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柴火”与“乡愁”间回望
——读王国良的《杏树疙瘩》
文/龙 庆
王国良的《杏树疙瘩》以极简的诗性语言搭建起意象的张力场，从诗学维度看，其核心魅力在于意象的裂变与聚合——以“杏树疙瘩”为轴心，将物理存在的树桩拆解为承载记忆的符号，又在情感与文化的脉络中重新缝合，让寻常风物成为叩问生命与乡愁的诗性载体。诗中“劈开”这一动作极具诗学深意，它不仅是物理层面的切割，更是对“过去”与“当下”的诗性割裂：斧子落下前，“杏树疙瘩”是蒙语里“胡吉吐莫”的文化具象，是“拴过的马，牵过的牛”的生活锚点，是“挂满星星的苍翠”与“酸甜的采摘”的感官集合，此时的意象是完整的、充满生命力的，承载着村庄的集体记忆；劈开之后，它沦为“柴火，木头”，剥离了所有文化与情感属性，只剩实用主义的赤裸存在——这种意象的裂变，恰是诗人对文化消逝的诗性隐喻，用“断裂感”让读者直面记忆与现实的碰撞。
从语言的诗性编码来看，诗人巧妙运用“命名差异”构建文化与情感的双重维度。“胡吉吐莫”作为蒙语原名，自带民族文化的独特肌理，它不是简单的称谓，而是嵌入蒙族村庄生活的文化符号，暗含着与土地、族群相关的集体认知；而“柴火”“木头”是汉语语境下的功能性命名，剥离了文化温度，只剩工具属性。这种跨语际的命名对比，形成了语言层面的张力——当“胡吉吐莫”被“柴火”取代，本质是民族文化记忆在时代变迁中的诗性消解。更精妙的是“杏树疙瘩”这一称呼的复现：村民“都要叫几声杏树疙瘩”，既非“胡吉吐莫”的完整回归，也非“柴火”的冰冷指代，而是一种情感妥协的诗性命名——它保留了“杏树”的记忆原点，又带着“疙瘩”的残缺感，恰如文化记忆在现实中的状态：虽不完整，却始终被铭记。
在叙事节奏与情感曲线的诗性设计上，诗歌呈现出“沉抑—回升”的闭环。开篇以“劈开”的冷硬意象奠定沉郁基调，“一片绿荫的遗址”“再也找不到”“失去了”等否定性表述，将文化消逝的痛感层层叠加，此时的诗行是克制的、内敛的，却让失落感在留白中蔓延；而到了结尾，诗人笔锋一转，用“白羊的方队”“开满大丽花的牛群”构建出鲜活的生命意象，“一路小跑”的动态感打破了前文的凝滞，“咩咩或哞哞”的拟声词更是将诗性从“物”转向“生命”——最妙的是“像在用另一种语言叫着‘妈’”的诗性转化，将动物的鸣叫升华为对“家园母体”的本能呼唤，这种情感的跃升，让前文的“失去”有了“留存”的出口：即便“胡吉吐莫”的文化符号渐远，“杏树疙瘩”的记忆载体残缺，但生命对家园的依恋、对“根”的渴望，仍会以“另一种语言”延续。这种节奏的转换，不是对“消逝”的逃避，而是以诗性的温暖重构文化记忆的生命力，让“悲凉”转化为“回响”。
从感官意象的协同来看，诗人通过视觉、味觉、听觉的多维编织，让文化记忆变得可触可感。“挂满星星的苍翠”是视觉的诗性呈现，将夜空与杏树融合，构建出静谧而浪漫的村庄图景；“酸甜的采摘”是味觉的嵌入，让“八月”有了具体的口感，唤醒读者对乡土生活的感官记忆；结尾“咩咩或哞哞”的听觉意象，则让沉寂的村庄重新有了生命声响——这些感官碎片的聚合，让“杏树疙瘩”不再是孤立的意象，而是串联起村庄生活的诗性纽带。即便意象经历裂变，这些感官记忆仍会在读者心中复现，形成“记忆的共振”，这正是诗歌诗性力量的体现：它不直接诉说乡愁，而是通过感官意象的铺陈，让乡愁成为读者可感的情感体验。
整首诗的诗性高度，最终落在象征的升华上。“杏树疙瘩”从物理树桩，到文化符号，再到记忆锚点，完成了象征意义的三级跃升——它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而是时代变迁中文化记忆的“见证者”与“承载者”。诗人没有刻意渲染乡愁的沉重，而是以意象的留白、语言的克制，让“消逝”与“留存”在诗行中共生：斧子劈开的是树桩，却劈不开村民对“杏树疙瘩”的呼唤；“胡吉吐莫”或许会被遗忘，但牛群“叫着‘妈’”的生命回响，仍在延续家园的精神根系。这种诗性表达，让《杏树疙瘩》超越了单纯的乡愁书写，成为对“如何在消逝中留存记忆”的诗性回答——而这，正是诗歌穿越时空、触动人心的核心力量。
杏树疙瘩
王国良
用斧子劈开，就会劈开
一棵树的根，一片绿荫的遗址
拴过的马，牵过的牛
再也找不到
那片挂满星星的苍翠
挎着柳筐走来的八月
就失去了酸甜的采摘
失去了透过杏子和枝叶的仰望
被劈开的杏树疙瘩
译成蒙语不再叫胡吉吐莫
只叫木头，柴火
从那个曾长满杏树的蒙族
村庄走过，我都要叫几声杏树疙瘩，胡吉吐莫
而向我走来的，却是
白羊的方队，开满大丽花的牛群
一路小跑，咩咩或哞哞叫着
像在用另一种语言喊着“妈”
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