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老家草根树皮充饥，有人饿死，我全然不知。父亲来信只字不提，而我却36斤定量一月，有时还不够吃。每月十七元生活费，有时还不够用。至今想起仍愧疚不已。1962年水电站停建下马，技校亦解散。学生被送到当地农场劳动。我也到农场去劳动了。被分配在养猪场。天天就煮饲料喂猪。在一起的几个职工对我都很照顾，重活不叫我干。那时粮食不够吃，煮饲料时有番薯，我们就在那煮熟了的饲料中检那番薯吃。我忍受不了那样的工作和生活，便于二月回家了。回到了家才听父母说起    60年的困苦。没有粮食吃，大家都挖野草吃。野草都找不到时，吃玉米衣、吃棕榈子，更使人难以置信的是吃观音土（一种很细腻的泥）！我一个按辈份应叫大娘的就饿死了。她的一个儿子（堂哥杜仁福）当时在部队，作为军属都未能得到照顾，那时的艰苦可想而知。我回家时已经好转了。1961年中央对农村的政策改了后，农民有自留地，粮食已开始有余了。先是山区粮食有余，而平原地区仍是缺粮，那一年，外面的姑娘往山里嫁，一担番米换来一个老婆的事几乎每个村都可以听到的消息。第二年平原地区也好起来了，以后就很少听到有外面的姑娘嫁山里去了。就在61年，弟弟明德就休学在家参加农业老动了。那年他才十三岁。听父母说是学校里有很多臭虫，他受不了那个苦而自己不肯去。而后来听明德弟说是家里供不起他念书，要叫他回家帮助干活。当时他念初一，是在石梁初中，迫不得已才回家参加劳动。究竟是谁说的是事实，我没有、也不想去核实。但明德弟十三岁即参加了农业劳动，就为父母分担生活重担了！本来应是长子的我的角色却落在了他的头上。在以后很长的日子里，直到如今，我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他，总想如何去回报他，但却无法回报。一直于心有愧。听父母说他常常一个人在那深山里劳动，挖地、锄草，不声不响（在那深山，一个人，和谁说话？只有和树、和鸟儿！）默默的做，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一想起这些事，我总感到莫名的惭愧。                   回家就只能参加农业劳动，别无他路。因从小很少参加劳动，觉得非常的吃力和艰苦。特别是挑担，人家挑一百多斤我只能挑五六十斤，两肩还磨得通红。记得，一次和父亲到沐尘（村）去挑谷（粮站买的供应粮。注：山区属缺粮区，国家有分配的供应粮），来回约六十里。我只挑五十斤。上坡就气喘嘘嘘，几步就一歇。要翻过一座山，上坡十余里，下坡七、八里。在一个村边，父亲看我实在吃不消的样，只会摇头，就把我的谷子倒些他的担子里。我轻了，可他却重了。到家时，两肩通红通红。后来，车通到了双桥，粮食到双桥去买了。路近了许多。我也去挑过几次。劳动时要穿草鞋，穿草鞋脚便起泡，那会劳动？人们说的“郎不郎、秀不秀”，那时我就像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