瘠苦虽甲天下  璧品自生辉光

——陇中历代诗词综述（一）

■尚  军

“陇中”无疑是一个地域概念，多用以泛指甘肃中部地区。作为重要的地域概念，“陇中”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晚清重臣、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九年（1870）二月上朝廷的一份奏章中，有所谓“陇右中部”“籍境苦瘠，甲于天下”之语。此后，“陇中”一词主要作为一个地域文化和地域经济的概念，开始被人们较为广泛地使用于历史地理和文学艺术范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侯丕勋、历史文献学教授刘再聪在所著《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中说，陇中“是一个得名较为晚近、具有方位特征的区域性地名。……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名称，而后又变成政区名称。”若就广义而论，所谓“陇中”泛指今平凉市的崆峒区、静宁县和庄浪县，天水市的武山县、甘谷县和秦安县，定西市的通渭县、陇西县、临洮县、渭源县、漳县、岷县和安定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市、临夏县、康乐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族自治县和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白银市的白银区、平川区、靖远县和会宁县，兰州市的永登县、皋兰县、榆中县、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和红古区等30多个县区。就狭义而言之，“陇中”指今定西市的六县一区，即通渭县、陇西县、临洮县、渭源县、漳县、岷县和安定区；若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考察，至少还应该包括今兰州市的榆中县，白银市的靖远县、会宁县，平凉市的静宁县，以及天水市的武山县、甘谷县、秦安县等，共十四个县区。这里所要论及的“陇中历代诗词”，仅就今定西市六县一区的古代诗词而言。

一、文人创作出现之前的陇中古代诗歌概述

（一）《诗经·秦风》相关篇目与陇中有关的歌吟

 陇中历代诗词的发展历程是曲折而艰难的。若要谈及其渊源，还得从《诗经·秦风》说起。我们知道，《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先秦时期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为《诗三百》），西汉时因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为《诗经》并沿用至今。关于《诗经》的收集和编选，一般有三种说法：一是王官采诗说。关于采诗说，虽然先秦古籍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汉代学者大多认为周代是有采诗制度的。旧题春秋鲁国孔鲋所撰《孔丛子·巡狩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载：“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东汉刘歆《与扬雄书》亦称：“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得知采诗制度应该是存在的，而《国风》《小雅》中的民歌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起来的。因为在古代言语不通、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官府有目的性的、大规模的采集，《国风》《小雅》中那些遍布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民歌才能够汇集到王廷中来，而采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汉书·食货志》)。二是孔子删诗说。这种说法最早见载于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据说先前原有古诗3000多篇，孔子根据礼义标准编选了其中的300多篇，整理辑录出了《诗经》，但唐孔颖达、南宋朱熹、清朱彝尊、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据《左传》所载，孔子不到十岁时即有定型的《诗经》，公元前544年鲁国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所奏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故此，现在通常认为《诗经》是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当然孔子后来也参与了这一整理过程。三是诸侯献诗说。此说认为，当时天子为了“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朱熹《诗集传》），遂下令诸侯献诗。有《国语·周语》所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诸语足可佐证之。

甘肃中部部分区域先秦时期隶属于秦国领地。《诗经·秦风》共有十篇，依次为《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终南》《黄鸟》《晨风》《无衣》《渭阳》《权舆》。其中《驷驖》《车邻》《小戎》《蒹葭》诸篇，均描写秦人东迁前在今秦州区、甘谷县、武山县乃至陇西县一带的活动。如《驷驖》是一首狩猎诗，应该说与秦地（即陇右）密切关联。《毛诗序》谓其“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圃之乐焉”。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有功，始被周王封为诸侯，后又西逐犬戎，遂拥有岐、丰八百里之地，为秦国日益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秦襄公的武略自有值得称道之处，而狩猎历来即作为君王讲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诗所述反映了当时秦国的强大。该诗叙事、写景高度浓缩，以突出典型场景和主要人物，并善于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瞬间和细节，因而虽只是窥豹之斑，却能使人想见全豹，其艺术概括力是很值得借鉴的。另据考证，《诗经》中叙写狩猎的名篇有二，即《大叔于田》与此篇，前者反覆铺张，以繁见长，后者精要省约，以简著称，而这恰恰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手法，也体现出关陇文学的简省特性。再如《小戎》篇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诸句，唐孔颖达疏引《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故《秦诗》曰‘在其板屋’。”诚所谓“陇中瘠苦甲天下，历代何乏好诗家？上古先民早有吟，板屋心曲入秦风”（拙作《陇中千年诗史放歌行》）。

