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15/mw690/ba2e4471tcf14780f44ce&690作品说明：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也可算作是我走上文学这条路的起点。

对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

                    ——解读《边城》

郭大章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作家。他出生行伍世家，长于湘西边城，只具有高小文化却孤身闯荡都市，而且在大家云集的现代文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沈从文一生创作颇丰，而三十年代又是其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边城》就诞生于这个时期。

    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它是作家创作的一首美好的抒情诗，一幅秀丽的风景画，也是支撑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的坚强柱石。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地处川湘黔三省交界处边城茶峒的一个美丽、凄凉而又古朴的爱情故事。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兄弟俩相约唱歌让翠翠选择。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也为了成全弟弟，遂外出闯滩，不幸遇难。傩送悲痛哥哥的死，驾舟出走了。疼爱翠翠并为她未来担忧的外公终于经不住如此打击，在一个暴风雨之夜阖然长逝，留下了孤独的翠翠。翠翠守着渡船深情地等待着那个用歌声把她的灵魂载浮起来的年轻人，但文章的结尾却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诚然，作者用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旨在提供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想象空间，但很显然，作者又是在刻意营造一种悲凉的气氛，给予了这个古朴的爱情故事一种强烈的悲剧内涵。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社会事件曲折起伏，社会心理矛盾复杂，革命文学的思潮袭击了文坛，对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作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势。左翼作家注目于社会历史之“变”，而沈从文却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1]大搞其“独立性”文学，体现出非常特别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非主流的，也是非思潮的。沈从文的文学既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党派文学，也不是商业气味十足的文学。对于他来说，文学抒写的是一部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小说《边城》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写成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认为这是沈从文在疏离、逃避现实，反正笔者不是这么认为的，笔者认为，这不仅不是作家在逃避现实，相反还是作家在关注现实，在揭露现实。沈从文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2]作者的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与《边城》相对立的，正是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这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情景，两者都是作家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对心灵深处“人性乌托邦”的建构。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象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则是真实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他笔下所表达的游子对自然的渴望与回归，满怀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感人的诗。作家笔下的灵山秀水其实是心灵与生命的栖所，也正是沈从文为自己设置的最后的真正精神家园。中国现代文学拥有一种悲怆的底蕴，自然世界充当作家心灵的折射，更多的呈现出历史的沉重。在沈从文那里，对记忆中乡土的怀念和追忆不过都是一种对现世生活的抵触和反抗，即作家内心对都市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疏离带有明确的反抗意味。无论城市和农村，都是作为作家心灵世界的对照而存在的，作家的心灵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时候，不是他们放弃了社会斗争的参与及思考权利，或者无视现实苦难对人的戕害，以逃避的姿态实现个人内心的宁静，而是作家选择了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深处对世界独特的感受和期待。笔者认为，这应该就是沈从文创作《边城》最原始的动机吧！

    沈从文说他写《边城》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的主意并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而是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3]这可以理解为创作《边城》的动机，也可理解为是《边城》所要表达的主题。主题和动机本就是不可分的，动机是为了表现一个主题而产生的创作欲望，而主题则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所要表达的主题。沈从文的这段话看作是《边城》的主题更为合适。《边城》所要讴歌的本来就是这种博爱精神，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自然之间的爱。沈从文认为“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4]这种表现人性之“常”的创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创作是亲人性的，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的。他在创作中正是高扬着这种道德意识去抨击现代异化的人性，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这构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永恒的主题。

    在《边城》明净底色所构筑起来的“湘西世界”中，沈从文从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把自我饱满的情绪投注到边城子民的身上，突出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由于对过去人生形式追忆的茫然和对现实人生形式探索的失落，沈从文用理想之光照亮了湘西边城人生历史图景，创造了完美的人生形式。《边城》就是通过一个古朴曲折的爱情悲剧表现了对理想人生形式的追求，唱出了理想的生命之歌。在沈从文眼中，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既包括了古朴的人性，更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现了作者的自然主义生命观。在小说《边城》中，沈从文将湘西下层人民的生活方式提高到了一种“生命形式”来展现，正是他文学主题的关键所在。虽然，这实际上是一种贫穷、落后、文明程度十分低下的生活，但是很显然，沈从文并不是推崇这种生活，而只是赞美湘西人这种对待“生命”的态度，这态度就是相对于都市生活的认真，认真到显出生命十足的庄严相，以及庄严美丽遭毁灭之后显出的悲剧性质。天保与傩送两兄弟对翠翠的爱是一种不带任何杂质的质朴的爱，边城之中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友好和睦的关系，然而，这种和谐的关系实际上是脆弱的，当傩送认为哥哥的死与老船夫有着紧密联系时，这种关系就轰然倒塌，从而直接导致了最后悲剧的发生。

