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表现500年前明代安顺手工纺织的重要文牍

丁武光

前些年读嘉靖《贵州通志》，卷十一《艺文·普定卫》载有王杏七律一首，中有联句：“村舍机梭人学织，黉宫灯火士论文” ， 便被这500年前村舍学织与学宫夜读相印衬的场景所吸引。整首诗写得很美，一气呵成。作者策马安顺城头，暮霭微雨中，触景生情，欣然命笔，叹道“此亦民风堪多採”，直至午夜时分。

 王杏为嘉靖十三年（1534）贵州巡按御史，万历《黔记·宦贤列传》称其“英风竣节，一时凛然”。其功绩之一在于奏请贵州制科,开本省乡试之始，结束诸生附试云南的艰阻，为嘉靖一朝文教大兴奠定基础。这里，且不论其目睹文庙灯火下士子研读留下的那份欣喜，就村舍传来的机杼之声就提供了一个重要讯息，即早在明代中期，中原的手工纺织技术就已经在安顺这块土地上出现。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讯息。诗句的背后可能隐含着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过往。所幸的是，这种“村舍机梭人学织”的形象化的描述，在嘉靖年间的另一篇重要文牍《训耕织文移略》中得到了印证。该文同样出自嘉靖《贵州通志》，收入卷之十《经略》，是一篇在全省推行纺织技术的专文。

该文作者刘大直同样是嘉靖朝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任贵州巡抚都御史，万历《贵州通志·名宦》称其：“光明俊伟，有大节，具文武才”。在任期间，惠政种种，“极力整顿百务，立保甲法，令民自相防范。规劝为善，以塞盗源。土人不知纺织，为颁式制具，延工师教之。他如清屯田，练士卒，省驿递。甫六月卒，士民至今思之。”

刘大直在任时间与王杏相去近二十年。王杏诗中所言安顺一地村舍学织的状况，此时已成风习，并取得初步成效，《训耕织文移略》正是将其视为示范，将这一具有“富庶军民”意义的新兴手工产业在全省推广。

《训耕织文移略》原文约800余字，层次清晰，文辞简约，义理明晓。因篇幅有限，不在此全文转载，摘其内容要点阐述如下：

第一，现状分析。该文先从“耕”与“织”两个方面分析了贵州自然环境的局限和生产力低下的状况，认为“人”是导致贫困落后的主要因素。“地非不耕也,稼穑无土,农而抛荒之土恒十之三”；“人非不织也,蚕织鲜女工,而游闲之手恒十之七”。种种陋习“虽风土之相沿”,皆因“未始立法督训以教戒之”。对抛荒地土,已案行召种, 更俟期来年或有小效, 但“独桑绵织紝之业,未行督训”。由此引出推行耕织技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二，通过对全省各地访查，贵州能行织布之法的，各府中仅有都匀、思南、程番(惠水一带) 三地, 而各卫中只有普定而已。其它地方“概未之闻”。 这里所说的“普定卫”，就是今天的安顺。提出由省布政司转行各地,督责各府、卫所属州、县广为告知军民人等，俱要多方植桑养蚕、种花纺绵,顾募织绢、织布机匠,“尽习织紝之业，自享衣被之体”。 改变人力怠惰,风俗偷安的状况。为了督行其事，责成地方官对犯了官司笞杖无力的人犯或量行责治人役,可分别轻重，罚令栽桑若干,以赎刑责。

第三，对如何推行栽桑养蚕、种绵织布之法，该文提出，依照《教民略要》, 首先拟订简易可行法则, 使各地遵照督训,务使“丘陵坟衍尽桑绵之植,阛阓屯寨匝杼机之鸣”。

对织布技术的培训及推广，提出以下具体措施：

1、从普定卫(今安顺)选取机匠十名赴省,动支官银制造绵车三百架, 由每位保约长各领绵车一架并学员二三十名，交由普定卫选派的机匠一名, 言传身教，用心传授技艺，直至学成。

