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通讯】1982年的乡村见闻：一个名字引出的故事

涂阳斌

10月初，秋高气爽。我到彭场公社王市口大队采访青年农民汪苕货舍身救人的动人故事。社员们多次提起汪苕货支助过一个名叫金磉墩的青年农民。磉墩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便去找他。

刚出门，迎面走来一壮实汉子，提着两只螃蟹、两包花生米、一瓶二锅头。我向他打听金磉墩，他爽快地说：“我就是！走，到我家去喝一杯！”

    “你为什么叫磉礅呢？”我好奇地问。他笑笑说：“这里面可曲折呐！解放前，我们家仅有的一间烂草屋，被一场大水冲了个一干二净，祖父只好把一家人搬进了破庙里，风扫地，月点灯。他老人家做梦也想有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就给我们几个孙子取名磉墩、柱子、砖子、晶晶，祖父说，我家有了磉墩、柱子、砖头，还愁盖不起一间亮晶晶的房子。”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后来有房子了吗？”我追问。

 “说来话长，我们家先后在17户人家勉强借住了10多年，人多，只好在人家堂屋里开地铺。一年里头，最多的搬过四次家，父亲发牢骚，说，被子都搬‘肿’了。1964年，我们家才借人家的屋山墙搭了个人字形的草棚。8口人，住不下，祖父又在棚子后面搭个小窝棚。1974年，我要结婚，自己动手板了1万多块土砖坯，盖了个泥巴屋，一下小雨，就不敢在泥巴屋里住了。1980年，党的政策好了，分配多了，副业收入也多了起来，我花2000多元盖了二间新瓦房，四间厨房，搭在别人墙上的小棚子也翻修成了二间新瓦房。这不，过了年，再给小弟砖子盖二间新瓦房。

   “这下你祖父该高兴了吧！”我说。

“可惜他老人家前几年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们的新瓦房！”磉墩说。

“你们家哪来的这么多钱盖房子呢？”我问。

 “主要是农业收入，加上爱人做缝纫，我在企业上当采购，收入也不错。不瞒你说，我爱人的缝纫手艺在方圆几十里是有名气的。前些年“割尾巴”，当队长的老父亲从媳妇‘开刀’，把媳妇的缝纫机贴了封条，爱人和父亲吵翻了，好几年不说话。三中全会后，爱人带了四个徒弟，开了个服装加工厂，我也从企业里回来，当家庭工厂的采购和推销员。我们每年向国家纳税200多元，自己的收入也不错，日子可红火啦！”

 “年收入有多少呢？”我进一步追问。

 “姓金的，快回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想来是磉墩的爱人了。磉墩走上前和女人嘀咕了一阵子，女人便热情地邀我去她家喝酒，磉墩只字不提他的收入是多少，估计是“妻管严”。

经过“盘问”，知道磉墩家有手表4块，缝纫机4台，自行车2辆，收音机3台，落地电风扇1台。

吃了饭，我告辞。不再追问磉墩的收入有多少？

（原文载1982年10月20日《荆州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