    人与人之间的可变性很大，沈从文似乎更喜欢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来诠释理想的人生形式。“《边城》以大自然的色彩描绘了纯真的爱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和平共处的人类形象。通过男女纯真的爱情故事，赞美淳朴善良的心灵，描写出美丽的人类情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和平共处的原始共同体的生活。该作品通过人类与大自然的交融追求抒情式美学。并且，在该作品中出现的人物都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与他们以及命运紧密的相关在一起的。”[5]这种与现实生活构成一种对立的，正是作家理想的自由心境，是对终极价值的渴望，同时也是作家向内在自我的回归。很显然，自然在作家的笔下决不仅仅是为了刻画人物、推动情节的需要而存在的，更多的是作为生命体验的基础而存在，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作家生存理想的一个潜在的远景。在《边城》中，古拙的湘西风情既是健全的人生形式借以寄托的不可或缺的背景，又是这一理想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女主人公自然柔美的性情与清新的外在环境浑然一体，诗一样的意境宁静悠远。沈从文刻意营造的深远冲淡意境，着笔落墨在田园牧歌之上，带有鲜明的人性乌托邦的色彩。当生命与自然和谐的交融在一起，现实世界的缺憾就被有意识的忽略，自然就成了作家理想蓝图的现世摹本。《边城》“是以乡土生活为依据的象征的抒情。在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与事件的叙写里，展示了饱蕴着作者激情的理想世界。”[6]沈从文在《边城》中熟练地运用抒情笔法展示纯美、质朴的自然，这一个努力方向其实是对完美人性的渴求，也既是说，在残酷的现实之上，自然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化的存在被完全凸现了出来。沈从文的内心崇尚自然主义生命观，《边城》生死反思始终在自然之中，与自然和谐共振，同为一体。湘西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对照城市生命的压抑，形成了批判性结构的合一，很好的诠释了沈从文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人生哲学。在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所呈现的完善的人性，是超越现世的理想化的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

    尽管沈从文是一位从湘西山水中走出来的作家，他也还是广泛地吸收过外国文学的汁液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既然这样，笔者想在这里把《边城》与外国文学作品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以便更好的论述作品的主题。在《边城》中，女主人公翠翠以女性形象作为与自然相互映衬的主题，体现出了中国传统阴柔美学范式的余脉。同西方作家相比（如海明威《老人与海》人与大海的搏斗；杰克.伦敦《热爱生命》人与自然的生死较量）沈从文对自然的处理上更多的是柔情和无奈，这种无奈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对生存苦难的隐忍和逃避。这也说明，沈从文对自己内心所建构的理想人生形式还是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疑虑。

    沈从文来自中国的边远底层，是三十年代“京派”的代表作家，其作品追求艺术的健康与纯正，多在乡村与都市的对照中建构自己的审美天地，具有乡野的平和质朴之美，可归结乡土小说的范畴。沈从文虽然身在都市，可他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7]沈从文的这种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的角色认知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小说的题材取向。实际上，沈从文的小说可归结于“乡土小说”，也体现出了一种地域文学的特质（地域文学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也是一种强调回溯过去的文学）。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创作所体现出来的精神特质，是一个与他魂牵梦萦的湘西一样神秘，美丽，强悍而又难以常态规范的世界。他与“湘西”这一对概念的组合，虽然可以归结为“地域文学”范畴，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作家与地域文化联系的模式，“湘西”与沈从文的联系，是作为一种独特的价值选择而存在的，它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地域、风俗乃至民族等一般性文化的含义，而是沈从文特立独行且带有某种边缘性的文化价值选择。