2、要求培训过程中择日将教学场地“俱于各户门首纺织,以便众人看习,尽知纺织之艺”以此广为宣传，让众人皆知其利，以期产生更大效应。

3、培训出的新一批机匠，即发回各府、卫,以一传十，十传百，次第举行,务期广收成效。如果绵车数量不够，令各地自行照样成造。

4、培训结束，对通晓织艺的机匠、负责组织施行的保约长通行犒赏。

从上可见，刘大直以《训耕织文移略》提出一系列措施，最终落实到纺织技术的培训和推广上，其意图在于，以普定卫选派的十名纺织技师，对各府、卫参训人员培训，将纺织技艺在全省推行，这无疑是一务实能尽快产生效果的方案。

需要提及的是《训耕织文移略》所用文体，属古代官方文书中的一种，单称“移”或 “移书”、“移文”。一般指官署之间、平级官员之间正式使用的文书。刘大直官居巡按都御史，正二品，由朝廷差遣点派，所谓“代天子巡狩”，有查察整饬吏治等的职责。“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该文所涉各项，皆属地方政事，主管为布政使衙门，故文中有“又经案行布政司转行守巡等道,督责各府卫所州县掌印等官” 字样。

《训耕织文移略》施行的情况如何，因无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很难详述，但从文中所述内容看，起码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即早在明代中期，手工纺织业就已经在安顺出现，并在全省发挥先导作用。这一发现，比清代乾隆年间的相关记载早了200年，与清晚期安顺的鼎盛时期相比更是早了300年。其意义是多方面的，这一可能改变贵州经济结构的举措，对整个明代后期的经济社会必将产生重要影响。联系清代安顺纺织在全省的一以贯之的领先地位，《训耕织文移略》为我们探寻地方经济发展的历史源流提供了重要依据。

附：

训耕织文移略

刘大直

照得军民必富庶于衣食之足,衣食恒足裕于耕织之勤。《周礼》太宰任民曰“农生九谷”,曰“化治丝枲”,皆所以足衣食也。贵州一省地非不耕也,稼穑无土,农而抛荒之土恒十之三；人非不织也,蚕织鲜女工,而游闲之手恒十之七。耒耜慵而镖弩之习乖, 杼机废而毡裸之俗陋,至饥寒迫而寇盗行,毋怪乎佩犊衣鹑,委壑蹈刃而不暇乎礼义之治,斯虽风土之相沿,亦在上者未始立法督训以教戒之也。除抛荒地土,已经本院案行召种,虽各府卫承委官员奉职举行，回报者才十之三,计其认纳粮米亦四千二百三十石,更俟期年或有小效,嗣图塘堰之修,以免旱涝之虑亦可矣。独桑绵织紝之业,未行督训。

访得贵州织布地方,府惟都匀、思南、程番,卫惟普定而已。其树艺桑麻化治丝枲之习,概未之闻。岂各府卫织纺,人性独异于都匀、普定等处,而桑麻之植又独与中土异哉?亦上之人未始开财之道而图之,与下之人未始闻生财之要而享利之乐耳。相应处教训树艺、织紝之略,以图富庶军民。又经案行布政司转行守巡等道,督责各府卫所州县掌印等官,悉行开谕军民人等,俱要多方植桑养蚕、种花纺绵,仍顾募织绢、织布机匠,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尽习织紝之业，自享衣被之体。或人力怠惰,风俗偷安,各该官司凡有笞杖无力人犯或量行责治人役,分别轻重罚令栽桑若干,以赎刑责。栽桑养蚕、种绵织布之法,俱查照《教民略要》条件,或访求简易法则黏单附案发行,以凭遵照督训,务使丘陵坟衍尽桑绵之植,阛阓屯寨匝杼机之鸣,民生以之遂,盗贼以之息,风俗以之美,教化以之行。期验举行之实，去后为照。

省城军民督训宜先,所有机匠合行查取。为此案仰本司即便转行普定卫，选取机匠十名赴省,及动支官银制造绵车三百架,拘集城市关厢,保约长一名,领绵车一架,或二三十名共领机匠一名, 用心教训,各该军民情明日期,俱于各户门首纺织,以便众人看习,尽知纺织之艺,其绵车不敷,议令自行照样成造,以一传十之法。通晓之日,机匠、保约长通行犒赏,机匠即发回卫,仍原行多方植桑养蚕,次第举行,务期成效,均体教训军民,以图富庶之意。

(引自嘉靖《贵州通志》卷之十《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