（二）汉乐府诗《陇西行》盛赞陇中“健妇”形象

在众多的汉乐府诗中，赞美女性形象的诗篇很多，其中不乏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位的经典作品，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羽林郎》等，这些名篇佳作分别塑造了刘兰芝、秦罗敷、胡姬等栩栩如生、聪明贤惠的女性形象，讴歌了属于那一时代的女性文明。在这些专门继承屈原楚骚“香草美人”传统题材以塑造女性形象的名篇佳作中，有一篇讴歌陇中地区妇女的篇目，它就是以陇上名城陇西命题的《陇西行》。

《陇西行》属于汉乐府诗中的《相和歌辞·瑟调曲》，全诗三十二句，均以五言出之，是汉乐府诗中较为成熟的作品，是从群众集体创作五言诗向文人五言诗过渡成熟时期的作品。其诗曰：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

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

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

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

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

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

清白各异尊，酒上正华疏。

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

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

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

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留稽。

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

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

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

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全诗塑造了一个从容大方地招待宾客而迎送有礼的“健妇”（此谓刚强自立的妇女）形象。从全诗内容可以看出，之所以认定《陇西行》是以陇中人民特别是陇中地区妇女为题材，究其原因有三：一是诗的题目采用了陇中历史名镇陇西的名称。陇西历来是我国古代西北重要的历史名镇，是军事要地和商贾聚集地，是陇中地区乃至陇右地区（即甘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以“陇西”为民歌之题目，很好地说明了陇中地区的人文盛况和民俗风情。二是从“氍毹”这一特定事物名称可以证明。“氍毹”一词，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注解为“毛织的地毯，陇西（今甘肃东南部）一带多用以铺地”（《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从而可以说明这首民歌出自陇中地区。因为当时“氍毹”是西域产品，中原（皇室、贵族除外）大多地区还没有这种东西。三是从诗中的民俗风情可以佐证。如“请客北堂上”就是形象再现了陇中地区人民热情好客、待人以尊为贵的品行。陇中人民待人就是首先把客人请在向北的客房以示尊敬和重视，这一直是历来陇中人民所恪守的优良传统礼仪之一。

《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自诗歌被当作教化人民的工具以来，即有“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篇》）；“观风俗，知厚薄”（《汉书·艺文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大序》）；“正得失，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等诸多诗教之说。作为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景观和诗歌新范本的乐府诗，一直是愉悦人民、教化人民、讽谏劝戒的文学素材和生动教科书。正是基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故《陇西行》在盛赞陇中地区人民，主要是妇女招待宾客从容大方、送迎有礼的行为，生动地再现陇中地区民风淳朴的同时，也为陇中人民树立了一个学习和效仿的标杆，劝戒人民以达到“温柔敦厚”的审美意蕴。

那么，《陇西行》究竟塑造了陇中地区一个怎样的“健妇”形象呢？诗中“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这四句是对“健妇”形象的高度概括。“亦胜一丈夫”，这在封建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如此盛赞一个低阶层劳动妇女，又是何等的难能可贵。“齐姜亦不如”，所谓齐姜者，指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姜姓女人，历来以聪明能干而著称于文史，《诗经·陈风·衡门》中就以“岂其取妻？必齐之姜”的诗句来赞美齐姜女人。况且诗中所讴歌的“健妇”还胜似“齐姜”几分，可见当时人们对陇中妇女的由衷赞美和礼遇有加。