    在这里，笔者不得不提到一位同是湖南湘楚文学代表的当代著名作家韩少功。韩少功同沈从文一样，都把自己定位为“乡下人”，这实际上是使自己的作品在打量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保有“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韩少功的许多小说也被归结为“乡土小说”，然而，这与沈从文所表现出的“乡土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笔者在这里把二者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试图凸现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真正内涵。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乡土小说”是一个历史的文学概念，它以农民为主要关照对象，以农村生活为基本描写内容，以农民的命运与出路为艺术思考焦点，强调小说的“地方色彩”与“风俗画面”（乡土小说研究的权威学者丁帆认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就在于“风俗画面描写”和“地方色彩”，缺少这二者就不成其为乡土小说。）[8]从文本中体现出对乡土的强烈依恋感和亲切感，但最终，它们却是以“改造国民性”为旨归的，这就奠定了其基本格调。在韩少功的“乡土小说”中，虽然我们可以体味到浓浓的乡情，但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作家真正思念的并非故土，而是他们在乡下流逝的青春岁月以及与这些岁月相伴的特殊人生体验。这种“乡恋情结”与沈从文的怀乡之情有着本质的差异，况且，韩少功的“乡土小说”还远没有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深度。而沈从文的《边城》则不同，小说的主要精力在于表现湘西世界如同化外人一般的“生活史”，它们是被排斥在正统的书面历史之外的，几乎停滞不前的。这种从历史的沉落地区，从弱势人群发出的声音注予了小说深刻的人文内涵。它通过人性世界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的探讨了人生，讴歌了健全的人生形式，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伦理道德角度去表现人性之“常”的独立自足的艺术系统，从人性角度去寻求重造民族品德的门径。更为重要的是，沈从文的小说在探索理想的人生形式时贯注了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继承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观念和“改造国民性”的传统。虽然《边城》借以展示现代理想图式的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乡村世界，只能对照病象、探索病因却很难令人信服地直接化为变革现实的力量，但这已经触及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改造民族性格的基本命题。在《边城》中，沈从文所要追求的就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崇尚的是自然主义生命观。

    下面，笔者想就《边城》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沈从文所追求的是理想的人生形式，他醉心于自然状态的人性，他“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9]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沈从文在《边城》中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女主人公翠翠是“爱”与“美”的化身，茶峒的青山绿水赋予了她清澈纯净的性格。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爱，显示出了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其他人物如天保的豁达大度，傩送的笃情专一，老船夫的古朴厚道，顺顺的豪爽慷慨，杨马兵的热情质朴，这些都从某一方面展现了沈从文内心理想人生形式的内涵。甚至对作为这些人物活动的背景，作者也还是浓墨重彩地渲染了茶峒民性的淳厚。然而，笔者却认为，隐藏在这种淳朴民风后的乃是一种饱含小农经济意识的典型性农民特色。作品中的“乡下人”，其道德风貌与人生形式与过去的世界紧密相连，他们热情、勇敢、忠诚、正直、善良，德行品性纯洁高尚，但是，与此相伴随的是浓重的理性愚昧，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从而导致精神悲剧的发生。我们不仅应看到作者“蕴藏的热情”，更应该看到“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10]老船夫优柔寡断，身上积淀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他对亲生女儿追求爱情的不理解，甚至鄙视，导致了女儿的惨死，后又对外孙女的婚事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女主人公翠翠的确是纯朴的，其人性美也值得赞扬，但是当她面对自己的爱情时，却缺乏足够的勇气去追求，只一味的回避，其最终的悲惨结局不是造化弄人，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这种畏首畏尾，逆来顺受的农民意识的必然产物。傩送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叛意识（不要碾坊要渡船），然而，迫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却以出走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可以说，他这是在逃避现实，不想承担责任。这一切一切的生命悲剧在不断轮回，究其根源就是乡下人理性的蒙昧，小农经济意识的根深蒂固与现代文明的隔绝所导致的理性缺失。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边城》作为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将他的理想用优美而抒情的调子唱了出来。这部小说是沈从文作品中最明丽、最洁净、最唯美的。它是一颗晶莹圆润的艺术明珠，其人性美与艺术美珠玉生辉，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它是沈从文所精心构筑的神秘的湘西世界的化身，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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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沈从文文集》第9卷，第254页。

[2]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7卷，第4页。

[3]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5页。

[4]沈从文：《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0页。

[5]朴宰范：《沈从文〈边城〉的原型与表现技法》，国外社会科学（1998.3），第27页。

[6]凌  宇：《沈从文选集：第五卷编后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

[7]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3页。

[8]丁  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9]沈从文：《〈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33页。

[10]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4页。

原载《安徽文学》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