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²，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³；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⁴。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⁵，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⁶。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⁷，以及人民、谣俗、性质、作业⁸，则以汉兴，海内为一⁹，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¹⁰，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¹¹。两举庶民经业不凡¹²，而中别之。前所称农田树畜，乃本富也¹³；后所称贩鬻僦货¹⁴，则末富也。上能富国者，太公之教诲、管仲之整齐是也¹⁵；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赣、白圭是也¹⁶。计然则杂用富家之术以施于国¹⁷，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¹⁸。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试所长”许之¹⁹；猗顿以下²⁰，则商贾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赣、白圭也。是篇大义，与《平准》相表里²¹，而前后措注²²，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赜而不可恶也²³。
    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²⁴，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²⁵，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²⁶，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邪²⁷?
    

  【注释】

1货殖传：即《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货殖意为经商，语出《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货殖列传》记叙了春秋末年至西汉初年的富商大贾范蠡、子贡等人的事迹以及各地的经济资源、生产情况。
2“春秋”二句：意指孔子著《春秋》制定的作文“义法”，是司马迁首先指出来的。方苞提出这一见解的依据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原文为：“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公之获麟，约其文辞，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但实际上此处所谓“义法”，乃指“仪法”，是准则的意思，并没有方苞所谓的文义、文法之意。
3“言有物”：出于《易?家人卦》象辞：“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意即君子说话，能够言之有物；君子做事，能够持之以恒。
4“言有序”：出于《易?艮卦》象辞：“言有序，悔亡”。
5是：此，这。凡：概况。
6因：顺着。利道：引导。“道”通“导”。
7支凑：物资的出产汇聚。
8性质：人或事物本身具有的能力或作用。作业：生产。
9海内为一：天下统一。
10征：表明。
11审：清楚。类：分别不同的情况。
12庶：众多。
13本：古代儒家重农轻商，认为农业是本
14鬻：出卖。僦货：租赁，借贷。商业只是末。
15太公：即周初政治家吕尚。吕尚姓姜，名望，一说字子牙，俗称姜太公。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前期齐相，主张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桓公尊之为“仲父”。整齐：使之整齐有秩序，用作动词。
16朱公：即陶朱公，春秋时越国的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离开越国去齐国的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易名陶朱公，因善于经商而致富。子赣：即子贡，为孔子弟子，来往曹、鲁之间经商，遂成巨富。白圭：战国时周人，富商。
17计然：春秋末期人，有人认为就是越国大夫文种，曾提出富国七策。《史记?货殖列传》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
18侪：并列。
 19“能试所长”：《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赞白圭等人的话，原文为“能试有所长”。许：称赞、肯定。
20猗顿：战国时大商人，以经营盐业起家，与陶朱公齐名，并称“陶猗”。一说猗顿本为鲁人，陶朱公教以畜牧，他到猗氏(今山西临猗南)大养牛羊，十年致富，故名“猗顿”。
21《平准》：即《史记?平准书》，记述汉初至武帝一百余年间财政经济发展情况，因重在说明币制变化及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的均输平准，故名《平准书》。
22措注：安排布局。
23赜：深奥。可恶：意为杂乱不通。
24左氏：即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史官左丘明，相传《左传》为其所撰，唐后学者多有怀疑。《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明、体系完整的编年体史书，方苞对此书甚为推崇。
25《礼》、《乐》、《封禅》三书：即《史记》之《礼乙书》、《乐书》、《封禅书》。
26“则于其言”句：意谓寓义法于杂乱无章之中。表面看似纷杂繁乱，其实详略得宜，繁简适度，结构井然，极有章法。
27“岂所谓”二句：《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意思是说，孔子修《春秋》，写到当代国君鲁定公、鲁哀公的事，在表达批评之意时，多采用微辞即隐晦含蓄而不直言。方苞引用这句话，旨在表明：司马迁写《封禅书》、《货殖列传》等，往往要涉及当代之事，因为有所顾忌不便明说，只好也像孔子那样，以“微言”出之，因此表面看来，行文有点“杂乱而无章”。
    

【导读】

    方苞的“义法”说是桐城派古文理论体系的基础。“义法”的内容是什么?方苞在多篇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完整的解释出现于《又书货殖传后》一文。在本文中，方苞明确指出：“义”为“言有物”，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为“言有序”，指文章的艺术形式，“义”为经，“法”为纬，两者统一而为成体之文。在具体论述时，方苞首先借重《易经》为自己的立论张本，说明“义法”的含义及“义”“法”之间的关系；接着详细地分析了《史记?货殖传》的内容与篇章结构的关系，指出：“是篇大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由此，他得出结论：《史记?货殖列传》看似记事繁杂，实际上“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这主要是因为司马迁能从纷繁的材料中，准确地把握其性质，选取最能反映事物特征的材料，分门别类，安排得当，才使得《货殖列传》详略有度，井然有序。所以《史记?货殖列传》是方苞“义法”说最好的范文。
    值得注意的是，方苞对文章“义法”的总结，基本上是在史传类文章的范围内进行，他尤其推崇《左传》、《史记》、《汉书》、《五代史》及韩、欧的文章，认为其中“义法”皆显然可寻。为了给学文者指出一条古文写作的路径，给予他们以具体、切实的帮助，方苞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先后撰写了《左传义法举要》、《史记评语》、《史记注补正》等，对其中精妙之处加以圈点评识。《史记?货殖列传》与一般传记不同，它不是记叙个别人物的生平，而是叙述同一类人物的活动，以及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写法上也不拘泥于传记体的形式，而是以论说为主，历史事件和人物只被作为证据引用，堪称司马迁所写传记中另一类型的代表作。
    (方宁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