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四月她到了预产期便住进县人民医院（即现市人民医院）待产。四月十八日，我在公社门口三米多高的墙上写庆祝九大开幕的大幅标语，邮电所的朋友徐xx老远就大喊：“xx,xx！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老婆生了个儿子！”我连忙从梯子上爬了下来，准备到城里去。他却笑喜喜的说：“还没有生，骗骗你的。”4月26日真生下了一个儿子。时值九大闭幕，就取名为旭。待产及产后，由我母亲倍同并服侍她。我母亲，箩大的字不识一个，常年累月呆在深山的家，默默的为我们兄弟姐妹奉献了一生。很少出门，我还不知她以前有没有进过城。对外面狠多的事和物自然陌生，就连几条街道都不熟悉。她挑剔地说母亲这不懂那不会，买点东西要老半天。母亲服侍她够尽力和辛苦的了，一个小脚婆婆不识字、地方不熟、语言不通、已够难为她了，怎还能说三道四？我心中着实不高兴。过了好几年，儿子都七、八岁了，母亲才和我说晓红骂她苯等等。如当时和我说，我肯定不会饶她，免不了吵闹，或许还会闹翻。母亲是多么的通情达理！后来我发现她似乎瞧不起我们家的人，我的兄弟姐妹及亲戚来我这她都没有好脸色给人家。因她没有奶水，更因她上班工作很忙，只得把儿子托付给奶妈带。在此期间我们闹过一次矛盾。因有了儿子，增加了开支，我要她少给点钱她母亲家中。她不肯，和我吵了一架。事后我自己也觉似乎过份了一些。儿子给奶妈后，我让她到我老家去过，土话叫“做三母”。我从塔山借了一辆平车拉她到板桥，然后乘汽车到洞口，我父亲和堂兄用毛竹扎了个担架把她抬到了老家。那时家中生活比较艰苦，没什么好的菜，也谈不上什么营养不营养。她就一直记在心，常常念叨，耿耿于怀。儿子由奶妈带了一年，母亲为了我们节约开支，便把他带到山里去带了。我逢休息日回家去看看他。记得约在儿子六岁的一个夏天，接到家里一个电话，说是他得了脑膜炎。当时已天黑了，我从药房里拿了三瓶盐水、六支磺胺嘧啶（当时治流脑的特效药），向公社文书xxx借了辆自行车就回家了。经过她那里和她说了这事，她也急，要倍我去，我不要她去。她既担心儿子，又担心我深更半夜的骑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家赶，到家时是夜二点钟了。敲门时父母都没想到我会连夜赶回来。其实卫生所的医师早已用药了，病情早已控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