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到金华师范就读。头一回坐上了火车，头一回到金华。在学校里，记得有一回从教室去食堂的路上，有一个人在用抽水机从井里往外抽水。我感到好奇，便去问为什么抽水。他说一支钢笔掉井里去了。我说一支钢笔掉下去还这样大动干戈？买一支不就得了。他说这支钢笔叫“派克”，是金笔，要一百二十元一支。当时我门一个月的伙食费才八元钱，我一年的伙食费还不够买他的一支笔！我吐了吐舌头，同样的一支笔我们用的是五、六角一支，而他一支笔的价值居然是我们的二百多倍，头一回知道同一个物的价值有如此大的差距。也知道了人之间贫富的差异。在金华师范读书时，有件事还记忆犹新：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看完走出电影院在大街上，一个同学只感到胸前动了一下，他一摸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的东西没了，当时他反应极快一伸手就抓他身边走过去的一个人，只抓了一条围巾，那人却飞也似的跑了。幸好只是一本学生证和几斤粮票，没有钱。当时我对那小偷的本事真有点佩服，在大街上这么多人，众目睽睽之下能将人胸前的袋子中钱偷去，真是偷技非凡。                            当时，教师的职业被人瞧不起，待遇低，吃粉笔灰，我也受其影响而不愿继续就读。1960年春节，堂姐妃霭知道了我的心情，她和我说：：“如你真的不愿再读师范，到时我给你想办法”1960年4月堂姐给我来信叫我去她那里读技校，并寄来了粮票和乘车的路线图。我当即和同学彭忠仁商量，决定离校。我俩收拾了行装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学校。我回到了家里，又会同他从衢州乘火车，先到了鹰潭，又转车到南昌，然后乘汽车到柘林。记得在鹰潭下车约在晚上八点左右，我俩街上逛了一圈便回到了车站，打算在车站过一夜，车站服务员因我俩没车票（侯车须凭车票）就将我俩赶了出来。我俩就在车站附近一辆平车上趟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乘车走了。到南昌，当时在我心目中似到了一个圣地，八一南昌起义在脑中印象太深了。就在南昌逛了一圈，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给我的印象却是又小又旧，没大城市的气派。我俩又乘汽车到了柘林。我姐就在柘林水电站做电工，她带我们到技校去报名。就这样，既不须户粮关系也不要其它手续只凭一张初中毕业证（我的一张是临时毕业证书）便进了柘林技校读书了。先是学内燃机。因文化程度不一，全校统一考试，重新分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四种考卷任挑一种，初小的分到钳工班和电焊班，高小的分在内燃机班、初中和高中的分在电工班。我考了高中的试卷。当时全校考取高中试卷的只四人，我是其中之一。电站工程局要将我们抽到工程局去当干部使用，我们几个人都不愿去，于是将我们分到了电工班，就又改学电工。柘林技校的学生来自全国，真可谓是五湖四海。广西有一个叫陶庆浩的和我很合得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各自回到了家乡，还通信联系。后来渐渐通信少了失去了联系。还有一个电工林永康老师和我也很要好。他送我一张七寸的照片（在当时是很大的了）至今还保存着。还又上虞的两个女生和我也很要好。可后来都失去了联系。在技校时开始知道用功了，所以门门功课都满分。但又谁知学到的却是（以后）学无致用的电工理论知识。                                         

柘林  技校设在一个小山坳边。有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夏天水还冰凉。洗衣洗澡都在小溪。体育课、劳动课后汗淋淋的就跳进溪内洗澡。初时无‘感觉，后来洗完澡腿部就痒了（溪水就到大腿）。谁知竟得了不治之症：叫夏季性皮炎。这个病名还是请浙医大的教授（一次，浙医大的教授带了一批学生在市人民医院实习，找到了他）看过后才知道的，他当时就说治不好的，果如其云。如当时有中医知识便不会得此病了。内经有云：“汗出见湿，乃生痤痱”。    在技校时，有件事几乎改写我了的人生道路。以前我非常爱好乐器，从小学了二胡、笛子等乐器，且非常喜欢。上学、放假都带着，几不离身。父亲还曾说过我：你是念书还是打算坐后台（剧团乐器伴奏的叫后台）？把这些东西都带着？其它如小提琴、口琴、三弦、锁呐等样样会且有一定的水平。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一曲“二泉映月”和笛子独奏“早晨”，轰动了全校和电站工地。当时工程局正筹建文工团，局长指名要我到文工团去。校长通知我，我不愿去，又哭又赖，校长无奈也只得罢了。当时初中毕业时填报了音专的志愿，此时有机会却又不去了。不是命运的安排又当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