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顺民国名校志(1)

丁武光

(贵州省立安顺中学    中央军医学校   黔江中学 普定建国中学   三一小学 立达中学 基督教内地会乐育高等学校  天龙小学)

贵州省立安顺中学

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由科举制度下的儒学教育向现代教育迈进的过渡期。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二日，清廷下《兴学诏》，谓:“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停科举、兴学堂”即为既定国策推行全国,安顺府及所属州、县、厅随之奉办学堂事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安顺知府瞿鸿锡派学官庭植宗与郡绅吴文萃、顾炳麟等筹议,拟将府属凤仪书院（今二小址） 改为“安顺府官立中学堂”，在学政试院设分堂,瞿鸿锡兼任学监。随即向省布政司衙门请领牙帖，从经营烟土、洋纱、皮货的商家附加捐税,以充办学经费。是年,中学堂即由书院更名而成,学生仍为原书院生员。顾炳麟任“中学”教习,授《经》《史》策论。罗少清为“西学”教习,授《算学》诸科。开办不久,问题接踵而至。新学与旧学有本质的差别，书院受科举所支配，以讲“经”为主，即便教授技能，也不过是《九章算术》之类。学堂则不同，实行“中体西学”，“中西学兼修”，学科设置及教学内容会产生巨大变化,相应的办学设施、师资需求都存在很大缺口。加之原定经费来源受阻,所征银钱远不够开支。学堂试办一年即宣布停办。

宣统二年（1910），瞿鸿锡续任安顺知府,遂令劝学所总董的黄元操筹议学堂续办事宜。9月22日筹办处成立，瞿鸿锡亲任处长。自此，筹建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经黄元操与各方面筹议提出几项措施： 

（1）提请省提学司改变原定安顺、兴义合办中学堂一所的原案，由安顺府、县会同府属其他州、县、厅等“八属”,即安顺府亲辖地、普定县、镇宁州、永宁州（今关岭县）、安平县（今平坝县）、清镇县、郎岱厅、归化厅（今紫云县）等，独立建中学堂；

（2）学堂重新择址，利用科举废除后闲置的学政试院（即考棚），经改、扩建后为中学堂所用。原按“兴学诏”所定的凤仪书院，专作“公立两等小学堂”用；

（3）经费问题。经预算约需银6000两，由府、县合担2700两，其余平坝、镇宁等“六属”各担550两，第一年筹银2400两，以后分五年按预算收集；

（4）成立“筹办处”，各属（包括府、县、州、厅）选派一人常驻。“筹办处”处长由知府瞿鸿锡担任,主持所有筹建事务。

从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周全而可行的方案。目标明确，责任清楚，经费来源有据，办事人员有了保证。

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一开始改建学政试院，将“考棚”礼堂拆穿后壁连通上房，改为学堂大礼堂，新建阶梯式理化教室一个，普通教室二所七间，又拆头门外官厅，移至西院改建为校长室。一切均在一个较为周密的规划下进行。

学堂改建仅19天，是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九月十四日贵州响应宣布独立，九日十七日安顺集会响应。清廷被推翻，各级官府随之停止运作事项。不久,黄元操因选任贵州省民国政府公职，八属各州县厅派驻人员离去，筹建工程暂停。

这一时期,学堂虽未建成,却留下了一件十分珍贵的史料,即宣统三年（1911）制定的《安顺八属公立中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七章二十六节，那怕在今天看，也是一篇思路清晰、构思严谨、内容较为完备的办学纲领。以“学科程度”一章为例，其学科设置与程度要求，在类型上竟然与现代教育无多大差异。学堂分文科、实科，“实科”相当于今天高中的理科,学制均五年。根据文、实二科的不同要求课程设置各有侧重，分“通习课”和“主课”，并按不同进度开设外国语、中国外国地理、中国外国历史、植物学、动物学、数学（包括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微积分初步）、物理学、化学（包括有机、无机化学、矿物化学）等。物理化学均开设实验课。而学堂开设的国文课，传统儒学经典只保留《春秋》《左传》节本和文法、古诗歌，且每周文科10学时，实科3学时，而外国语每周竟安排10学时，并强调：“欲研究专门之学，须先精通外国语，故此科为中学最要之功课。”

由此可以看出，一所中学堂的新建，从主读儒学圣贤书到多门类多学科的开设，再到相应的设施和师资的配备,该经历何等巨大的跨越。

民国三年（1914）十一月，民国实行县制后，安顺改府为县，曾经与黄干夫一道创办“达德学堂”的贵阳人凌云，受命为民国安顺第一任县知事，已经停工两年多的“安顺八属中学堂”的续建遂成急务。此时,原府与各县州厅的属管关系已不复存在,原定“八属”共建，实际已难进行下去。凌云一接手，当机立断，改“八属”合办为安顺县独立承办。如此一来，因办学主体的变化，学堂也定名为“安顺县立中学堂 ”。