（三）唱叹有情、感慨深沉的政治抒情诗《采薇歌》

《采薇歌》最早见载于《史记·伯夷列传》。其诗为：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伯夷、叔齐是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墨脱初的长子和幼子。历史上表彰这两个人，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不贪权势。孤竹国君生前拟让位于幼子叔齐。在他去世后，叔齐让于长兄伯夷，但伯夷不受逃去，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逃去，王位便由中子继承。故晋代吴隐之诗《酌贪泉》说：“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二是反对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在逃离孤竹国之后，前去投靠西伯姬昌（周文王）。但姬昌已去世，其子姬发（周武王）起兵讨伐商朝的末代君主辛纣。《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可见伯夷、叔齐兄弟俩是以家庭内部倡“孝”、庙堂之上倡“仁”来反对武王伐纣的。而在周朝建国后，宁可饿死，也不愿为周朝出力。这在历史上被认为是“舍生取义”的典型，因而备受后人称赞。孔子说他们“求仁而得仁”，是“古之贤人”（《论语·述而》），韩愈更作有《伯夷颂》专文加以颂扬。《采薇歌》即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之前的绝命辞，与其“叩马而谏”武王伐纣的进言，同是最可足以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言辞。

 歌词首句中的“西山”，指首阳山。首阳山，在甘肃省渭源县境内。这是伯夷、叔齐隐居并最后殉身的地方。一、二两句直陈登上首阳山的高处采薇充饥。薇，即巢菜，俗名野豌豆，蔓生，茎叶似小豆，可生食或作羹。这两句用赋体，字句平浅，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却包含有决不与周王朝合作这一态度鲜明的抉择。所说的是采薇这件实事，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纸“耻食周粟”的宣言。三、四句以议论出之，说明不合作的原因。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义而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却并不以此为非。以上几句是伯夷、叔齐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场和态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对新建立的周王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下转入全诗的另一个层次，写个人的历史性的悲剧。神农、虞、夏时代都是历史上的圣明之世；说神农、虞、夏转瞬即逝，其用意在于反衬自己的生不逢时，由于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立足点而充满了失落感。“我安适归矣”，故意用无疑而设问的语气，增强了感慨的份量，正与《诗经·魏风·硕鼠》的“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的写法不谋而合。结尾两句是无可“适归”的延伸和发展。唐人司马贞疏曰：“言己今日饿死，亦是运命衰薄、不遇大道之时，至幽忧而饿死。”（《史记索隐》）可以想见当伯夷、叔齐吟唱至此歌结尾时，虽已气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抢地地大声唱叹，但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声音很小甚至不甚连贯，仍然是会动情地顽强而长久地回响在首阳山的山涯水际。

《采薇歌》是一首袒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议论风发的政治诗。全诗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议论中渗透着卑视鄙弃周朝的强烈感情，在“我安适归”与“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隐含有同周朝势难两立的清晰判断。作品用语简洁，结构转折自然，首尾呼应，一气呵成，而风格质朴，于平实之中却不失流利。总的说来，这是一首表现较为成功的歌谣体的小诗。至于如何看待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归根结底，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评价武王伐纣的问题。孔子从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实际上，这是对武王伐纣的正义性的否定。从政治上看，褒扬伯夷、叔齐，等于是在提倡忠于一家一姓的愚忠，是符合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与历史的进步格格不入的。在这一点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见解十分高明通达。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孟子虽也多次称颂伯夷，但仍给予“伯夷隘”（《孟子·公孙丑上》）的不客气的批评。所谓“隘”，也就是器量太小，只求洁身自好，不能容人容物，也就是一种经过精心修饰的个人主义。上述孟子的几段话，是对伯夷、叔齐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则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而不能以人民大众的爱憎为爱憎，从而站在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辞）的对立面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同时也可看作是对这首表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心迹的绝命辞《采薇歌》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评价。这样看来，这首《采薇歌》尽管唱叹有情，感慨深沉，但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评价，却是并不值得加以肯定的。  （待续）

 说明：此文足篇16万多字，拟以《陇中历代诗词概述》专著形式出版。该简缩版近6万字，自2012年第3期起在《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分六期连载。阅读、评论均可，请勿随意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