一种原始的关系主要是允许基本过错失活，能在更成熟的客体关系形式中复原，产生一个新的开始。巴林特认为退行状态类似于原初爱的最早期阶段原始的未分化环境。当然，巴林特把退行区分为良性的和恶性的。良性退行是渐进的、温和的、缓和的，它的进程依赖于患者的忍耐力、创造性地整合随之而来的焦虑的能力。在这种退行中，分析师的敏感性和认可使患者能够忍受这种缺乏组织的体验，并使焦虑保持在可控制的限度内。相反，恶性退行是轻率的、极端的，自我还未成熟便被创伤和不可控制的焦虑所淹没的退行。这种焦虑阻碍了客体关系中基本过错任何有效的再造，而且重新创造和强化了基本过错，而没有为治疗创造条件。要培养良性退行状态的发展，巴林特提出分析师应当避免看上去无所不能，避免解释一切，忍耐病人的见诸行动与移情性投射，而不立即予以解释使其消失。只有当退行状态结束后，解释才是必须的。

比较温尼科特和巴林特在治疗性退行上的观点，可以看到，温尼科特描述了一种退行——退行至依赖；巴林特区分了两种类型——良性退行与恶性退行。温尼科特关心的是真实的处置退行病人，而巴林特关心的是分析师不过分炫耀的本质。温尼科特通过利特尔描述了长时间对病人的身体抱持，而巴林特只允许短暂的手指或手的相搀。温尼科特用多种多样的术语描绘分析师的状态，如“够好的母亲”、“母亲的抱持功能”以及“促进性环境”等，而巴林特将其描述为“不可破坏的原初物质”（indestructible primary substance），如空气、水、火、土。巴林特所称的“针对满足的退行”和“针对认可的退行”类似于温尼科特对于“客体母亲”和“环境母亲”的区分。二人都强调了退行经历中相互分享的非言语方面，以及只有病人结束退行后才能完全理解并解释。

尽管在理论和气质上温尼科特都更接近客体关系理论家，但是他反对把自己明确归为某一派别。可能他对矛盾的喜爱以及对游戏的需要使他避开全面的理论陈述。不管是什么原因，可以一致认同的是，温尼科特确实一个“原创者”。

摘自郗浩丽老师的著作《客体关系理论转向：温尼科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