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如何践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时代命题。光明日报从今天起将刊发三篇述评，深入阐述这些思想。敬请关注！

    1997年,有人问年至耄耋的费孝通,“费孝通”这篇文章将如何结尾?费孝通说:“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就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费老的话显现了他一生勤耕不辍的学术使命和文化担当,而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曲折迂回中,这何尝不是中国文化一直全力以赴要攀越的一重山呢?

    1895年,忧心忡忡的严复一口气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了四篇宏文。在文章中,他说,人们在世事剧变之中,仍不明了“中西事理”的“最不同”,仅将“西人”看作“犬羊夷狄”,事实上,“西治”的命脉乃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甲午战争一役,满清丧权辱国,士林为之震惊,严复所作中西比较的感慨与论断,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化一种满是伤痛的觉醒。

    两位思想家所处时代不同,表述方式也有异,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及其背后的忧患意识却相同。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如何理解他人的文化?两者的特点和利弊又如何?中国文化的来历怎么样?中国文化又该往哪里去?……可以说,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问题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叩击着人们的心灵。

    从早期的“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民族觉醒的历程,中国的文化自觉也由表入里、由浅入深,成为人们思考国家和民族自强、自立与自信的巨大潮流。无论是陈独秀辨析“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还是李大钊概括“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区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抑或是鲁迅倡导国民性的改造,那一时期文化自觉的努力鼎盛一时,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才有了更为厚重的历史感、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宏大的拓展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大解放,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以及其后种种文化自新的努力,一方面继承了前期文化自觉的宝贵意识和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又在既有议题基础上,结合新环境、新问题,阐发新思想、新意义,取得了新成就。如果说,过去的文化自觉因民族危亡而起,多有救亡图存、力挽狂澜的激越与急切,那么今天的文化自觉,则更着眼于现代化所遭遇的全球化趋势,更具一番民族伟大复兴、造福人类世界的胸怀与气度。

    当前,我们身处新时代,文化自觉也应臻于新境界。如何处理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如何对待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一直是文化自觉的两个基本面向。前者在时间的纵深上,继承历史,立足现在,朝向未来,完成中国文化的转型;后者在空间的广度上,保持特色,兼容并蓄,取长补短,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贡献。两个面向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离开了民族与世界的交流,中国文化就难有转型的契机,也缺乏转型的资源;没有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国文化就难以抵挡外来冲击,也无法跟上世界的潮流。