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历代文人敬仰的典范，是古代士大夫的精神领袖，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的崇高精神一直启发和激励着读书人。
有思想的人，大多不会被世人理解，所以，即使在文人治国，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的宋代，范仲淹也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几多宦海沉浮，理想与现实矛盾重重，他仍砥砺前行，不忘初心。
人以群分，范仲淹那么优秀，朋友圈里自然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范仲淹说“君子不独乐”，“惟德是依，因心而友。”他交往有原则，不杂乱，义以为上。范仲淹非常仰慕当时的诗人林逋，林逋隐居西湖孤山，不仕不娶，植梅养鹤，自谓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两人书信往来，神交很久。任职杭州时，范仲淹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林逋，虽相差二十几岁，但二人志趣相投，谈诗作画，论家国情怀，从此结下冰雪友情。
晏殊是范仲淹的伯乐。晏殊其实比范仲淹还小几岁，他天资聪慧，14岁就考取进士，出名早，做官也早，因为情商智商都很高，晏殊的仕途顺风顺水。
范仲淹从寒儒成为进士之后，一直在基层勤勤恳恳地工作。母亲去世，他辞官守丧，居于应天府，当时晏殊任职应天府，他早听闻范仲淹精通儒家，怀报国之志，于是邀请范仲淹执掌应天书院。范仲淹不负期望，把自己的母校管理的井井有条。后来晏殊升职枢府，又举荐范仲淹做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晏殊欣赏范仲淹，但对于范仲淹耿直的脾气，却很无奈。范仲淹曾阻止仁宗为太后庆生，还多次上书太后让她退休还政于仁宗，这样的做法让晏殊感到颤抖，他害怕连累到自己，于是提醒范仲淹慎重。范仲淹坚持己见，还写了一封信给晏殊，以此表明秉公直言，永不改变。晏殊对范仲淹，又爱又恨，又没办法，该提携还是提携，谁让自己惜才成瘾呢。
范仲淹与欧阳修是一对忘年交。欧阳修年轻时就崇拜范仲淹，是范仲淹的粉丝，他曾经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上范司谏书》，得到范仲淹的赏识，并成为“庆历新政”的支持者。
和范仲淹一样，欧阳修一生遭三次贬谪，其中两次都与范仲淹有关。第一次是“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他的“朋党”也受到牵连，被贬做了夷陵县令。
多年以后，两人都复履新。范仲淹任职开封府，因为质疑朝廷的干部选拔制度，并把矛头指向宰相吕夷简，因此遭到吕的打压，被贬出京城，朝廷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言事。
高若讷任职司谏，不但不为范仲淹说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欧阳修不顾朝廷诏令，写文表达愤愤不平的心情，这便是史上怒骂庸官不作为的名篇《与高司谏书》。结果可想而知，欧阳修二次被贬。
不久，范仲淹又被启用升职，他邀请欧阳修来自己身边共事，此时，欧阳修却婉言拒绝了。他说：“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可同其进也。”意思是，我当初支持你是钦佩你的为人，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我还是安心做我的小县令吧。患难与共，不慕荣华，这样的友情，真是难得。是为“历经苦难此情不改，岁月洗礼看清人品”。
范仲淹被贬饶州时，妻子病故，处境艰难，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好友梅尧臣写了一篇《猛虎行》，借猛虎来讥刺陷害范仲淹的奸佞，“大老虎”一词的寓意是不是从那时衍绎出来的呢，有待考证。
一边写《猛虎行》，梅尧臣一边又写了《啄木》和《灵乌赋》送给好友，《啄木》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害虫，却害了自己，《灵乌赋》劝诫范仲淹，说你不要做乌鸦，要做报喜鸟，要多说好听的话，恭维的话，才能避免灾祸。
范仲淹则写了首《灵乌赋》，很霸气地回答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当然，滕子京是范仲淹众多好友中很重要也很特殊的一个，正是出于对这个六次被贬却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仍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的同学的鼓励，范仲淹才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得以把自己的光辉思想传给后世，激励后人。
同气相求，将益润身之德。所以，好的友情让人进步，更能升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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