凌云委派王亮周具体操办，按原规划组织施工,增建教室，将考棚号舍改建为学生宿舍。很快工程完工，“安顺县立中学堂”落成，凌云欣然命笔：“乐观厥成”四字，悬于大礼堂。王亮周任校长，徐廷煊任学监。1914年3月12日正式招收第一期学生40人。

从第一期到第四期是学堂开办的初创时期,按民国二年教育部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中等学堂学制为四年,学生年龄段在14至17岁。学堂自开办,每期一班,到1917年规制完备,在堂学生160人。

这一阶段,作为办学实体,师资与西学教学设备是基础。学校聘请贵州优级师范学校毕业的黄德懋及周克锦、刘世泽、范介鑫、柳惠希等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担任教师，所缺英语教师暂聘基督教堂外籍牧师充任,并筵请了象黄鸣銮、郭春帆等一些地方宿儒组成国学班底。为解决西学必备的教学仪器,1913年凌云致电在北京参加国会会议黄元操,转道上海,为筹办中的安顺中学堂购买理化仪器及生物标本。在上海，得到上海参议员、商务印书馆陈叔通先生支持，以半价购得，并历时数月运到安顺。

1915年，也就是学堂开办的第二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安顺，校长王亮周决定在校园内树起警世碑。随着“勿忘国耻”碑在校园升起，也就昭告了这所学府在民族兴亡的漫漫长路中应该承载的负荷。

由“学堂”到“学校”称谓的改变,是办学八年之后的1923年。教育部在济南召开学制会议之后,次年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又称《壬戌学制》,效法美国“六三三”制:即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该年,学堂经历了民国教育学制调整,易名“安顺县立初级中学”。此年中,黄椿年、罗朴山、周伯超三先生相继出任校长。聘王述尧、封忠锐、邹武城、张时俊、倪纯波等任坐教席。周伯超先生是任可澄的学生,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深受“教育救国”民主改良思想的影响，立志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他在安中任职时间虽然不长,却是学校教育思想向现代教育迈进的标志性人物。

 1927年贵州省教育厅将全省划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学区,每一学区重点办好一所中学。学校由省接管，并易名“贵州省立第四中学”。钱安适先生任校长。1930年正式将学制改为三年,扩大规模为五个班。1935年学校扩致六个班规模,是年再度易名,改称“省立安顺初级中学”。1936年黄国权先生接任校长,自此,先生将其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地方的教育事业。

黄国权先生是安顺人,民国十九年(1930)考入北京朝阳大学，学生时代追求民主、进步，毕业后回到安顺,立志以教育振兴家国。他曾两度出任校长,在他的执掌下,学校风气为之一新。一方面学校管理严格,于教干学,皆严谨崇实。另一方面,又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先生于人于事所持包容态度,宽厚坚毅的仁德精神,曾经为后继者效法,直至五六十年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在黄国权先生两度出任校长的中间几年,叶玉岩先生担任校长。叶先生是福建建瓯人,大厦大学毕业,曾师从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曾任大厦大学校长),因其推荐,于1940年到任。当时,正是抗战时期最艰难的时期,叶玉岩与了之前任职不到一年的吴沧达均为沦陷区流亡学者。叶先生在任五年,把抓学校管理、突出学业质量作为立校根本,安中也因此享誉全省。他任职期间,一批南迁的“下江老师”聚集校园,一时间人材荟萃,皆以这西南小城为用武了之地,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打破了地方封闭，以其全新的理念、学识和品格,感化并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使安中在壮阔的民族文化南迁大潮中又一次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些教师抗战胜利后皆陆续返乡,悄然消失,从现存资料中,我们乃至不能找到他们每个人的确切原籍地,只能从当年学生的零星回忆中留下粗略印象。他们中有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冷德隆先生、桐城经学名家严霞龄光生、著名国画家、南宁美专校长朱培军先生。其他还有袁卓明、徐仲良、吴家谟、吕哲夫、曾庆延、陈元柱、方毓梓、刘立中等十几位。叶玉岩先生最后一个离去,返闽时,竟身无分文,得戴子儒、邓羲之等工商界贤达资助才得以成行。

1942年学校增设高中,重新命名为“贵州省立安顺中学”,这一称谓一直廷用至1949年12月。次年,学校由安顺专署接管,改名“贵州省安顺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